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能力只是应对庞大的无聊

不装文艺青年了，不研究原生家庭了，不操心人类命运了，不思考人生意义了，不奥德赛主体性前额叶了……

最近，年轻人都变成了“纯过日子人”，主动放弃宏大叙事和自我优化，选择回归具体生活和内心安顿。

在此之前，徐雯已经纯过日子八年了——只不过她不上班。

徐雯曾做过三年记者，2018年辞职后，她一个人，没有固定收入、固定居所，背着两个背包在全世界游荡。她不用AI，不玩社交媒体账号，没有微信群，有七年多，她连写文章都不署名。

相比做一个人，她更愿意做一头健壮的牲口。

云游四海，却深居简出。今年，徐雯终于把自己这八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一个人的地球派对》。

八年生活浓缩成无数个鲜活的、浪漫的、野性的瞬间——

“写快乐很难，假如你能读到三分，那我平时一定有十二分。”

这是一本讲快乐的书。

“谁说人一定是万物的尺度呢？谁说人一定是地球的核心和主宰呢？为什么动物变成人叫进化，人变成动物就叫退化呢？

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变成一只野生动物，会不会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放？”

发出这段“退化论宣言”时，徐雯正身处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厄瓜多尔，十六世纪前与世隔绝、无人居住，1895年达尔文来此地考察，并提出了进化论。

在伊莎贝拉岛的象龟培育基地，徐雯看到了一组有趣的壁画。它是人类和象龟的寿命对比图，当人类的图案最终变成墓碑时，象龟才真正成熟。

因此，墙壁上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人类永远无法看到象龟的一生。”

离开群岛时，徐雯特地去和象龟道别：“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比我更早出生，也将比我更晚离世，所以无论从空间上讲，还是时间上讲，都是我在辞行。”

| 亚马孙部落里的人在河里洗衣服

“她们对我微笑，我忽然意识到在此刻的亚马孙，或许不应该用‘淹’这个词， ‘淹’是陆地的概念，是对水的恐惧与排斥，可是这里的树、动物、人都和水生活在一起，水深水浅是他们判断时节的依据，水是他们的四季。”

发现这一点时，徐雯正在亚马孙的部落里划船。整个村子都被淹掉了，村民正驾驶小船来主河道口割草。绕路时，她发现宽阔的水域上有两个冒头的足球门框，于是判断出雨季的视角比旱季时高了两米多，而与她平齐的位置，其实是树木的腰部或者树冠。

徐雯一边抬头寻找树懒，一边拨开遮挡视线的树枝。她想起前一天傍晚在另一个部落划船，看见四个妇女也正一边划船一边洗衣服。“从船头到船尾，她们挨个排开，一个人划船，另外三个在船里揉搓，又弯下腰在水里清洗。”

就在那一瞬间，她意识到，我们如今使用的很多词语是陆地的产物。

| “在亚马孙睡了三天吊床，我妈看了这睡觉环境，说我是‘旅行圣体’，不怕脏不怕累，能吃能睡。”

旅途让徐雯在进化和退化、陆地与水里、过去与未来之间“颠三倒四”。

去年三月，她从首尔飞美国奥兰多，起飞时首尔是中午12点，十个半小时后到旧金山，时间又变成了同一天的早上6点。时间的总量没有变，但是在刻度尺上，人居然短暂地回到了过去！这一发现足足让她开心了两个小时，两小时后，她又往东飞：

“看看能不能再追上未来！”

她既不遵循工业社会永远向前的线性时间，也不依照大自然循环往复的圆形时间。

她活在一个很随机的时空里，就像往地球仪上扔个飞镖，咻，就成了那个地方突然变出来的东土妖怪——

“理论上讲，我大概率活不到 22 世纪，但在我有限的生命中，能剪辑与自己有关的不同时空，不是一件超好玩的事情吗？”

随性地玩了八年，所有人都以为徐雯很有钱。

“江阴农村，独生女。我不承认自己是富二代，别人都觉得我撒谎。但就像北京上海那么高的 GDP 跟你没关系，江阴的 GDP 跟我也没关系啊。”

徐雯的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在普通企业上班，两人自给自足，徐雯不用担心他们的养老。如果非要讲江阴农村的滋养，徐雯更愿意追溯到童年。

15 岁去城里念高中前，她从小相处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田埂上的马兰、秧苗地里的蚂蟥、初夏时树上的野桑葚，还有睡到半夜打在凉席上的月光。夏天时，西瓜船会一路沿着长江开过来，到了冬天，“穿乡下”会带着他瘸腿的狗来卖甜酒酿。

