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她靠打零工去了50多个国家

▲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徐雯抢座椅的海狮。（本文配图均为受访者供图）

徐雯开始重新“做人”了。每天早上10点多，她会到出版社的工作室，开始一天的签书“工作”，晚上八九点再回去。她刚出版新书《一个人的地球派对》，几天之内，要签完两千多本书。

这是她十多年来再次体会到坐班的感觉。她发现，人上班是不出汗的，穿一身运动装过去，晚上回去连一点汗渍都没有。前几周，她在越南和柬埔寨，每天只要出去一趟，浑身都要出很多汗，加上运动，一天得换三身衣服。“做人”的感觉新鲜，但好在只是一种体验，并不长久。

和徐雯的见面，在工作室里进行，后转场到咖啡馆。徐雯上身一件白色吊带背心，双臂的肌肉线条隐约可见，那是打泰拳、网球以及长期的健身习惯留下的痕迹；下身是卡其色长裤，脚上一双运动鞋。徐雯原本想穿拖鞋，觉得不好意思，去到工作室才发现，只有她是运动鞋，反倒显得过于“隆重”。长期的旅行使她的皮肤被晒成小麦色，整个人看起来健康强壮。刚坐下来，她嫌咖啡馆内要降低音量说话，提出挪至店外。在旅行中自由惯了，不想聊个天还要克制声音。

八年前，27岁的徐雯辞去记者工作，之后一直在旅行中过日子，四海为家。她没有房子、没有公积金、没有社保，全部家当只有两个大背包。她也没有多少钱，住过两百多家青旅和廉价旅馆，在消费低的国家，每天的住宿预算只有50元，以至于发财后的最大愿望，是住200元的酒店。

她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不“刷”国家，但这么多年来，也在50多个国家或长或短地生活过。在塞尔维亚的塔拉森林，她度过了半个夏天，不时出去徒步；秋天又到英国一家寺庙做义工，推着独轮车将木屑运至花园；在泰国清迈，她学泰拳，差点要去参加泰拳比赛；在厄瓜多尔的一个群岛上，她看海狮、海狗，也看寿命是人类两倍的象龟；她也曾在亚马孙河的慢船上睡了三天吊床……

快乐来自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突尼斯老城区一家民宿暂住时，徐雯一搬进来，就发现门后贴着一张黄色信纸，左边是类似小楷的竖版中文，右边是法文，写着“也爱迢迢夏日长”。原来是在巴黎机场偶遇的一位学古汉语的法国人赠送给民宿女主人的。女主人看不懂，把它当画贴起来。徐雯感到奇妙，诗歌一千年后还在生长，南宋也可以与突尼斯接壤。

游离于某种社会体系之外，徐雯没有什么必须要干的事，也没有什么必须要维护的人际关系，毕竟，旅途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就像一个江湖，短暂的交集过后，大家继续走自己的路。她每天考虑最多的是吃和睡，就像一只动物，生活回归到最简单的层面。在厄瓜多尔看到象龟时，徐雯曾为它的寿命惊叹，随后升起一种谦卑之感，更在思考：为什么动物变成人叫进化，人变成动物就叫退化呢？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变成一只野生动物，会不会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放？

徐雯的经历并非人人可模仿，但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它仍提供了一种样本，在世上，还有这样一种活法：人不一定非要有必须围绕的主题、必须完成的目标，即使一直“悬着”，也可以活得很好。

1“一旦权衡利弊，很可能就不会去做”

在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的第三个月，徐雯请了半天假，去九龙塘地铁站看人。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人流沿着栅栏形成一条移动的轨道。

那是2014年，刚毕业的徐雯去到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工作日常是大多数人都能想象的。早上十点上班，最迟八点四十五分就要起床，洗漱、化妆、通勤，每一项都需要消耗精力。徐雯的工作内容一开始是写文案，把一些精致但不伦不类的词语组合在一起，让它看起来“高级”，后来做App创意，根据市场需求提出做App的方向。

即使工作能提前干完，也必须待满八个小时。办公室里永远26℃的室温让人无法感受到外面的环境，晴雨与她无关，她被隔绝在玻璃窗内，“像实验室里的无菌培养皿，培养的只是器官”。熬到下午六点下班，得买菜做饭，是最简单的那一类，蔬菜汤、煮面条等。吃完跑个步，一天就差不多过去了。隔天又要上班，如此循环往复。

