江西
1949年9月，青海湟中县一场群众大会结束后，一名穿着蒙装的牧羊人没有离开。他站在人群边上，盯着台上的党旗看了很久，随后快步走向县委书记尚志田。这名牧羊人叫廖永和，曾是红军西路军第30军的一名副营长。
“请收留我，我是红军。”
话说得很急，却夹杂着浓重的蒙古语腔调。尚志田一时听不明白，只能找来翻译。几番询问之后，一个沉寂了十二年的故事，才慢慢浮出水面。
廖永和出生于1916年，安徽金寨人。家境贫寒，没进过正规学校，年幼时便替人放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革命队伍进入大别山，底层百姓第一次看见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13岁那年，廖永和参加儿童团。两年后，他正式加入红军。年纪虽小，干活和打仗都不含糊。随着部队转战，他从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基层指挥员，也在四川苍溪一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红军长征和会师之后，廖永和随部队转入新的战场。后来，他参加西路军西征，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九团第二营副营长。那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替人放羊的孩子。
1937年1月，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地区作战。倪家营子一带战斗激烈，廖永和在增援高台的行动中被子弹击中右腿。伤口简单包扎后，他仍拄着木棍指挥部队，没有立刻退出战斗。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部队转移途中。
西路军部队进入祁连山一带后，气候严寒，山势险峻，部分山口海拔超过4000米。负伤的廖永和在行进中体力不支，倒在雪地里。等他醒来时，身边已经没有大部队的踪影。
他没有立即放弃。
廖永和后来与几名失散战友会合，大家凭着残存的粮食和简单装备，向可能的部队方向摸索。走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方向出现偏差。继续同行风险太大，战友们只得留下廖永和和一名通讯员小何，自己设法突围。
这一别，便成了生死之隔。
廖永和和小何在山中坚持了约一个月，饥寒交迫，伤势也不断恶化。当地一名牧民女子发现他们后，冒险提供食物和藏身之处。两人身体稍有恢复，便想继续寻找部队，却被告知外面仍是马家军控制的区域，贸然出走几乎等于送命。
廖永和被带到牧民家中暂避，却没想到对方的丈夫是当地奴隶主。得知他的红军身份后，此人一度想要将他杀掉。幸亏那名女子从中阻拦，廖永和才保住性命，但也被强行留在家中劳作。
从此，他成了没有自由的苦役。
放牧、搬运、干农活，日复一日。吃不饱是常事，稍有反抗便遭殴打。廖永和曾试图逃走，可对当地道路和地形并不熟悉，很快被抓回，随后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支撑他的，不是安稳的生活，而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念头：一定要找到队伍。
1942年，当地局势动荡，廖永和终于寻到机会逃离。他改用“黄”姓，在牧区靠打短工生活，后来与一名蒙古族女子成婚并有了孩子。为了活下去，他逐渐适应了当地语言和习俗，可心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身份。
遗憾的是，长期与外界隔绝，使他的汉语越来越生疏。除了脑海中的片段，他没有证件，没有证明，也没有能够替他说话的战友。十二年的颠沛，让一个红军副营长变成了普通牧民。
1949年8月23日，第一野战军攻克临夏，随后向青海推进。9月5日，西宁解放。消息传到牧区时，廖永和立刻明白，自己等待多年的队伍终于回来了。
但他仍然面临危险。有人知道他曾经是红军，企图将其灭口。几名关系较好的牧民暗中相助，他才躲过追捕，并借朝拜机会前往湟中县。
尚志田把情况上报后，西北军区领导廖汉生亲自了解此事。廖永和脱离部队多年，没人能够证明他的身份，组织自然不能仅凭一面之词作出决定。经过核查和反复询问，廖汉生一度没有同意他立即归队。
这个结果让廖永和十分难过。他说：“组织不要我，我就回去继续做苦工。”
这句话传开后，事情出现转折。组织决定先让他留下，参加地方干部培训。廖永和文化基础薄弱，语言表达也有困难，却格外刻苦。别人学习文件，他就反复请人讲解；别人记笔记，他便一遍遍练习。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组织恢复了他的党籍。此后，廖永和被安排担任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参与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
他没有回到原来的连队，也没有重新走上前线，但那段失散岁月并没有割断他与革命队伍的联系。对廖永和而言，湟中县那面党旗下的相认，既是一次归队，也是十二年苦难之后重新获得身份与尊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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