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民族”概念并非自古有之

（声明：本文为纯历史科普分享，不涉及政策时事，不涉及观点立场，坚守正能量叙事，无任何不良引导）

之前野望谷总是跟朋友们谈经济、社会、人物故事方面的话题，今天咱们换换口味，谈一个历史学方面的话题。

先抛出本文即将论述的中心观点——

中华民族自古有之，但“民族”这个说法却不是自古有之，历史上是先有了中华民族，尔后才有了汉、满、蒙、藏、回等具体民族；

“民族”作为一个舶来品概念，发轫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晚清年间，它是从日本经由大思想家梁启超之口传回国内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才被广泛接受，迄今不过100多年历史而已；

至于我们都熟悉的“56个民族”的说法，更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才最终形成。

下面我们就展开来谈。

【一】

“中华”这个说法，的确源远流长。

中华的“中”是指四方之中、以己为中，强调在地理上位于天下之中，区别于周边的蛮荒四夷。中华的“华”是指华夏文明，《春秋左传正义》里说：“华夏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唐律疏议》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中华”。可见，自古以来“中华”就跟“中国”是同义词。

二者的区别仅在于，“中国”侧重从地理角度形容，“中华”侧重从文明角度形容。章太炎所谓“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不论是中国还是中华，都不涉及从肤色、血缘、历史角度进行区分，因而中国古代也就不存在“民族”的概念。

在汉语中，“族”约等于“类”，指称物品时使用“类”，指称人类时就使用“族”了。所谓“族”，指的就是有聚居特征、有亲属关系、可集结成伙的一群众人。

在古代，“家庭”以亲情和生活为纽带，“家族”以财产和门阀为纽带，“宗族”以产业和宗法为纽带，“氏族”以姓氏和信仰为纽带，“胞族”以聚落和团结为纽带，“部落”以文明和武装为纽带，“种族”以肤色和基因为纽带——以上这些概念都可以视为某种层级的“族群”，它们从小到大依次被包含，身处某个族群里的人就可以被称为“族人”。

但是，古代的各层级“族群”概念都没有民族的意义，只有族属、族类的一般意义。古代典籍中的确有把“民”和“族”连贯在一起使用的情况，但那都是文言文语句凝练所造成的巧合，并不存在“民族”这个世间公认的词汇。

从“族群”到“民族”，尽管所指代的具体人群对象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民族却比族群多了一层政治学、历史学方面的色彩。光讲族群时，人们不会往政治和历史的方面去联想；只有讲到民族时，人们才会不由自主地赋予它在政治和历史方面的重量。

一直到近代，汉语中都没有诞生出“民族”这个概念。毕竟古代中国位于四方之中，华夷之别下是万邦臣服，中华文明普照东亚大地，所以古人并不存在使用“民族”来指代整个中华的现实需要。

对此费孝通曾说，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因此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中国的民族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发生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后。

【二】

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传统王权国家一个接一个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共和制政体的现代国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特征就是“民族建国”。

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民族”这个概念所囊括的人群对象远远大过“王族”和“贵族”，不同国家的人又可以借助民族主体性来宣称各自主权、明确彼此边界。因此，资产阶级通过主张民族建国，对上可推翻王权，对下可团结民众，对内可凝聚共识，对外可抵御欺侮，“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就此应运而生了。

当时，已经明治维新的日本受西方思想冲击很大，日本人很快就接受了“民族”——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西方舶来品，并直接使用了汉字中的“民族”二字作为对应英语单词“nation”的标准翻译。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民族”一词诞生于日本。

在19世纪末期，日本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躲过清政府的追杀，逃离到了日本，此后梁启超在日本一连滞留了14年。

此前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王权国家普遍是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独尊某种“国教”学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来构建国家和凝聚国民，那么现代国家应当靠什么呢？正当苦苦思虑之际，梁启超意外发现了“民族”——这个既新颖、又传统的词汇。