徐雯只能感受到无趣。她似乎看到自己三五年后的生活状态：升级为更资深的打工人、拿多少工资、有多少天年假，像一些领导一样，努力变成一个中产，过着中产模子里的生活。“是一个缓慢有秩序的过程，我会觉得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很无望的。”徐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半年后，她辞职了，之后成为一名记者，采访了许多大人物、小人物。2017年某一次，杂志社让她写一个人们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寻理想生活的稿子。她去云南出差，深夜被写稿折磨时，就反复在想：自己真的关心那群来到大理的人的到达和离开吗？她感觉是写稿让她不得不从很多人身上梳理出所谓的“人生脉络”，自己并不真正关心，中产、流动等词汇也让她讨厌。

她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多要去工作的冲动，也越来越不记得采访过的名人们讲过的“大道理”。“觉得谈论那些东西很没劲，经常在一些很虚无的问题上搅来搅去。”徐雯说，“它是无数相似的别人的故事经过了你，但是你也只是这个容器，是一个故事交易的场所，这个故事在你的身体里面，通过某一种转换器变成印在纸上的文字，但是你并没有切实地在生活。”

早在新媒体公司上班的第四个月，徐雯有条件就会坐廉价航空往返香港与东南亚，周五提着行李箱上班，周一再坐早班机回去。短短两天，干不了什么事情，但只要坐上机场大巴，徐雯就已经感到开心。这种习惯自然延续到她的这份工作上。节假日或者杂志休刊期间，徐雯总会坐上飞机去往各地。

在葡萄牙里斯本附近的一个地方，她在小镇上买油桃，提着它回去的路上，感到无比充盈；在马德拉群岛的一个渔村，她坐在山坡的岩石上，看了两个小时渔民在小船上撒渔网；在格鲁吉亚的乌树故里，她进了山，沿着土路爬过一个个小坡，跳过一条条小溪，就这样走了几个小时。她感受到，那些带给她快乐的瞬间，并不是因为完成某一件事、取得某一项重大成就，而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很生活细节的东西。

徐雯在路上吃的一顿认真的早餐。

杨静茹是徐雯记者时期的同事，也是生活中的好友。在第一次与徐雯见面前，她读过徐雯写的稿子，第一印象是她业务能力强。那时候，徐雯喜欢明星河正宇，在家里组织河正宇电影观影会，邀请杨静茹和其他朋友去她家里，一来二去，二人慢慢熟识。

在杨静茹的记忆里，很多时候，她就在徐雯家中坐着，看着她把投影仪打开。徐雯一边放着电影，一边收拾外出的行李，嘴上还在跟她聊着天，很放松。杨静茹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对徐雯的吸引力很大。“她能量挺足的，不想做的事情怎么让她做都没用，她想做的，自己就会做。”杨静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8年春节过后，徐雯辞职，打算在路上生活，不再回来。她没考虑过gap,“如果设定gap的时长，那就会对这一段时间有很大的欲求，好像还是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去干吗，那这段时间有可能也会变形。”徐雯说。

对她来说，直接在旅途中过日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甚至算不上是“决定”。徐雯提辞职的时候杨静茹就在她身边。某个即将开选题会的中午，她们吃完饭，徐雯突然说，要不我辞职吧，说完就去阳台给领导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杨静茹和另一个同事还呆愣着。

“决定好像特别深思熟虑，有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徐雯说，但她并没有这样一个阶段，“人一旦权衡利弊，很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在她看来，人总把自己要付出的成本想得太高，实际上并非如此。她想过最坏的结果——回北京继续之前的工作，能接受，那就走吧。

2“一个人可以既没有钱，又不缺钱”

出发前，徐雯将5万元存款放进银行定期，把长租的房子短租出去。她算了一笔账：北京的房租加上水电等，平均每个月要花3200元，如果旅途中的住宿费每晚能控制在一百元左右，这部分支出就能基本持平；吃饭也一样，自己买菜做饭，也许跟北京点外卖差不多；最贵的是机票，但只要旅途时间够长，在某个地方待半年跟以前出游待八九天，交通费差不多，平摊到每一天，也“划算”。各项支出改变不大，父母能自给自足，不用考虑给他们养老，她唯一要考虑的是想办法覆盖这些成本，养活自己。有写作这门手艺，靠撰稿也许可行。

徐雯的第一站选在了布拉格，又从布拉格坐大巴一路玩到巴尔干半岛。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仅仅是机票便宜，且她没去过。在塞尔维亚，她在地图上发现了塔拉森林的一家青年旅舍，一天只要九十元，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其间她收到一笔稿费，三千元，算了算当月的支出，她知道，自己确实可以靠这种方式在路上过日子。

