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赫德？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创者，却也是列强侵略的帮凶

1863年，上海，英国人赫德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摊账目，更是一套正在被外力改造的国家财政制度。海关收取的是进出口税，却牵动着清政府的军费、赔款、借款和外交信用。谁掌握海关，谁就能影响清政府的钱袋子。

赫德后来长期掌管这一机构，直到1911年去世。他既被清廷视为能干的理财者，也被英国视为熟悉中国事务的重要人物。清朝给过他官衔和荣典，西方列强则看重他在中国官场中的沟通能力。

这两种身份并不互相排斥。恰恰相反，赫德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把个人能力、清廷需求和列强利益，放进了同一套制度之中。

一、海关为何会落入外籍人员手中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传统的常关体系，面对数量骤增的外国船只、洋货和贸易纠纷，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各国商人要求税收公开，清政府又希望增加收入，双方在压力之下形成了新的海关管理方式。

1854年，上海发生关税征收混乱。英、美、法三国领事与清政府协商，建立了由外籍人员参与管理的海关税务机构。名义上，海关仍属于中国，税收也归清政府所有；但具体征收、人员任用和账目管理，越来越依赖外国人。

这就是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矛盾起点。

它并不是简单的“外国人接管中国海关”，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改革，而是清政府在战争失败和财政困窘中作出的权宜安排。制度看上去更规范了，主权却被分割开来。

赫德出生于1835年，来自英国北爱尔兰。1850年，他进入北爱尔兰女王学院学习。1854年，他以英国外交部门工作人员身份来到中国，先后在香港等地任职。1859年，他进入广州海关工作，开始接触税务、航运、口岸事务和中外交涉。

二、赫德真正改变的是海关的运行方式

这一职位的权力，远远超过普通税务官。

总税务司可以影响各口岸海关人员的任用、调动和考核，还要负责汇总税收、编制报告、处理外国商船事务。海关不是一间孤立的办公机构，而是一张覆盖沿海和内河重要口岸的行政网络。

赫德抓住了两个问题：用人和账目。

当时一些口岸存在舞弊、私放货物、收受好处等现象。赫德采取的办法并不神秘，却很有针对性。一方面，提高外籍和华籍职员的薪酬，使其不必过度依赖灰色收入；另一方面，强化轮调、稽核和书面记录，减少地方人员长期把持同一岗位的机会。

薪酬提高并不等于腐败从此消失，但它改变了海关人员的利益结构。过去有人靠临时性收入维持生计，后来则更多依赖固定薪俸和职位晋升。海关内部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规章、档案和报告制度。

这套管理方式带有明显的英国近代行政色彩，却并非原样移植。它必须适应中国的地方官制、条约口岸和多国商贸环境。赫德的能力，正体现在把几种不同的制度要求拼接起来。

清政府也确实从中得到好处。十九世纪后期，海关收入持续增长，逐渐成为清政府最稳定的财政来源之一。它既用于日常行政，也被用于偿还对外赔款、支付借款本息和支持部分军事建设。

但这里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海关收入越稳定，列强对这笔收入的关注也越强。清政府必须依靠海关维持财政，又要用海关收入向外国债权人作担保。赫德主持的制度越有效，海关在国家财政中的分量越重；海关越重要，中国财政受外部牵制的程度也越深。

三、清廷为何长期信任赫德

赫德和清朝官员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

清政府需要一个既懂外国事务、又能执行中国行政命令的人。各国领事和商人也需要一个熟悉中国规则的中间人。赫德恰好处在这两种需要的交叉点上。

他会向清廷解释外国政府的态度，也会把清廷的政策转告给外国使节。在不少清朝官员看来，赫德虽然是英国人，但熟悉中国制度，办事有章法，能够处理其他外国人无法处理的复杂事务。

清廷对他的信任，表现在官衔和礼遇上。赫德曾获清廷授予相应官阶，并得到太子少保等荣典。这样的安排，既是对其办事能力的肯定，也说明清政府希望把他纳入自身的官僚秩序。

受封并不意味着赫德改变了国家身份。

他可以服务清政府，却不可能脱离英国人的立场。英国外交部门重视他的报告，英国商界也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政策。赫德在处理问题时，常常要在清廷命令、外国要求和英国利益之间寻找平衡。