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借用民族学说可以“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因此，民族主义和民族建国思想完全可以作为拯救中国、振兴中国、团结中国、重建中国的一大法宝。

由此看来，梁启超口中的“民族”就是专门运用在民族主义、民族建国语境下的，假如没有民族主义、没有民族建国，那么也就不存在“民族”这个概念了。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这也是首次有中国人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在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世界也国之独立”；“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以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这是梁启超首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看来，“民族”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宣扬民族主义、号召民族建国、呼唤启迪民智、动员救国救民而服务的，“民族”这个词语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功利现实主义色彩。

1901年，梁启超通过《中国史叙论》一文详细论述了中国民族与世界的数千年关系演变历史，这是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

也就是说，“中国民族”这一概念诞生的时间要早于“中华民族”，梁启超在试图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中国人这个偌大群体时，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

同时这也说明，“民族”一词起初被使用的语境场景，重点在于梳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梳理一国国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强调一国之内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里的“海”指海洋，意在向海图强，“齐”指古代齐国，齐国临海而被视为“海国”，这是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

可见，“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诞生的时间要晚于“中国民族”，是先有的“中国民族，后才有的“中华民族”。

从“中国民族”升华到“中华民族”，梁启超在地理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层文化的意象，这就更容易激起全体中国人的觉醒和共鸣。同时梁启超把“海思想”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其目的还是在于唤醒国民的“国家观”和“世界观”。

【三】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不同族群，否则也不会有华夏、蛮夷、胡人、狄人、满人、汉人这些说法了。况且这种族群划分并不局限于社会和民间层面，它在古代国家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也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在清朝时，朝廷把全国版图划分为汉地、满洲、蒙古、藏区、回疆五大模块，各自实行不同的治理模式。清廷只于汉地设立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地方官僚机构，而在满洲、蒙古、藏区、回疆都是设立将军、盟、旗、派驻大臣等非标准地方机构；清廷在各类官方修辞、文书、牌匾中也会同时使用汉、满、蒙、藏、回五种语言进行书写，这在故宫、雍和宫、承德避暑山庄等清代遗迹中至今仍可看到。

但是，有清一朝使用的说法都是“人”、而非“族”，比如清代朝廷官方说的都是“汉人”、“满人”，而不会说“汉族”、“满族”。

那么像是汉族、满族、藏族、回族这些我们今天熟知的民族称呼，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真正形成的呢？答案是20世纪初。

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于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这是梁启超首次区分了“大民族”与“小民族”的概念，所谓“小民族”指的就是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等我们今天熟知的这些民族，所谓“大民族”指的就是中华民族。

由此可见，“小民族”这一概念诞生的时间要晚于“大民族”，是先有的中华民族，后才有的我们今天熟知的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某个具体民族。

梁启超之所以把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等称之为“族”，意在反对“小民族主义”、提倡“大民族主义”，目的是为了联合全体中国人共建同一个中华民族，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

在梁启超看来，政治上的联合性、共同的救国使命就是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大民族”的最主要意义。

相反，对于彼时中国国内到底存在着多少个“小民族”，人们却是众说纷纭的。

比如梁启超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八族”——“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但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八族”最终都融合成了同一个“大民族”。

后来还有位叫夏德渥的湖南人，他写过一本名为《中华六族同胞考说》的小册子，认为中华大地上存在“汉、满、蒙、回、藏、苗”六族同胞。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中国到底存在多少个民族，是五族、六族、七族还是八族，是没有一致说法和官方结论的。不同的人从地理、历史、文化、语言、血缘的角度给出了各种划分理论，但不论他们怎么划分，最终的落脚点无一例外都在论证“诸族同源”和“诸族同归”，都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感情、唤起人们的觉醒、最大程度联合各族群民众。

费孝通曾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进步，也正好对应了从“族群”到“民族”的概念升华。