徐雯的全部家当只有两个背包，一个二三十升，背在前头，放电脑、充电器、水杯、钱包等，另一个六十五升，放置衣服、鞋子、吹风机、晾衣架等。有些物品是一直备着的，安心裤、布洛芬，还有榨菜、火锅底料，没了就去亚洲超市补货；有些是后来添置的，例如充气腰托，坐长途飞机或者过夜大巴可以用。使用频次低的物品会被舍弃，比如漱口杯，徐雯常直接用手捧着水洗漱，习惯了，这一次回老家才发现，家中也没有漱口杯。

穿得也简便。四五件T恤，其中有两三件是速干的；一件卫衣；一件轻薄羽绒服；一件冲锋衣；裤子是速干的，还会带上一条瑜伽裤，可以运动或当秋裤穿；运动内衣必不可少，会准备两件。这些衣服任意组合，能应对大部分天气。

徐雯不常买衣服，最旧的是一件T恤，穿了11年。有些衣服是朋友送的。本来她有两个还在上班的朋友，上个月一个被裁，剩一个还在大厂上班，对方压力大，经常网购，多了的衣服会给徐雯穿。“我和她妈是最不希望她辞职的两个人。”徐雯开玩笑。这两年，她只买了几件衣服，一件是在伦敦买的卫衣，10英镑；两件在美国大超市买的T恤，均价三四美元。她很满足，衣服穿久了，更亲肤。

图书编辑赵慧莹发现，书中徐雯记录的地方大多时值夏天，问她为什么？徐雯告诉她，冬天的羽绒服很贵，没有太多抵御寒冷的衣物。“她在换不同的地方过夏天。”赵慧莹说，以至于“夏天便宜”曾成为这本书的备选书名。

徐雯的移动小家（左图为2020年之前的装备，右图为2020年之后的升级版）。

按照出发前算的账，徐雯大多时候会自己做饭，除非去东南亚，成本相对较低，在外面吃可能比做饭还便宜。青旅基本自带厨房，吃什么得看当地菜市场有什么，徐雯去过的大部分国家都不太贵。在秘鲁瓦拉斯，她常去买牛肚、青椒、西芹，用火锅底料炒一锅，吃剩下的装到饭盒里，可以煮面条或做拌饭，相当于一顿底料吃两天。

“要吃饱，得吃很多碳水。”徐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甚至发明出方便面配粥的吃法。收到稿费了，徐雯也会吃得好一点，在塔拉森林，她花了30元，赶时髦买了两瓶当地产的红酒，“不会那么严格的，这个月就只能花这么点钱吃饭，下个月只能花多少，自己有点数（就行）。”她自嘲是个“小农思想”的人，宁愿喝粥，也不愿花200元吃一碗意面。

即使再便宜，住宿仍可能是一天中最大的一笔花销。跟其他人旅行不一样，徐雯事先并没有某个特定的目的地，而是往往先找到便宜的住宿，再决定去哪里、怎么玩。

5月，徐雯去吉尔吉斯斯坦游玩，先是点开房源预订系统，在地图上看看整个国家哪些地方有比较集中的住宿，再点开这些区域找找百元左右的。有些住宿会写附近的游玩项目。徐雯订了中部一个村庄的旅舍，去到那里，发现当地可以骑马去夏季牧场，也可以去环松库尔湖，就这么玩起来。“用这种方式找的话，也不会像其他人一样都是按照别人的攻略在走。”徐雯说。

对于住宿条件的好坏，徐雯并不以客观的物质条件来评判。最糟糕的经历是在波兰华沙的一家青旅住宿，她被床虫咬了，工作人员拒不承认，反而要她搬走，还威胁报警，感受到被某种权力施压的她至今对当地的印象都是负面的。

即使吃穿住行都看似受制于金钱，但徐雯并没有这种感受。有些价格昂贵的国家暂时去不起，那就不去，“当你没有比较的感觉时，就不会有那种很大的不适。”徐雯说。杨静茹也提到，不同的国家对徐雯来说区别不大，她并非一定要到很大的城市，去了解当地的历史或建筑之类的，“她（可以）是任何地方”。

在徐雯看来，“一个人没有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缺钱是一种主观感受。一个人可以既没有钱，又并不缺钱，我可能是这种人。当你没有感受到束缚的时候，它是不存在的”。

3“可以跟膀胱玩，也可以跟时间玩”

