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村里，出门就是景，抬脚就有野趣。
皖东的秋天，来得急。稻子黄的时候，太阳也跟着温柔起来。村里人管这叫秋里，天不亮就下地，割到晌午，稻把子堆得像座金山。
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名义上是帮家里放牛放猪，顺带捡几穗掉在地里的稻子。可那哪算正事？牛往塘埂上一拴，猪往野地里一赶，人就撒了欢。
塘埂上的碎瓦片多得是，捡起来，侧身，甩腕，瓦片贴着水面蹦出去，一二三四五，数着水漂的个数，能争上半晌。柳条垂下来，顺手折几根，左缠右绕，编一顶柳帽扣在头上，觉得自己像个兵。玉米须子也不能浪费，抽出来，一根根捋顺了，编成小辫子，系在手指上晃悠。
有水的地方，脚就不听使唤。早晚已经见凉，可看见那一塘绿水，心就像被猫爪子挠着，扑腾扑腾直往水里扎。几个伢子凑在一块，更不得了，你推我搡，都等着对方先下。
那年《霍元甲》正火。村里有台黑白电视，十二英寸的，屏幕上的雪花点子刺刺啦啦闪眼睛，可不妨碍我们跟着学招式。迷踪拳、陈真踢，个个比画得有模有样。
那天傍晚，刚到井塘埂上，小华他们还没起哄，我便先把褂子一扯，摆了个霍元甲起势的架势，然后纵身就跳了下去。
落进水那一瞬，我就后悔了。
水底下的凉气往骨头缝里钻，像无数根细针在扎。脑袋浮出水面，牙齿磕得咯咯响。塘埂上小华扯着嗓子喊：“水热不热？”“嗯！有一点！”话一出口，声音被冰得直发颤，尾音都变了调。小华他们愣了一下，接着“扑通扑通”全下来了。小华缩着肩膀，脸皱成个核桃：“冷！”我把嘴一撇：“不冷！”
接下来的几天，赤脚医生蒋道宽家的门槛被我俩踩平了。
小华趴在长凳上，我也趴着，屁股上各挨了一针。医生一边推药一边骂：“逞能！冻出病来了吧？”我俩脸埋着，不敢吭声，但我还是没有忍住白了他一眼。
村野是个不要钱的果园，月月都有新果子出现。谁见着谁摘，没那么多讲究。普兰果、山里红，这几样最多。赶上这个时节，地里的秋玉米秆也能当甘蔗啃，嚼一嘴甜水，渣子吐得老远。
可摘野果也有讲究。越是险的地方，果子越稠。那些陡坡陡坎，大人懒得去，就成了我们的天下。采普兰果要防虎头蜂。那东西专挑熟透的果子下手，果子被日头晒得撑破了皮，甜香往外一冒，虎头蜂就循着味来了。你要是不长眼凑过去，它送你一个“大红包”，肿得老高，好几天消不下去。
越是陡峭的田埂上阴湿的地方，普兰果开得越好，白里透红，像一朵朵小花儿。那地方常有刺猬出没，棕乎乎一团，刺儿根根支棱着，见人一溜烟就没影了。兔子更鬼，后腿一蹬，草丛里只剩晃动的叶子。
我们逮不着，可只要跟爸念叨一句，不出两天，他准能提溜回来一只。爸有爸的办法，我们不问，问了也不懂。只是那些阴湿的地方，水蛇也有，盘在草窠里，冷不丁吓人一跳。
我最爱往偏处走，野草齐腰深的地方，山里红最多。二豆姐说，这果子也叫善良红，遇着心善的人，它就红。姐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我信了，每次钻进去，眼睛瞪得溜圆，专挑红的找。可碰上的大多是青的，涩得舌头发麻，咽不下去。
后来有一次，我终于找到一颗红的，通红的，像颗小玛瑙。攥在手里往二豆姐家跑，想给她看看我也是善良的人。可是二豆姐已经嫁人了，她住过的屋里空荡荡的。
我把果子搁在窗台上，日头晒进来，红得透亮。再后来，果子瘪了，干了，被风吹到地上，碎成几片。
如今城里人喜欢往外跑，说是看风景。我不大懂。在村里，出门就是景，抬脚就有野趣。沟埂上马兰头一掐一把，马齿苋趴在地上，肥厚得冒油。这些东西，城里人当宝贝，花钱买来吃。可话说回来，那些掐马兰头的日子，编柳帽的晌午，冰得人直哆嗦的塘水，还有窗台上那颗干瘪的善良红——它们都在，又都不在了。
秋里的稻子还年年黄，塘埂上的瓦片还年年有。只是放牛的孩子长大了，我手里的瓦片，换成了四五斤重的剁猪肉斩刀，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出当年那样漂亮的水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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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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