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政局是相当动荡的,后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革命党人的权力格局重新洗牌,应夔丞也失了官位,回到上海。
但是品尝过权力滋味的应夔丞自然不愿意就此沉沦,于是他又想方设法开始折腾起其他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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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拉起大旗
应夔丞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召集长江上下游的青帮、红帮、公口三帮势力,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
这个江湖组织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其会员遍布上海、浙江、江苏乃至湖北、四川,还特别注意吸收军队中人入会。应夔丞手握这张牌,等于有了跟各方讨价还价的资本。
袁世凯那边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当初黎元洪在湖北查禁共进会的时候,就曾通缉过应夔丞。但袁政府对付帮会的办法不是一味硬剿,而是分化收买。
1912年底,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奉袁世凯之命南下,名义上是处理帮会问题,实际上是要把应夔丞这股力量收为己用。
洪述祖这个人,唐德刚先生评价他是“下流的宵小”,但此人跟袁世凯有特殊关系,据说跟袁的六姨太沾着亲,能直接通到“极峰”。
洪述祖和应夔丞搭上线之后,两人的关系极其微妙。
尚小明教授的研究指出,他们“表面上称兄道弟,实则相互欺骗,相互利用”。
洪述祖需要应夔丞在上海替他办事,应夔丞则需要洪述祖这条线搭上袁世凯,给自己找个新的靠山。
宋教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撞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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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宋教仁到处演讲,对袁世凯来说,宋教仁的主张意味着他的权力要被议会架空。
洪述祖在天津的家里酝酿了杀宋的计划,然后发亲笔信唆使应夔丞“乘机下手”。这里面有个细节,杀宋教仁的主意是洪述祖出的,不是应夔丞主动谋划的。
应夔丞之所以配合,是因为洪述祖先后拿“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这两张空头支票来诳他。
说白了,应夔丞以为帮北京除掉宋教仁,自己就能换个实实在在的官位和好处。
这是一桩脏事,也是投名状。
无法回头
应夔丞自己就是共进会的会长,手下青帮弟兄多的是,找个亡命之徒易如反掌。可他偏偏从会外找了一个卖古董字画的王阿法,又通过王阿法物色到一个兵痞武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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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夔丞这么做估计也是为了避免杀宋行动牵连到共进会,毕竟共进会是他在江湖上立足的根本,他不能拿自己的老本去赌。
应夔丞这种精于算计的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每一步都在盘算自己的得失,却始终看不清棋盘上更大的局。
宋教仁遇刺后,应夔丞的表演堪称拙劣。他没有收敛,反而向国务院寄出那份自造的“宣告文”,试图把水搅浑。可这份东西恰恰成了他杀宋的铁证。
然而案发后不到三天,应夔丞就被租界巡捕抓获,家中搜出的手枪和密电,证据链已经足够完整了。
“狡兔死,走狗烹。”应夔丞大概没料到,自己卖命换来的不是酬勋,而是一把刺刀。1913年夏天,应夔丞趁乱从上海监狱脱逃,躲进青岛租界。
等到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应夔丞觉得自己可以出来要账了。于是他给袁世凯发电报,要求“平反冤狱”,但是并没有回音。
1914年1月,应夔丞干脆跑到北京,通过赵秉钧要袁世凯兑现“毁宋酬勋”的承诺。袁世凯断然拒绝接见,矢口否认跟应夔丞有任何关系。
直到这时候应夔丞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急忙在1月19日离开北京,坐快车去天津。车过杨村,京畿执法处的侦察王兹圃跟上来,用刺刀结束了他的性命。
应夔丞死了,他的遭遇在赵秉钧那里激起了一阵寒意。
当时赵秉钧当时已经改任直隶总督,听到消息后立刻给袁世凯打电话,问是谁杀了应氏。
袁世凯的回答毫不遮掩:“✘✘杀了他!”赵秉钧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此,以后还有谁肯替✘✘做事!”
这句话无疑是揭破了袁世凯伪善的假面,但是老袁和赵秉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余地了。
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吃饭时中毒身亡,七孔流血,跟应夔丞的下场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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