徐雯被母亲称作“天选旅游圣体”，不怕脏、不怕累、能吃能睡。她几乎没生过病，小小感冒例外。按她的话来说，不上班的人是不太会生病的。在路上，没有太大压力，反而回出版公司签书的短短几天内，她就长了口腔溃疡。

这当然也得益于她的身体素质，小时候是镇上运动会的体育健将，工作了有时会跑步，即使在旅途中，锻炼也没有停止。

2019年，她去泰国生活，公寓附近有家泰拳馆，她去上课，天天练到满身大汗、披头散发。练了一段时间，教泰拳的教练问她，想不想参加泰拳比赛？她心动了，练得愈发勤快。体脂率最低的时候，只有百分之十几。后来因各种因素，她没参加泰拳比赛，打拳的习惯却留存下来，去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是会去打。

有时候，即使没有刻意锻炼，每天的运动量也巨大，比如背着两个接近100L的大包走四十几分钟，或者徒步20公里之类的。“这种生活最基础的就是强壮的身体。”徐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路上生活，会遇到很多困难吧？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徐雯想了好一会儿，才干巴巴地说自己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许是波兰华沙的那次床虫经历。

实际上，她是遇事就想办法解决的人。2024年在突尼斯，天气热得不行，青旅房间根本待不下去，徐雯直接跑到屋顶天台上睡，不顾旁边随时可能跑过老鼠。而这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就是一个坎儿。杨静茹记得，之前有一次办某个手续，徐雯在境外办不到，只能让她帮忙用境内的IC卡申请，弄了很多天才解决。在她看来，诸如此类的困难当然会有，只是徐雯从不把困难放大。

在旅途的日子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总归还是在生活，而所有的生活，似乎又都避免不了无聊。不过，徐雯早就学会了在这种生活中享受它。就像她小时候，母亲在八仙桌边工作，她在一旁翻跟头，边数数边翻了一个下午。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上，没有网络、不能充电的地方，手机不敢玩、电子书不敢看，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人只能纯躺着。习惯了睡前上厕所，旱厕却远在几里地外，晚上一直下雪，不想半夜爬起来，徐雯只能躺在床上等待尿意。

太冷了。她将所有衣服包在头上、身上，尽量不动以维持体温。那几个小时，她就像一根插在被子里的冰棍一样，看着毡房的顶、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就这样感受着膀胱的逐渐充盈。对一些时时刻刻需要被事情占满的人来说，这或许是无聊的，她却觉得有趣：人生也可以有这么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只是在感受膀胱。

徐雯在吉尔吉斯斯坦所住的牧民家，“上厕所要走好远好远”（左图）。徐雯在亚马孙河的船上（右图）。

去年有一次，徐雯中午从韩国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中途在旧金山转机，飞行时长十几个小时，因为时差，她再次回到了出发当天的早上。她突然觉得奇妙，时间总量没有变，但她又在时间轴上回到了过去，生命中拥有了两个一样的时间点，相当于自己剪辑了时间。“当时间也可以是你的玩具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它永远没有止境，你可以跟自己的膀胱玩，也可以跟时间玩。”徐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样奇妙的发现还有许多。在乌兹别克斯坦位于咸海边上的一条街上行走时，她突然意识到，当下的地点正好是亚欧大陆的最中心，它离上海和里斯本距离差不多，目之所及，似乎只有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又轻易感受到了快乐。“这种趣味非常持久。”她说。

赵慧莹想起和徐雯的首次见面，她们约着去吃火锅。徐雯穿着一件荧光橙的露脐背心，带着一股东南亚的气息朝她走来。聊天时，赵慧莹忍不住问她，一个人在路上不会无聊吗？徐雯告诉她，应对无聊是自己的天赋。“她可以从很多大众意义上的很无聊的东西上来打发自己的时光，还其乐无穷。”赵慧莹说。

这一点并非无迹可循。在徐雯未辞职前，杨静茹和一众朋友时不时会去她家聚会。房子不大，靠近路边，隔音也差，但徐雯还是把家里弄得很舒服，当时只有她买了投影仪，经常投影、放歌，煮饭给她们吃，晚上大家在一起瞎聊。在杨静茹心中，徐雯一直是很会生活的人，并且她有能力，“建构一个生活，然后去过”。

4“四面八方都是你的方向”

在一个地方待烦了，比如下雨太多、天气太热，徐雯可能就会离开。离开固然会有不舍，但她也知道，想回去也是能回的。有时候冬天不知道去哪儿，她会去泰国。几年前她在泰国买的摩托车一直没卖掉，留给了在清迈的朋友。朋友有房，徐雯开玩笑，两个人加起来刚好有房有车。去泰国时，她有时住朋友家，更多去乡下租房，附近人不多，住得更舒适。

