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没有人为“衰落”做好准备｜GBA编译

译者按 ·2026·11·03

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拉开帷幕。争夺国会控制权的喧嚣背后，一个更扎心的问题浮出水面：华盛顿人人都想赢得选举，却有谁准备好面对一个不再独大的美国？

《外交政策》指出，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真正危险的问题，是美国各派看似针锋相对，却共享一种幻想：要么霸权不会衰落，要么退场无需付出代价。霸权带来的经济收益与心理优越感，曾惠及每一个普通美国人；但如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喊了多年，选民却仍在为账单焦虑。当红利缩水、收益分配失衡，仅靠强硬姿态和怀旧口号，已经无法填平民众的失落。

真正危险的，或许不是实力相对下降，而是拒绝承认实力有边界。当“世界必须听我的”越来越难兑现，美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这道题，关乎美国，也关乎世界。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No One Has a Plan for American Decline”，供读者参考。

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正在瓦解，这其实不该令人太过意外——霸权本就有兴有衰。然而，无论是美国政界还是评论界，似乎都没有人真正愿意谈论其后果，尤其是对美国人民而言。面对衰落，他们要么相信它不会发生，要么相信没什么大不了——换言之，要么美国不可能衰落，要么认为即便衰落，美国人照样无虞。

共和党内的新保守派与传统保守派中，许多人相信只要重新运用美国依旧可观的军事与政治力量，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而共和党内的克制派则认为，美国若放弃主导、保存实力，便可将全球乱局拒之门外，美国人民也会因此过得更好。与此同时，特朗普核心圈子里的一些重要人物，虽对以种族或文明尺度衡量的“衰落”忧心忡忡，却拿出了自己那套危险且适得其反的逆转之策。

在民主党一方，较为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派系以比新保守派更谦逊的姿态主张：华盛顿仍能引领重建一套广泛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全球秩序。而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则坚信，一套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给普通选民带来繁荣，唯一要承担负面后果的，是亿万富翁阶层。

但如果每个人对错误的事情都持正确观点呢？最坏的结果是：克制派对“美国已无法维持全球首要地位”的判断是对的，同时，新保守派与自由国际主义者对所有糟糕后果的预言也是对的。如果普通美国人确实从美国独特的国际地位中受益，并且当这种地位不复存在时会深感失落，那又该怎么办呢？

特朗普在2026年9月于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上空军一号前对记者发表讲话（图源：法新社）

“霸权”曾给美国人带来什么

华盛顿传统外交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们感叹，选民似乎不再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许多进步派和主张克制的保守派则认为，尽管手段有些虚伪，但特朗普确实反映了公众对华盛顿未能履行全球霸权承诺所产生的合理愤怒。

但还有另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更令人担忧：美国人从本国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实力中究竟获得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何认为这些收益已不再能实现？

在冷战期间，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让选民享受到了霸权带来的好处——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且无需付出大规模海外战争的代价。

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来看，美国的力量都助推了全球贸易和工业化的极大扩张，美国和美国人因此而致富。华盛顿通过北约捍卫了欧洲的民主稳定，通过中东地区的亲美独裁者维持了专制稳定的局面。它利用经济实力，按照美国的条件帮助盟国实现工业化，并迫使顽固的政府开放市场；与此同时，又动用军事力量来保障航行自由，并阻止其他政府按照自己的条件实现工业化。

与此同时，美国教育的活力与独立，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与一场末日般的军备竞赛，共同催生了史无前例的科学突破。

得益于上述种种，1945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增长了十倍有余。虽然这些增益并未在国民中均等分配，但战后繁荣与惠及广泛的经济增长，也维持了公众对扩大政府项目和完善社会保障的支持。

与此同时，华盛顿凭借其压倒性的实力，往往能够通过施压和代理人战争来强加其意志，而非诉诸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实力的代价往往由他人承担，而且常常是以鲜血为代价。虽然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但对越南人和伊拉克人造成的伤害却要严重得多。

然而如今，这种霸权正在消退，其红利亦然。美国地位所带来的财务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向一小撮富裕精英，而声望则归属于一个许多美国人已不再认同的群体。结果是，选民们现在觉得，他们正在为美国的霸权付出代价，却未能从中获益。

美国人始终难以坦然承认帝国曾带来的好处，因而也难以坦然面对失去它的代价。许多新保守派与自由国际主义者更愿意谈论美国权力给世界带去的自由与繁荣。特朗普及反国际主义右翼的许多人，则把这套话语中“无私”的一面信以为真，暗示美国人是吃了亏的冤大头，白白为全世界的福祉买单。

相比之下，左翼则乐于强调美国权力的物质收益。进步派的批评长期以来把美国外交政策简化为争夺市场、加以榨取的新帝国主义图谋。但在这种叙事里，利润只流入大企业，从未惠及普通美国人。特朗普与左翼或许在“财阀是否从美国全球霸权中渔利”上有分歧，但他们的根本共识是美国其他民众并未从中获益。由此观之，一套更克制、坦然接受甚至拥抱美国在多极世界中更小角色的外交政策，不仅能省下大笔开支，且不带来任何负面后果。

然而现实可能是：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鼎盛时期，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确实给所有美国人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回报。但由于全球秩序的变迁，今天已没有任何可能的外交政策能以同样的方式重现这些利益。这至少是一种可能性，政策制定者应当为此做好规划。

