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停在五十四岁——一位拒绝穿“皇帝的新衣”的钢琴副教授，走了

琴声停在五十四岁

2026年10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白保国投湖自尽，54岁。他留下一封长达六页的绝笔信，信里写着“皇帝的新装”“我拒绝穿学校发的皇帝的新装”“我不愿意弄虚作假”。11月4日晚，陕西省教育厅发布情况通报，称已会同有关方面成立联合调查组，正在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处理；同日，延安大学确认白保国老师确已离世，正调查核实网传信件内容。

没有预告，也没有告别流程。一个把半生都交给琴键的人，最终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从一张考核表上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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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房三十年：他把一生都弹给了讲台

翻开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师资页面，白保国的简介朴素得像一份教案：副教授，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主教钢琴、应用钢琴；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深耕钢琴教学三十余年，长期致力于钢琴、应用钢琴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指导多名本科生、研究生成功举办毕业独奏音乐会，多次获评优秀指导教师。

这是一份在专业标准里挑不出毛病的履历。三十年里，他的日常是琴房、琴凳、节拍器，是学生手指落键时的轻重，是一届又一届孩子从生涩到能在台上完整弹完一首曲子。他写的歌里，有《花开的季节最想你》，有《陕北妈妈》，有的还上过央视。

在音乐的世界里，“合格”从来不是表格上的数字，是琴声，是台上那个不再发抖的身影，是学生毕业后还愿意回来叫他一声老师。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被一纸考核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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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困局：一张表格，装不下三十年琴声

据网传信件与媒体报道，2025年9月，学校人事部门告知白保国：因连续两个聘期未完成考核指标，他将面临降级或转聘处理。

指标是什么？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度，论文发表数量。

横向课题，说的是高校承接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委托的合作研究，理工科对接产业、拿经费相对顺手；可钢琴教学不是产业，一个弹琴、教琴、写歌的老师，很难凭空变出一家企业来签合同。学科属性摆在那里，文学、艺术类教师想靠横向经费达标，几乎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走不通的路，却有人走“通”了。网传信中提到，实际执行中，绝大部分教师为完成指标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公司转账至学校，再由学校财务渠道将资金回流至本人，配套不实账务材料完成横向经费任务”。同一个聘期里，他还在信里举报：学校存在在编人员长期不在岗、吃空饷的问题。

一边是老老实实上课的人被追着要经费，一边是不在岗的人安然无事。这样的对照，比任何一句批评都更伤人。

白保国不肯走那条路。他写道，自己拒绝穿这件“皇帝的新装”，不愿意弄虚作假。于是，别人靠“过水”过关，他靠一张张学生的授课证明去解释、去申辩，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

一个教书的人，被要求用不属于他的方式证明自己；一个不肯作假的人，被“不合格”三个字追着跑了整整一年。这种消耗，磨掉的不是业务能力，是一个读书人心里最后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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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页绝笔：那些“救救我”，是一个人的极限

信里不只有控诉，还有求救。

“我该怎么办”“救救我”——这些句子读起来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水面上抓东西。他不是没有试过正常渠道：找部门、递材料、请学生出证明、一遍遍说明自己确实在岗、在教、在带学生。可规则的齿轮咬得太紧，一个人的申辩，撞上去只有回声。

今年3月起，他不再带课，跟学生说自己“生病了，要回去休息一段时间”。6月，他在医院住过一阵，对同病房的人说，住院是因为睡不好。那段时间，他还和大家一起散步、打牌、出去吃饭，抢着买单。有人9月再联系他，只觉得他“没有以前热情了”。

外人看到的，是一个温和、体面、抢着付钱的中年人；他自己扛着的，是一份六页纸也写不完的委屈。很多人是在他走后，才把那些零散的细节拼起来——原来一个人决定离开，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安静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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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后站着的，不止一个人

这件事之所以让那么多人心里发紧，是因为它不新鲜。

《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对全国117位高校教师做过问卷，近九成受访者感知到身边存在“自费经费过水”这类灰色操作，17.95%的人有过亲身参与虚假横向课题的经历。一位华北地区211高校教师向媒体解释过这套逻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本科教学评估、学校排名，都与科研经费规模挂钩；学校定下年度到账目标，分解到学院，再摊到每位教师头上，按职称高低分配金额。纵向课题名额固定、申请难，教师们只能转向横向；而人文学科天然难对接企业，最后就演变成自掏腰包、借贷垫资，把经费“转”进学校账户。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恶，也不是某一所学校的独特风景。它是一套层层加码、脱离学科实际的评价机制，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时，长出的必然形状，就是造假，或者淘汰。而不肯造假的那部分人，恰好常常是最认真上课的那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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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之问：给不肯作假的人，留一方净土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生出一个刺骨的疑问：在这样的规则里，是不是只有圆滑、会变通的人才能安稳立足？

答案本不该如此。高校之所以是高校，恰恰因为它应当容纳一些不那么“会来事”的人——他们不懂人情往来，不擅长把话说得漂亮，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课教好，把手艺传下去。这样的人，在任何一套评价体系里，都该被保护，而不是被淘汰。

真正需要被检讨的，是那套“一把尺子量所有学科”的考核方式。艺术学科的价值，写在课堂、舞台和作品里；基础学科的价值，写在长期积累和学术传承里；它们的产出周期、成果形态，本来就和工科的项目经费不在同一个坐标系。分类评价喊了很多年，落到执行层面，仍旧常常被简化成几个可以填进表格的数字。

比数字更缺的，是一条真正管用的申诉通道。当一位教师拿出授课证明、拿出课时记录，仍然换不来一次认真的复核，当他必须独自面对“降级或转聘”的最后通牒，制度的温度就已经降到了冰点。申诉机制不该是摆设，它应该是一个人在被冤枉时，能抓住的那根绳子。

白保国走了之后，联合调查组已经成立。调查会给出一份结论，会有人被追责，会有细则被重新审视。这些都是必要的。但还有一个更柔软的问题，调查组的报告里装不下：我们能不能让那些心思简单、一心做事的人，不必用生命去换取一次被听见的机会？

送别：愿天堂没有考核表

54岁，离退休只剩几年。按正常的人生轨迹，他本该再带几届学生，看着他们在台上鞠一个躬，然后在某个平常的下午，从琴房走出来，收拾东西回家。

现在，琴声停了。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不必被塑造成完人。他只是一个认真教书的老师，在一条本不该由他一个人扛的路上，走到了尽头。真正该被追问的，从来不是他为什么选择离开，而是：为什么一个只想好好弹琴、好好上课的人，最后只剩下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愿这场沉重的告别，能换来一些真实的变化。愿每一个不肯作假的教书人，都能被规则温柔以待。

总策划：花都一人

包装：王璞 排版：王璞

美编：刘静文 撰稿：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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