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金钱的统治，专制的权力，人性的沦丧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驴皮记》。

《高老头》

《高老头》创作于1834年，是巴尔扎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丧失人性，重物欲、人欲，极端腐朽黑暗的图画，揭示出了那个唯钱是亲、自私自利的病态社会。

故事中高老头把全部的爱和财产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让她们嫁入贵族和金融之家，每人陪嫁八十万法郎。然而，当他的钱财被榨干后，两个女儿便不再来看他，任他孤独地死在公寓的阁楼上。临终前，高老头终于明白：“如果我有钱，如果我留着财产，没有给她们，她们便会来，会来亲吻我的脸。”这句话，道尽了那个时代最冰冷的真相——金钱成了衡量一切关系的唯一尺度，父女之情、朋友之义、夫妻之爱，统统被金钱踩在脚下。

巴尔扎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值七月王朝统治初期。那是一个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时代，也是一个权力垄断、社会腐败、人性贪婪的时代。高老头的家庭悲剧，不是孤立的个人不幸，而是整个社会病态的缩影。透过这个家庭，巴尔扎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以金钱为轴心、以权力为骨架的专制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吞噬人性、瓦解道德、制造苦难的。

高老头原是一个普通的面条司务，大革命时期靠囤积居奇发家，积累了二百万法郎的资本。妻子早逝后，他把对妻子的爱全部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他满足女儿的一切要求，让大女儿成为雷斯托伯爵夫人，让小女儿成为银行家纽沁根的太太，每人给了八十万法郎的陪嫁。他以为，只要自己倾尽所有去爱女儿，女儿就会同样爱他。

然而，他错了。两个女儿在得到父爱和财产后，不仅没有尽孝，反而继续从父亲身上榨取钱财。小女儿为了和情人愉快地生活，逼父亲把最后一点本金也交出来；大女儿也以各种理由向父亲索钱。当高老头再也拿不出钱时，两个女儿便无情地抛弃了他，连来看他一眼都不肯。可怜的高老头为了见女儿一面，只能在街角偷偷等候她们的马车出现，嗅一嗅她们留下的“芬芳”。

这段父女关系的崩塌，深刻揭示了金钱社会对亲情的腐蚀。在高老头还拥有财产时，女儿们围绕在他身边，不是因为爱他，而是因为爱他的钱；当他的钱被榨干后，女儿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因为恨他，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巴尔扎克用这个家庭悲剧告诉我们：在一个人人追逐金钱的社会里，亲情不是被暴力摧毁的，而是被利益重新定义的。父亲不再是父亲，而是一台可以取钱的机器；女儿不再是女儿，而是精于计算的索取者。当金钱成为家庭关系的唯一纽带时，家庭就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一个冰冷的交易场所。

高老头两个女儿对父亲的压榨，不仅是家庭伦理的崩溃，更是社会权力结构在家庭内部的投射。巴尔扎克以小见大，通过这个家庭故事，揭示了当时社会最本质的特征：金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

金钱的统治，专制的权力，人性的沦丧

在七月王朝时期，权力高度垄断，统治者依靠不受制约的权力对社会进行武断、任性的治理。他们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而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父亲的榨取，正是这种社会性压榨在家庭中的缩影。父亲被女儿榨干，就像民众被统治者榨干；父亲失去钱财后被抛弃，就像民众失去利用价值后被社会抛弃。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遵循着同一套逻辑：谁掌握资源，谁就掌握支配权；谁失去资源，谁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更可怕的是，金钱与权力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循环。权力可以带来金钱，金钱又可以购买权力；拥有权力的人操控金钱，控制资源的分配，就可以完成对人的全面控制。于是，统治变得更加轻巧、便利，也更加残酷。你不需要用刀枪去逼迫别人服从，只需要控制他们的生计，他们就不得不低头；你不需要用暴力去维持秩序，只需要垄断资源，人们就会自动地围绕你运转。金钱成了权力的润滑剂，也成了专制的加速器。

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那个时代最赤裸的真相：法律不过是百万富豪们的工具。“戴手套、说漂亮话的人可以冠冕堂皇杀人不见血；普通杀人犯用撬棍撬门，却是罪上加罪。”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法律不是公平的守护者，而是富人的保护伞。有钱人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掠夺他人，而穷人一旦触犯规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法律的正义，取决于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道德同样沦为了金钱的奴仆。“有财便是德”，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拥有钱，否则就会被社会抛弃。人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再看他的品德、才能、贡献，而只看他的银行存款。青年人不再相信勤劳致富，而是想着怎样快速发财；女人们谈论着衣着，公爵们谈论着家产，所有人都在贪婪地捞钱。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唯利是图的空气。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良心不是用来指导行动的，而是用来在失败后安慰自己的。

当法律和道德都成为金钱的奴仆时，社会就失去了最后的制衡力量。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弱者，富人可以为所欲为地欺压穷人，而弱者除了忍受，别无选择。高老头就是这样一个被掠夺、被抛弃的弱者。他曾经是富豪，但在把钱全部给了女儿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穷人。他的悲剧说明：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即使你曾经有钱，一旦失去，你连做父亲的资格都会被剥夺。

《高老头》所描绘的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这种病态，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体现在人性层面。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下，人性被一点点地扭曲、腐蚀、泯灭。这种人性的泯灭，不是个别人的道德败坏，而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病症。在一个人人追逐金钱、权力垄断一切的社会里，善良、同情、诚实、正直这些品质，不仅不能带来好处，反而可能成为被利用、被伤害的弱点。于是，人们不得不学会冷酷、学会算计、学会自私。他们不是不想做好人，而是那个社会不允许他们做好人。巴尔扎克用高老头的悲剧，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逻辑：当金钱成为唯一的信仰时，人性就成了第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