中期选举前美国经济的最新快照显示增长更强劲，但通胀更高（图源：CNN）

尊重的“再分配”

尽管缓解美国衰落带来的物质后果十分困难，但这可能仍比缓解其心理后果要容易得多。许多美国人从霸主地位中获得了真实的自豪感与安全感。权力赋予他们一种威望感，也赋予他们对混乱世界的一种掌控感。

至少自1945年起，美国的国家形象便与其财富和军事力量紧密相连；但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而言，它还代表着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可靠的盟友和慷慨的资助者的角色。特朗普摒弃了这一传统，但他的总统任期却一直在不断呼应美国人对那种已然丧失的权力与控制感的深切渴望。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不仅带来了军事荣耀，还带来了真正的敬意。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国旅行的普通美国人——无论是军人、和平队志愿者、政府雇员、游客还是商人——都得以沐浴在这股“荣光”之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正因为美国举足轻重，美国人才更受重视。至少，他们可以确信，全世界的人都想谈论美国电影、美国电视和美国音乐。

随时间推移，这个国家的声誉变得更具争议。但美国——进而包括在海外的美国人——仍然备受关注。即便从未出国的人，也能看着自己的总统与将军接受世界的礼遇，从而间接地分享这份荣耀。然而，就在新千年伊始美国实力达到顶峰之际，党派文化战争与种族主义的交织，改变了许多美国人与本国国际形象之间的关系。与冷战时期不同，在电视上代表美国、制定并谈论外交政策的人，变得比从前更倾向自由派、其白人比例也比以往更低。

这意味着，对特朗普及其运动而言，负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把尊重给错了人，他们不再把本国的声望视为属于自己的东西。保守派一边看着奥巴马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并获得国际赞誉，一边抱怨他的全球“道歉之旅”。特朗普承诺要纠正这一切——用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曾任小布什演讲撰稿人）的话说，就是“将尊重从那些享有过多尊重的人（受过过高教育的沿海精英）重新分配给那些得不到足够尊重的人（没有高等学位、感到被抛在后面的白人美国人）”。曾经，外交官、援助工作者和记者都能通过职业获得一种地位感，而特朗普却会让他们哭着离开办公室——无论是在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是美国之音。

为了完成这种再分配，特朗普的政策会为另一群支持者带来另一套心理回报。他摒弃了“自由派专业人士所偏好的克制而平淡的制度风格”，取而代之的是“金碧辉煌”、“军事盛况”以及“关于夺取和占有的夸张言论”。这是一种特朗普的支持者能够分享的国家力量。正如特朗普在解释为何想要吞并格陵兰岛时所说：“我认为这是成功所必需的心理因素。”

近期，情报警告伊朗袭击图谋，美国低调从多个中东国家撤离外交官及家属，图为美国驻约旦安曼大使馆（图源：新华社）

美国没有人愿为衰落做准备

在整个20世纪，美国人习惯了全球权力，也习惯了以低廉的代价行使这种权力。当这一切不再可能时，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为此准备过方案。

从恐怖袭击到对外战争，当各类事件威胁到选民的安全感时，他们都期待领导人以某种能恢复掌控感的方式作出回应。因此，尽管美国人可能确实厌倦了伊拉克战争、确实反对干预叙利亚，但当“伊斯兰国”开始在电视上斩首人质时，他们又要求奥巴马“做点什么”。

迄今为止，特朗普之所以能满足这种期待，靠的是消耗美国数十年负责任——或至少不那么鲁莽——的决策所积累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力量。无视国际法、把委内瑞拉总统戴着镣铐押到纽约，确是美国军事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些照片无疑让一些观者获得了和古罗马人观看敌方首领被押入凯旋式巡游时同样的满足。但伊朗战争很快暴露了特朗普这套做法的限度。

伊朗能够抗拒华盛顿长达八个月之久，这已经对美国公民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影响。而白宫意识到自己没有取胜的军事良方，只能系统性地在伤亡人数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上撒谎，以反击令人难堪的“战败”指控。

伊朗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过去十年于世界事务中扮演了超常角色之后，现在却无法简单地抽身而去、任由他人承受风暴。大英帝国的终结或许在苏丹和南亚留下了致死数百万的内战，但对伦敦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全球化之后，对华盛顿而言，后果恐怕不会那样平静。

我们有充分理由担忧：在未来数十年里，世界将更加暴力，而这种暴力将让美国人更不安全；世界也将更不稳定，而这将进一步侵蚀美国的财富。一系列清醒的外交政策，配以稳健的经济领导，固然能减轻损害，但这个国家仍将更不安全、更不繁荣。而这反过来，又会让选民感到更加无力、更加愤懑。

要行之有效的新外交政策议程，需要为应对这种局面拿出方案。克制派笃信美国人已厌倦了无休止的战争、不愿再进行代价高昂的海外冒险。但只要记得“9·11”之后那段日子的人都清楚，在民族愤怒与屈辱袭来的瞬间，这一切可以变得多快。

克制派无疑是对的：华盛顿与其自我毁灭式地对多极世界的转型暴跳如雷，不如体面地接受它。但他们似乎过分自信地认为，这一过程对美国和世界都将是一场双赢，而非所有人——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要经历的痛苦调整。

本文作者

Nick Danforth

《外交政策》撰稿人。

本文译者

周宇笛

GBA学术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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