【四】

面对风雨飘摇的内外形势，清政府在20世纪初最终还是接纳了梁启超的民族思想。

1906年，慈禧太后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轰轰烈烈地搞起了一场欺世盗名的“预备立宪运动”。考察归国后，五大臣向慈禧呈递奏折，建言应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实行立宪。与之相应地，由梁启超等留日维新派提出的民族思想也就一并被立宪派人吸纳了进来。

五大臣在给慈禧建言的奏折中写道：“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族相忘，混成一体”。紧接着，留日学生团体也发出了“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的呼声。

这就是在清朝末期颇有影响的“五族共和”思想，立宪派与维新派在“五族共和”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1907年，立宪派代表杨度积极宣传“五族合一”、“五族一家”思想，立宪派社团也发出了“于立宪之下，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是也”的主张。

至此，梁启超苦苦呼吁的“中华民族观”总算是得到了清廷官方的承认。

对于清廷来说，之所以接纳“五族大同”、满汉平等思想，真实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凝聚国内早已分崩离析的社会共识、团结早已离心离德的各界势力、挽救自己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

然而，革命党人却不这么看。

当时，革命党人总是把“满”字与“清”字组合使用，意在强调清政府是属于满人的清政府，将国人受到朝廷压迫简化为汉人受到满人压迫，将排斥满人与推翻清廷划上等号，比如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就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写进了自己的入会誓词中。

因此，革命党人就没那么愿意接受梁启超的民族思想，革命党人更喜欢使用突出血缘差异性的“种族”，而不喜欢使用强调文化共融性的“民族”，以此来彰显满汉之别。

那会儿，孙中山曾讲“革命者志在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章太炎曾讲“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邹容的《革命军》曾写道“消灭五百万野蛮满人，洗刷二百六十年来受满人迫害之耻辱，使中国再度的澄净”，如此这种无一不是在强调满汉之别。

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满汉之别本身并不是他们在意的，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在用满汉之别来服务自己的政治革命运动目的。革命党人将“五族共和”、满汉平等视为保皇派的理论工具，“排满”不过是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的另一面说辞而已。

毕竟，革命革命本就带有一种热血上脑的劲头，强调满汉之别、号召驱除鞑虏——这既迎合了自古以来的华夷观念，又顺应了西方流行的民族建国学说，还带有一种悲愤壮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很容易造势舆论、煽动情绪、激发斗志。

【五】

革命党人真正接受梁启超的民族学说，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

因为此时国内局势已经天翻地覆，清政府消亡，中华民国建立，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掌握了政权，此时革命党人若继续强调满汉之别，就既无必要、也不合时宜了。于是，改装后的“五族共和”很快就成了同盟会（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

这是民国政府首次提出民族统一的主张。

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族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这条规定在继续强调各族平等的同时，还区分了“民族”与“种族”的区别，即默认汉、满、蒙、回、藏诸族都是“种族”，只有中华民族才是“民族”，种族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所指代的对象群体是大于种族的，民族与种族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汉、满、蒙、回、藏之五族的称谓是辛亥革命特定时期的产物，现今五族的文化早已渐趋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民国之下，所谓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以及其他苗族、瑶族都已成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词”，没有再保留的必要，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应统称为“中华民族”。

1924年，进入人生暮年的孙中山开始在国内系统性宣讲“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中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的内涵包括了民族平等、民族联合、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建国等等。显然，此时孙中山已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国内存在汉、满、蒙、回、藏等若干个“民族”的现实，只是他力促的结果是让各民族融合为同一个“中华民族”。

在一次围绕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提出要将四万万中国人联合成为“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然后在“国族主义”的基础上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因为四万万中国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国族”的概念。可见，在孙中山心里，“民族”概念是为“国族”概念服务的，民族联合的终局就是构建一个最大包容度的“国族”。尽管孙中山所说的四万万中国人都是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这点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想要传递的意思却是再明白不过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编纂了《绥蒙辑要》一文，开篇就是《中华民族》，文中讲道：“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言语口音之歧义，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

