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首次向人大报告知识产权检察工作：13.4万件案件释放新信号

11月3日，最高检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如何让知识产权既能成为创新收益的保障，也不至于因规则被滥用而成为经营负担，值得关注。

作者 | 布鲁斯

知识产权纠纷，既关乎创新收益，也可能牵动企业经营。一次查封、一次诉讼，影响的有时不只是权利归属，还可能是订单、设备和整条业务链。

1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情况。这是最高检首次就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报告。相比按年度发布的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这份报告不仅回顾办案情况，也把工作中的短板、治理方向和下一步安排摆到国家立法机关的监督视野下，显示知识产权检察正在从“办了多少案”进一步转向“如何形成稳定、有效的保护机制”。目前报告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笔者暂根据最高检、中国人大网及各媒体报道内容尝试浅析。

从“发布白皮书”到“向人大报告”：工作进入更强监督视野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往往“刑民行交叉”，且不少案件涉及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领域，专业化要求高，最高检2020年11月以内部综合办案组形式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2025年4月经中央编办批复在经济犯罪检察厅加挂知识产权检察厅牌子。

经常接触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读者应该知道，最高检近几年持续发布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介绍案件数据、典型做法和工作进展，并对重点领域保护、综合履职和案件办理作出总结。与往年侧重年度工作回顾与社会公开的白皮书不同，这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报告，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下，系统说明检察履职情况、面临的问题和下一步安排，不仅回顾既有工作，也把当前面临的问题、协同机制和后续工作方向纳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内容中。

可以说，除了通过年度数据和个案经验呈现工作成效，知识产权检察也要回应一项更宏观的议题：司法保护如何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经营主体，现有工作中还有哪些堵点，后续准备怎样改进。

报告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涉企执法环境等内容联系起来，反映出知识产权检察的政策坐标正在进一步清晰：保护创新成果是核心任务，稳定市场预期、维护公平经营秩序也是重要考量。

13.4万件案件背后，检察履职不止于刑事追诉

报告统计，2021年1月至2026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3.4万件，其中刑事检察案件11.8万件、民事检察案件7514件、行政检察案件5393件。

从结构上看，刑事案件仍占绝大多数，检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职责依然是工作主体。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的列入，以及报告对综合履职的强调，也传递出另一个重要信息：知识产权检察的作用，不只是在侵权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后追究刑事责任，还包括对民事诉讼、行政执法和相关司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推动各环节衔接。

这对企业和权利人有现实意义。知识产权纠纷常常跨越行政、民事和刑事边界：同一侵权事实可能先涉及行政查处，再进入民事诉讼，严重时还可能转入刑事程序。检察机关综合履职，意味着在案件办理中更关注这些程序之间的衔接，以及法律适用是否协调。

当然，数字呈现的是工作规模；报告更值得关注的部分，则是它把知识产权检察放在创新保护、诉讼监督和规范涉企执法的更大框架中审视。报告中有几个值得行业关注的信号。

关注一：保护重点向创新链和新兴产业延伸

报告介绍，检察机关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眼于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领域加强司法保护，2021年1月至2026年9月，检察机关起诉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专利等犯罪873人。不仅如此，检察机关还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起诉侵犯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领域数据安全犯罪2.4万人。

对科技企业而言，专利和商标固然重要，商业秘密保护同样直接关系研发成果能否留在企业、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研发资料、工艺参数、客户信息等一旦管理不当，可能引发的不只是内部管理风险，也可能演变为刑事、民事等多重法律争议。

对代理机构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来说，这提示服务需求正在从单项申请、确权和诉讼，向更完整的创新保护链条延伸：权利布局之外，商业秘密制度建设、证据留存、技术人员离职风险管理，以及侵权发现后的程序选择，都将成为企业关注的问题。

关注二：恶意诉讼监督受到持续重视

报告提出，检察机关将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监督。此前，最高检已围绕恶意诉讼开展专项监督，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将其明确为常态化工作安排，意味着这一领域的检察监督将从专项行动进一步走向持续机制。