“我就是没那么野心勃勃，没那么博学也没那么勤奋，我最大的能力只是应对庞大的无聊，就像小时候，我妈在八仙桌上伏案工作，我就在旁边翻跟头，自己给自己数数，一翻翻一下午。”

| 家里的菜园和菜园里的巨型蔬菜

泥土、阳光、雨露，所有事物都在徐雯后来的文字里呼吸：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她不忍心拒绝海浪的声音，在帕岸岛的悬崖小屋，她也不舍得把月光和海风关在屋外。“入夜，一轮圆月从北边的树丛间升起，孤悬在海上。没有往来的船只，没有多余的光亮，世界的形状再古怪，此刻也只剩下一条由月光虚掩的海平面。”

反倒是工作的那三年多，成了一段不得不经历的“弯路”。

在彻底丢掉社会身份前，她打过两份工。2018 年辞职前的冬天，她对工作的怀疑发展到了“与其听人夸夸其谈，不如蹲在地上观察一只蟑螂”的地步。

“无数他人的故事、话语经过了我，我自己却好像变成了一个空谈的场所。”

她不想做世界的观光客，决定去路上生活。她不确定能否靠稿费活下来——五万块，这是她当时身上全部的钱，她想试试。

| 住在帕岸岛的悬崖小屋，不关门不关窗，等日出将自己挠醒

“从出发的第一天起，我就在金钱的制约下旅行。”

一个人、两个包，贯穿了八年。她需要凌晨三点背着 20 公斤的行李走路去机场，半路遇到大雨只能被浇成落汤鸡；住在各种便宜的青旅，光被床虱咬，就经历了五次，最痒的时候衣服都穿不上，只能涂了药膏，光溜溜地把自己晾干；在高物价国家弹尽粮绝，只能天天吃“方便面煮粥”来填饱肚子……

| 四十度的天气没有空调，和跑酷的老鼠睡在突尼斯老城的天台

“徐雯，你想过自己的死亡吗？”

“活得开心的人怎么死都行。”

八年的地球派对，有人来，有人走，不挽留昨天，也不期待明日。迎来送往，离别死亡。

在英国坎布里亚郡的寺庙打工换宿，一起去森林里运木屑的阿根廷男孩告诉她，那个在洗衣房工作的男生留下一封信，说想自杀，然后走了。她猛然记起自己很可能是寺庙里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但那时他们没有说话。

“这里很快就不会再有人谈论马克，而我也会很快忘记他，他在这里的故事戛然而止，不会再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去年 12 月，奶奶去世了，徐雯回家参加葬礼。第十一天，家里做了一场很小的法事，结束后，她和爸妈、两个姑姑牵着家里的狗，在故乡的村子里进行了第一次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最小单位的旅行”。

在那一个小时的现实时间里，徐雯回溯了三十年的记忆。

“四岁以前，后来去过的那些遥远的地方，之于我都还不存在，我唯一熟知的一段路，就是从家到五金厂的这点距离。 …… 那时也有很多外地来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他们统一住在工厂宿舍里。宿舍围墙外常堆着垃圾和粪便，站在三十米外的晒稻谷的野场上都能闻见臭味，可是我还是对里面的人充满了好奇。后来爷爷真带我进去参观过，下工后，年轻人在屋里气势汹汹地打牌。我至今记得那个气味，像坏掉的饭菜，因为不通风，每个屋子都像呕着气的密闭的内脏。 说到底，我后来做的所有事，不过是在归顺从四岁起就伴随我的直觉。”

无法总结的事最后只能被归结为本能：以相应的方式吃和睡，然后做点喜欢做的事，和自己脑子里的怪东西相处。

| 等在 菜园外的狗，名字叫“桂桂”

旅途的空白时刻，徐雯偶尔会想起2008年夏天的那个傍晚。

当时她17岁，陪爷爷在村里散步，家家户户都端了桌椅坐在门口吹风、吃饭，夕阳穿过田埂和路边几棵零星的树，爷爷突然停住脚步，转身问：“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记忆里，她什么也没有说。四个月之后，爷爷被确诊为肝癌，又过一年，他去世了。她没办法再回到那条小路，但如果可以，她想把这本书送给爷爷，然后让35岁的自己回答17岁的那个问题。

“我不知道活着有没有意义，可我也已经不计较这些了。中国人常讲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法激励我，因为我将时间视为唯一拥有之物，而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过渡。

我想活着也并非理所当然，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时候，存在就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可是在那之前呢，又有多少偶然促成了这个结果？活着本身，会不会就是无限死亡里的一个短暂假期呢？

我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故乡的那条小路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站在此时此刻站立的地方，乘兴而来，尽兴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