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场和游泳池,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地方,在英国一个镇上被一根管道连了起来。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套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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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英国雷迪奇镇(Redditch)政府提出,用火葬场的余热给游泳池供暖。这个提议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项目最终还是落了地,从2013年开始供热。据估算,它每年为当地节省了数万英镑的燃料费,还拿到了一项环保奖。
具体是怎么运作的?雷迪奇的火葬场每年要进行约1200次火化。在处理两座燃气火化炉排出的烟气时,换热器会回收烟气中的热量,再通过循环水,把热量沿着地下约200米长的管道送到泳池的另一套换热器。由于水的比热容大,这些输入的热量能够保留相当长的时间。
这套做法正在欧洲多地逐渐推广。苏格兰阿伯丁一所正在建设的学校,计划每年从当地火葬场获得接近100万千瓦时的热量,能满足约一半的供热需求。芬兰坎加萨拉一座将于2028年启用的全电火葬场,则计划接入当地集中供热管网,为超过6500户住宅的供暖贡献热量。
如果说火葬场余热利用是"把废热捡回来",那下面这件事就是"把设备塞到别人家门口"——而且这个"别人",是濒危鲸鱼。
美国正在考虑两个水下数据中心项目,打算借海水带走设备运行产生的热量。被相中的地址,一处位于阿拉斯加的库克湾,另一处位于缅因湾,都是濒危鲸类的栖息地。目前两个项目还处于申请初步许可的阶段,这一阶段还不能开展施工。
开发商看中这两个地方,一方面是考虑用海水散热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还计划利用这两处潮汐发电的潜力,让水下涡轮机为设备供电。其中库克湾项目打算设置66个数据舱和300多台潮汐涡轮机,占地约6.7平方公里。
问题在于,库克湾生活着约300头白鲸,缅因湾则是北大西洋露脊鲸的觅食地,后者数量已不足400头,在IUCN红色名录中被评级为极度濒危(CR)物种。对这些鲸来说,新设备可能带来噪声和热量两方面的麻烦。
噪声包括施工时的打桩声,还有运行过程中泵、风扇和涡轮机持续发出的低频声。白鲸研究者指出,库克湾受冰川径流影响,水体浑浊得就像巧克力奶,白鲸几乎完全依靠回声定位觅食、寻找配偶和辨认方向。因此,噪音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
另外,数据中心运行也会排放大量热量,可能导致水温升高,对周围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在2010年代初,缅因湾海水变暖,露脊鲸就出现了离开原有觅食地的行为。白鲸的重要食物鲑鱼,同样需要冷水来支持卵的发育和维持正常代谢。
同样和"意外后果"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狗提供了一个更长时间的观察样本。
1986年核事故发生后,当地居民撤离,不少宠物被迫留在了当地。一些狗躲过了随后的动物扑杀,在禁区内生存了下来,至今已经历了30多代繁衍。
2023年,一项研究发现,核电站附近的狗,与约16公里外切尔诺贝利城的狗,在遗传上存在明显差异。第一个被想到的可能原因,就是长期辐射暴露引发的突变。但2024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06只狗的全基因组测序数据,发现核电站附近的狗并没有表现出突变增加的遗传多样性特征,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找到基因差异由突变驱动的证据。
那这种差异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近期,研究人员又启用这批数据,开启了一项新研究。他们发现,一些遗传差异集中在特定基因组区域,附近的基因涉及癌症、细胞功能与维护、感染和免疫反应。据此研究者提出,自然选择可以提供一种可能解释:部分狗原本就携带更有利于应对当地有毒环境的遗传变体,因此更容易存活、留下后代,经过一代代繁衍,这些变体便可能越来越常见。
把目光从陆地转向海草床,人们为了恢复它,想出了一种很像手工课的办法。
为了恢复海草床,美国长岛海峡沿岸的志愿者在蛤蜊上玩起了"拼豆"。他们用的"豆"是鳗草(Zostera marina)种子:把种子放到蛤蜊壳上,盖一小片米纸,再用胶固定。
鳗草是一种生活在海水中的开花植物,能为幼鱼和无脊椎动物提供觅食场所与庇护,还能减轻海岸侵蚀、吸收多余营养物质。不过,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长岛海峡及周边的鳗草床已经减少了九成以上。想把它们种回来并不容易,此前已有不少失败的尝试。
去年,团队开始尝试用珊瑚礁修复中常用的胶,把鳗草种子固定在蛤蜊壳上,再将蛤蜊投放到海里。因为蛤蜊会钻入海底沉积物,这样就能顺便把种子带下去,完成播种。但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许多种子没等到海底就脱落了,于是尝试用米纸将种子密封在贝壳上。这种米纸可以使种子保持湿润,同时遇水会逐渐溶解,种子最终也随之释放到环境中。
这种尝试目前初见成效。团队用无人机影像查看了2025年的种植成果,发现鳗草床覆盖面积增加了178%。在今年这一轮播种季,团队计划投放1万只蛤蜊和30万粒种子。
最后一项呼吁,把账算到了战争头上。
战争摧毁了生命和家园,也留下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如今,研究者发起呼吁,这些气候损害应当有明确的责任归属。
战争带来的温室气体足迹不限于战机和坦克消耗的燃料,重建住房、道路和医院所需的钢铁、水泥与能源,同样构成战争的气候代价。一项针对加沙战争最初15个月的研究估算,相关碳足迹约为332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直接作战排放约130万吨,而被毁基础设施的重建带来的排放预计超过3000万吨。
其他代价还会向战场之外延伸。一篇对俄乌战争的核算显示,直接作战约占总碳足迹的37%,森林与湿地等火灾约占23%。民航为避开相关空域而绕行,也增加了排放。
2025年,国际法院发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阐述国家评估、报告和减轻气候损害的义务。法官萨拉·克利夫兰(Sarah Cleveland)在单独声明中进一步指出,这些义务也适用于武装冲突和其他军事活动造成的损害。但纳入问责最大的困难之一仍是数据完整性——军事排放报告存在大量不完整和缺乏细分等问题,这使得归责机制的建立难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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