这种“中间人”身份，带来实际效率，也带来政治风险。一个外国人能够长期掌握中国海关最高管理权，本身就说明清政府在财政和外交上的自主能力已经受到限制。

四、中法战争暴露了他的利益边界

1880年代，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不断恶化。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与法军在越南北部及中国南方发生战事。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取得胜利，但清政府仍面临军事、外交和财政压力。

赫德在这一时期参与了大量信息沟通和外交斡旋。他希望战争尽快结束，表面上是为了避免局势继续扩大，实际上也与英国在华利益有关。

英国当时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贸易利益。中法战争持续下去，可能影响香港、华南口岸和长江流域的商业秩序。英国不愿看到法国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取得过大优势，也不愿让中国局势彻底失控。

李鸿章负责处理中法谈判时，赫德提供过有关外国态度、条约条款和谈判方式的意见。但他不是清政府正式代表，也不能把所有外交结果归结为赫德个人决定。中法战争的结束，根本原因仍在于清政府面对军事、财政和国际压力后的整体选择。

1885年，中法之间达成《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特殊地位，战争由此收束。赫德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信息传递者、利益协调者和外国事务顾问。

有意思的是，他推动缓和局势，并不意味着站在中国立场上反对法国。英国希望中国与法国尽快达成安排，是因为和平更有利于英国自身在华贸易和条约利益。

近代条约体系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让这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某个国家从中国获得的待遇，可能被其他国家依照条约要求一并享有。于是，列强不必每次都单独争取，只要援引既有条款，就能把别国取得的利益扩展给自己。

赫德熟悉这些规则，也懂得如何在清政府和外国使节之间周旋。正因如此，他不只是一个海关技术官员，更成为列强影响清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渠道。

五、海关现代化与中国主权的两面

评价赫德，不能只看海关收入增加了多少，也不能只看他是英国人便把全部作用一笔抹去。

他确实推动了近代海关的专业化。统一的报表、清晰的税则、较为固定的薪酬、较严格的人员管理，以及对港口航运资料的整理，都使海关摆脱了部分传统衙门式的随意性。

近代中国许多重要统计资料，也与海关报告有关。外国贸易、进出口货物、航运往来和关税收入，开始以相对系统的方式被记录下来。这些工作对认识晚清经济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赫德还参与过邮政、灯塔、航标等事务。海关在承担征税职能之外，逐渐扩展到航运管理和公共事务领域。它已经不再只是收取关税的衙门，而具有若干近代国家行政机构的特征。

可是，制度效率不能自动等同于国家独立。

海关由外国人长期主持，意味着中国人不能完全决定人员和规则；海关收入被用于赔款和借款，又意味着财政权受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赫德越能干，这套由外籍人员主导的制度就越稳固，列强对中国财政的影响也越容易持续。

这正是赫德最难摆脱的历史责任。他没有亲自发动战争，却在一个由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塑造的体系中任职；他没有直接签订所有条约，却帮助外国势力理解并运用这些条约；他改善了海关管理，却无法改变海关主权受限的根本现实。

六、赫德应当被放回那个时代评价

赫德不是单纯的改革英雄，也不是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的阴谋人物。他的行为逻辑十分清楚：在维护英国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保持清政府对海关的信任；在满足清廷财政需要的同时，确保列强能够稳定获得条约利益。

这种逻辑让他获得了清廷的倚重，也让他成为英国在华事务中的关键人物。

从清政府角度看，赫德带来了海关制度、财政技术和行政效率；从列强角度看，他又是熟悉中国内部运转规则的利益代理人。两种评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赫德在中国任职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清朝由内忧外患走向制度重建的关键阶段。1911年，他在英国去世。此时的中国海关，已经形成覆盖许多口岸的完整体系，并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外籍人员主持海关的格局仍然存在。

他的历史位置，也因此停留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之中：他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关管理的制度化，却服务于一个中国主权不断受压缩的国际秩序；他帮助清政府提高了财政汲取能力，却没有使这套财政真正摆脱外部控制。赫德留下的，不只是几本账册和一套规章，更是一段近代中国在“借助外力求自强”与“因外力而受制约”之间反复挣扎的制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