徐雯同时深知，所有的回去都不容易，就像她曾去英国一座寺庙做义工，第二次去已经隔了六年，心境有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她并没有想过在哪个地方长久停留，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

徐雯在英国湖区寺庙做体力活。

频繁地别离，床铺、马桶、饭碗都是临时的，徐雯却没有太多漂浮感。问及她的归属感来源，她说，“我住在自己身体里”。同样的话她也曾对赵慧莹说过。赵慧莹想将这句话印在图书的塑封上，开会讨论时，其他编辑不是特别理解。徐雯略作解释，“因为他们都住在房子里”。在她看来，只是住在自己身体里的时候，身体本身就是归属和依托，“不需要那些很大的外物，再去包裹你”。

赵慧莹觉得，很多时候，房子不是给人住的，是给东西住的，很多人需要通过那些物品，即拥有什么来定义自我，但徐雯拥有的也只有两个背包，不再需要外在的东西来定义自己。“所以自己也没有那么重要，”赵慧莹说，“‘自己’是一个很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就（好像）你非要活出自我不可。对于动物来说，你有没有自我也没有那么重要啊。”

徐雯恰恰相反。这或许跟她童年在农村生活有关，每天接触到的是田埂上的马兰、树上的野桑葚、打到凉席上的月光这些“实实在在”的事物。“农村的这种环境是更习惯的，这个环境在上学接受教育之前更早围绕着你。你跟大自然就是更亲近的。”徐雯觉得，在路上过日子其实只是在归顺小时候就伴随着她的一种直觉。“可能做牲口，就是更自如的。管好自己的吃，管好自己的睡，就是这样。”

五年前，杨静茹在电影院看阿彼察邦执导的《记忆》，里面有一段长镜头，长期受耳鸣和失眠困扰的女主角进到南美的一座深山，躺在溪流旁，听着潺潺水声睡着了。看到这一幕的杨静茹也闭上眼睛，当时她想到了徐雯，想象她也许也曾在小溪边睡过觉、住过树屋，好像更理解徐雯了。“大自然才是人的母体，跟自然在一起，可能才是应该有的归属感，不是那种城市里构建出来的东西，”杨静茹说，“她和她的时间在一起，她和她自己在一起就足够了。”

2026年，徐雯在国内最喜欢的地方是海南莺歌海，“这名字太好听了”。

没有必须要去的地方，也没有要追求什么，徐雯的生活几乎回归了某种生物性的节奏，最重要的是饿了吃饭，困了睡觉。每到一个地方，徐雯很少做规划，总是先睡饱，醒来吃完饭，再打开地图看看当天要干什么。

赵慧莹有时觉得，这种生活其实是更容易的。人们以为这种生活很难，其实是因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更难。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生活需要放弃，“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还是太强了，”赵慧莹说，“我们的内心有很多欲望，所以每天都要干点什么。不能只是吃和睡。”

在她看来，徐雯已经经历过社会化的过程，可以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人，但她“还想回到一个做小孩的样子”，让生活回到最简单的层面，这很难得，“她对世界的感受，是不害怕，小孩也是不害怕的”。杨静茹有时会想象，如果是自己在路上生活，面对一片虚空，可能会感到恐惧，但面对未知，徐雯没有这种恐惧。

就像一只健壮而无所事事的动物，虽然一直晃来晃去，但只要住在自己的身体里，没有大方向也不怕。“不会有悬着的感觉吗？”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好奇，徐雯并不觉得。她甚至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设想也许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好像营造了一种在这个环境中大概率会是‘悬浮’的刻板印象”，而身处其中的她，并没有这种感受，反而觉得“对城市里没有很扎实在生活的人，这种漂浮感更明显一点”。

在徐雯眼中，每个人可能都是茫茫宇宙中悬着的一颗小星球，宇宙中有那么多的尘埃，它们没有真的在往下掉；地球悬空于宇宙中，也没有很茫然地往下掉。悬着没有方向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是你的方向。”徐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有时会想起，2008年的一个夏天傍晚，年仅十七岁的她和爷爷在村里散步，经过稻田、五金厂，站在河边看往来的船只，回家的路上，爷爷突然问她：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彼时的徐雯没有答案，将近二十年后，徐雯依然不知道活着有没有意义，但她已经不计较这些了。如今她能做的，就是站在所处的位置，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