恶意诉讼并不等同于正常的维权诉讼。对确有权利基础、依法主张权利的申请人和权利人，诉讼仍是维护权益的重要途径；需要监督的是滥用诉讼程序、以不正当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行为。最高检此前发布的典型案例覆盖专利、商标和不正当竞争等领域，说明这一问题并非局限于某一种权利类型。

对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企业法务而言，这一信号尤其值得留意。代理服务的专业价值，最终要建立在权利基础真实、证据链条完整、诉讼策略合法的前提上。常态化监督可能促使从业者更加重视案件来源核验、权利稳定性分析和诉讼目的审查。不过，现有公开信息并未显示报告针对代理行业提出新的专门监管制度，打击恶意诉讼并不意味着正常维权空间收窄。对于代理机构而言，重要的是在受托之初做好权利稳定性、证据和案件目的的审查；对企业而言，依法维权与避免程序滥用应当一并纳入合规管理。

关注三：规范涉企执法，与加强权利保护同步推进

报告提到，检察机关积极参与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着力监督纠正涉知识产权案件中的违规异地办案、违法查扣等问题，依法办理相关案件1088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391件，监督解除、返还违法“查扣冻”财物4.4亿元。

这项安排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十分直接。涉知识产权案件常涉及跨地区经营主体，可能涉及异地取证、设备扣押、账户冻结或库存查封，若措施适用不当，企业在案件结论作出前就可能遭遇较大经营压力。报告将此类问题纳入监督视野，释放出清晰信号：知识产权保护要有力度，执法司法行为也要依法、规范、适度。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也要审视执法司法权是否依法行使，防止以保护知识产权之名出现不规范办案，或者让企业在案件尚未查清前承受过重的经营冲击。

对权利人和被诉企业而言，这有助于推动形成更可预期的程序环境。对代理机构、律师和企业法务而言，案件服务也需要更重视程序合规、管辖依据、强制措施合法性以及经营影响评估。

此外，“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知识产权”是报告中值得留意的表述。报告提及对内资与外资、国有与民营、中外权利人一视同仁对待。这一原则对市场主体的意义，在于权利保护和司法服务应以法律规则为依据，经营主体的性质和来源不应成为差别对待的理由。

专业服务的价值标准也在变化，行业关注保护机制落地

这份报告尚未提出针对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新专项监管制度，也没有意味着行业规则将立即发生根本变化。但从持续强化综合履职、监督恶意诉讼、规范涉企执法和服务产业创新等方向看，行业服务的价值评估可能越来越看重“权利质量”和“风险控制”。

单纯帮助客户获得一纸权利，已不足以覆盖企业真实需求。企业更需要有人协助判断权利是否稳定、技术秘密如何保护、证据如何持续留存、侵权发生后选择何种救济路径，以及诉讼可能对经营造成什么影响。能够把法律规则、技术事实和商业目标连接起来的专业服务，竞争优势会更加明显。

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司法保护的最终成效，不只体现在案件数量和追诉力度上，还体现在企业能否更安心地研发、合作、许可和交易。权利得到保护，创新收益才有机会兑现；程序更加规范，市场主体才敢于长期投入。真正有商业价值的保护，不只是“赢下一场官司”，还包括权利边界清晰、维权成本可控、经营活动不被不当干扰。常态化监督恶意诉讼，有望压缩滥用程序的空间；规范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则有助于降低企业面对知识产权案件时的不确定性。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更具市场意义的目标：让知识产权既能成为创新收益的保障，也不至于因规则被滥用而成为经营负担。

对知识产权行业而言，这些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方向能否转化为稳定、可预期、可操作的规则环境，是值得观察和期待的。因为只有当权利能够被可靠地保护、被合理地行使、并被市场信任地交易，知识产权才真正从法律文件上的“权利”，成为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商业增长中的“价值”。

封面来源 | 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