可见，淡化民族区别、强调同一民族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迅速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意见和主流思想，“民族”就等同于“国族”，而“国族”就是中华民族，至于汉、满、蒙、回、藏等某个具体的民族则尽量避免使用“民族”一词来指代，以免造成人们认知上的混淆。

1935年，随着歌词中写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广为传唱，中华民族理念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得到了广泛认同，从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救国、爱国象征意义的概念符号彻底深入人心。

1942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个共同的责任》，他从宗族传统的角度论证说：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称，我们中国是五个宗族，而不能说是五个民族。

至此，国民党政府就正式区分了“民族”与“宗族”的概念：“民族”为大、层次在上，“宗族”为小、层次在下，中国只有中华民族这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下面包括了若干个“宗族”，如汉、满、蒙、回、藏等等，汉、满、蒙、回、藏都是“宗族”而不是“民族”。

注意，蒋介石这次没有再使用“国族”一词，而是默认“民族”就是“国族”，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民族”的“民”字属性，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国族”概念与“民族”概念在事实上的同一化，从而最大限度凝聚人心、团结意志。

【六】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还不存在“56个民族”的说法，“五族”才是彼时全社会的共识。那么“56个民族”的说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还要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自决论”。

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支持资产阶级通过民主革命推翻旧式封建王朝政权，一方面又站在争取劳工阶层利益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学说，因此他们对此前西方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民族自决论”观点持赞同态度。

毕竟，民族自决论中的“民族”可以从全体国民（包含王室贵族、资产阶级、劳工阶级）、普通民众（包含资产阶级、劳工阶级，不包含王室贵族）、底层民众（只包含劳工阶级，不包含王室贵族、资产阶级）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因此它既可以用来团结国民、抵御外侮、完成民族建国，也可以用来推翻王权、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还可以用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劳工阶级政权。

到了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列宁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自决论”内涵进行了进一步延伸，列宁不仅主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同时也主张俄国内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对于大俄罗斯民族的自决，事实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自决论”发展为了具有俄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自决论”。

也就是说，与彼时中国主张民族主义、共建“国族”的思想不同，列宁在俄国区分出了大俄罗斯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把大俄罗斯民族划为“压迫民族”，把其他少数民族划为“被压迫民族”，以此来鼓励俄罗斯境内的少数民族起身反抗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进而实现“民族自决”。

列宁之所以这么做，背后大约是出于两点考虑：

第一，大沙俄主义传统在俄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俄国内部不同民族间的隔阂分裂也比我们要严重得多，因此列宁鼓励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起身反抗、寻求自决，既有利于他瓦解沙皇俄国的王权统治机器，也有利于他争取原本并不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支持；

第二，列宁把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运动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指出“民族压迫”的实质就是“阶级压迫”，认为“民族自决”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列宁通过发动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寻求自决，也就有利于他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构建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基础。

随着十月革命取得成功，被融入了深厚俄国特色的“民族自决论”被当作成功经验传到了世界各地，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像是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民族自治这些概念，都是在那一时期从苏联传入中国的。

但事实上，教条主义地机械照搬苏联民族自决理论并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一来，中国并不存在类似大沙俄主义的历史传统，在清朝灭亡后，中国境内就已不存在什么民族压迫了，解放前中国的民族矛盾主要是中华民族与其他侵略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中国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二来，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算起，以民族平等、民族联合、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建国为要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早已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民间对于“中华民族”的说法也早已习以为常，此时实无必要、也不宜再去强调、甚至还主动放大各民族之间的差异。

所以，“民族自决论”作为一个苏联舶来品，之所以能够在解放前的中国拥有一定市场，本质上还是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具有一些阶段性、策略性的现实需要。

后来随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否定，许多不结合中国国情就对所谓苏联经验进行机械化理解、教条化照搬的做法纷纷被叫停，“民族自决论”也就迅速失去了在中国生存的土壤。

