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9381亿美元，距离2025年全年1.19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仅一步之遥，全年站上1.2万亿已无多少悬念。
按全年口径衡量，中国一家占全球贸易顺差总量的比重长期维持在四成上下，部分统计口径下甚至更高。当一个经济体的顺差规模持续以“万亿”为单位计量，它就不再只是本国产业竞争力的问题，而成了一种需要承担外部压力的问题。
2026年，对美、对欧、对东盟三大市场的顺差贡献收敛至23.6%、24.5%和23.2%的均衡区间，美国作为顺差单一来源的角色明显退潮，对美出口份额已从高峰期的两成左右滑落至个位数区间。但顺差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出口。
欧盟成为中国顺差最重要的海外承接方，数据显示，欧盟目前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顺差的31%，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对欧顺差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欧洲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顺差，更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中国对欧出口以年均6%的速度复合增长，而从欧盟的进口却在以每年2.5%的速度收缩。
这种不对称迅速转化为政策上的防御姿态。
2026年7月，欧盟将对中国钢铁的免税配额较2024年削减约47%，超额部分关税翻倍至50%，同时取消了150欧元以下包裹的免关税待遇。电动汽车领域的反补贴关税虽经多轮博弈，最高税率仍停留在38%的级别，且欧盟委员会明确将中欧贸易现状定性为“不可持续”，暗示更系统性的保护措施仍在酝酿之中。
美国方面，尽管IEEPA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理论税率有所回落，但经过新的301条款替换后，对华整体加权税率仍维持在24%左右，关税作为常态化的贸易管理工具，并没有退场的迹象。
更值得审视的，是那些本应与中国共享“去美元化”叙事的经济体所表现出的距离感。
2026年上半年，印度对金砖其他成员的贸易逆差从上年同期的1110亿美元扩大至约1300亿美元，其中对华逆差在2025—26财年高达1120亿美元，中国在金砖国家出口中的份额从2022年的56%攀升至66%。新德里在金砖峰会上的诉求不是与中国协调立场，而是“争取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以削减自身逆差。巴西同样在对华PET树脂、安全玻璃等产品上接连启动反倾销程序。
这并非政治上的倒戈，而是一个更朴素的逻辑在起作用，当中国对多数贸易伙伴同时保持顺差时，逆差国之间的利益共振，天然比顺差国之间的政治叙事更加坚韧。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内循环的意义才真正显露出来。
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达到22.3%，反超出口的16.4%近六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贸易平衡方向正在切换的信号。
但进口的回升并不自动等于内需的充分激活。
一个十四亿人口的经济体，如果增长的边际空间始终取决于外部市场能否持续吸纳万亿级别的顺差，那么它的稳定性就始终系于别人的关税清单和贸易救济调查之上。
顺差本身不是过错，过错在于顺差大到世界无处安放，而本国的消费与投资却尚未成为吸收产能的主渠道。当外部的容忍阈值和制度工具同时逼近上限时，向内用力就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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