另外，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族共融思想固然有利于弥合国内各民族（族群）之间的差异，有利于共建中华民族，但也大而化之地漠视了各边疆少数民族（族群）正在崛起的现代意识，客观上阻挠了各边疆地区对国民党统治的接纳程度，因而在理论和落地上都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七】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民族自决论”无人再提起了，但它强调各民族之间权利平等、共参国事的种子却被埋了下来。

加之这一时期中国与域外侵略国家的民族矛盾已然消解，亡国之危不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中华民族”已成为全体社会大众的一个基本认知，边疆族群的平等意识和身份意识已经觉醒，民族政策成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我们便主动承认了各少数民族的存在，并在此前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上汲取其经验、纠正其偏颇，从而发展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新理念、新做法。

也就是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这个词语才首次在中华大地上被官方所认可，并逐步成为了一个主流概念。

同时也是从此时起，“民族”这个概念的政治性色彩才开始有所减弱，不论是处于上层、强调整体的“中华民族”，还是处于下层、体现各自特色的汉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等，都属于官方话语所认可的“民族”。

然而，由于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来都没有过标准的民族称谓和民族划分，因此中国境内到底存在有多少个像汉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这样的民族，是一个根本弄不清楚的问题；不光是民族的数量搞不清，就连各民族的名称、读音都搞不清，各少数民族内部对于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究竟哪些人可以被算入自己这个民族这类基本问题，看法也都是五花八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才启动了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的民族识别工作。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由民间汇总登记上报的民族多达400多个。

1954年，国家完成了民族识别第一阶段工作，除了此前业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9个少数民族外，又新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9个少数民族，至此共计38个少数民族。

1964年，国家完成了民族识别第二阶段工作，新确定了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毛南）等15个少数民族，至此共计53个少数民族。

1965年，国家新确定了珞巴族。

1979年，国家新确定了基诺族。

也就是说，直到1979年，55个少数民族的架构才终于被确定了下来。

1982年，国家开展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55个少数民族再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的说法，至此终于形成了官方认可的标准结论。

（1982年之后，民族识别工作仍持续到了90年代中期，但这一阶段主要是对部分群体进行重新论证、恢复认证、更改认证，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名称叫法的调整，而一共是56个民族的说法则没有再改动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轮长达30年的民族识别工作过程中，一些拥有独特历史渊源、部落聚居、风俗习惯、服装样貌、神灵信仰的族群并未被单独认定为一个“民族”，他们有的是被并入了其他某个民族，有的是在并入其他某个民族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独特身份识别，还有的则没有被并入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

比如，某些居住在边疆偏远地区的人们其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中，填写的不是56个民族当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穿青人”、“革家人”、“克木人”、“摩梭人”中的某一个，甚至可能直接赫然写着“其他”。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族群身份尚未清晰，他们可能拥有某种族群名称，但这个族群并未被官方认定为一个标准的民族。

比如克木人、莽人、僜人、摩梭人、穿青人、革家人、者来寨人、夏尔巴人、艾努人、托茂人、古格人、克里雅人、康家人、曼咪人、昆格人、八甲人、阿卡人、老品人、老缅人、毕苏人、木佬人、菜族人、蔡家人、龙家人、里民人、诶人、标族人、茶洞人、临高人、哥隆人、东家人、西家人、绕家人、布努人、阿侬人、包瑙人、格鲁人、顾羌人、茂族人、木雅人、白马人、尔苏人、纳木依人、尔龚人、却域人、苦聪人、拉基人、普标人、掸族人、载瓦人、图瓦人、布里亚特人、回辉人、卢人、羿人、阿尔巴津人、富裕柯尔克孜人(哈卡斯人)、瓦乡人、土生葡人、土生犹太人等等，皆属此类。

这些人被统称为“未定族称人口”，他们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不属于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像这样的“未定族称人口”共计有83.6万人，他们分布在新疆、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省份，合计占到了当年全国人口总数的万分之六。

（参考资料：陈来《梁启超论中华民族》，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中国新闻社《石硕：“中华民族”是近代才有的建构吗？》，中国统战新闻网《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的400多个民族，如何最终被认定为56个民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