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2.5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轻判案例

案情简介

2021年4月，李某某成为某健康产业公司及网络销售平台的实际控制人，通过该平台销售自行生产的某艾灸类产品。平台规定，购买产品必须先经老会员推荐注册，再向上级会员换购积分，1积分等于1元人民币，凭积分在平台下单。李某某按照发展下线的人数和业绩，把会员从低到高分为普通会员、临时工、试用工、合同工、正式工、经理、总经理七个级别，设置推荐奖、分红奖、PK分红奖等返利机制，会员发展的下线越多、级别越高，拿到的积分就越多。经统计，全案涉传资金交易达2.5亿余元。

2021年4月，卢某某经李某某介绍加入该平台，从临时工做起，逐步升到总经理级别，账号下级会员9000余人，平台显示的积分获利为130万余分，自述的获利有多个版本，均为百万以上，案发后，卢某某被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

卢某某被逮捕后，家属委托我们担任辩护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指控卢某某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按其供述认定获利。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仍是4年，卢某某一直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直到开庭的最后一刻，才签署量刑建议为2年至2年6个月的具结书。

争议焦点

第一，卢某某是经人介绍加入、从临时工升到总经理的业务人员，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还是从犯？

第二，卢某某对自己的获利有过多次供述，前后版本不一，这种情况下获利数额应当如何认定？

第三，平台后台显示卢某某账号有130万余分，按照平台规定1积分等于1元，积分能否直接等同于获利？

第四，开庭前认罪认罚一直没有谈拢，公诉机关此前的量刑建议是四年，如何把握底线，坚持到最后一刻。

辩护思路

（一）卢某某是经人介绍加入的业务人员，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

从平台的创建、运行来看，平台的搭建、产品的生产、规则的制定，都由李某某一手完成，卢某某是2021年4月经李某某介绍才加入的，加入时的级别是临时工，不是创始人，也没有参与平台的前期筹备和规则设计。

从实际职责看，卢某某没有在公司任职，没有后台管理权限，不清楚平台如何统计获利、如何向各级别会员支付，也没有去过公司。其推广方式是自己试用产品后在朋友圈分享，客户有意向就先免费试用，满意后再注册购买，没有担任讲师，没有承担线下宣讲、培训职责。

综上，卢某某只是参与传销活动、在自己的团队里推广业务的人员，对传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起的是次要作用，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

（二）从犯在五年以下量刑，四年的量刑建议明显过重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有两个量刑档，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情形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卢某某系从犯，应当在五年以下这一档量刑。

公诉机关四年的量刑建议，虽然形式上还在五年以下，但已经接近这一档的顶格。对经人介绍加入、从临时工做起、没有管理权限、没有宣讲职责的业务人员来说，给到四年，实际上和五年没有太大区别，明显过重。

我们的判断是，从犯不是一个笼统的标签，量刑要落到卢某某的具体行为，卢某某在整个传销体系里所处的位置，撑不起四年的刑期。

（三）作用地位与同案横向对比，四年的结论站不住

平台ID按加入时间顺延，卢某某的ID排在最后，加入时间晚于陈某某、张某某等同案人员。这意味着她进入平台时，整个传销体系已经搭好，她不是规则的设计者，只是后来加入的业务人员。

和陈某某比，陈某某除了发展下线，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助李某某处理对外事务，并提供账号为李某某收取传销资金。

和张某某比，张某某除发展下线外还有线下宣讲、租用场地组织开会的行为；张某某控制的多个账号，下级消费满600元的账号合计10536个，卢某某只有8141个；张某某的直接下级有10个，卢某某的直接下级只有5个。

横向对比下来，卢某某的作用地位明显轻于陈某某、张某某，对卢某某提出四年的量刑建议，结论站不住。

（四）获利有多次供述、积分不等于获利，不能按口供追缴

公诉机关认定获利，主要依据是卢某某本人的供述和平台后台的积分。这两个依据都有问题。

先看供述，卢某某对获利有过多次供述，前后版本不一，金额都是其对着后台报表和流水回忆、推算出来的，属于估算。建立在估算基础上的口供，证据效力不足，不能直接作为定案和追缴的依据。

再看积分，平台规定1积分等于1元，但这只是积分在平台内的兑换口径，不等于积分就是到手的钱。积分不能直接提现，只能在平台内购买产品、在会员之间流转，要把积分卖给新会员才能变成钱。卢某某账号的130万余分里，有一部分用于自己购买产品，一部分兑换给下级会员，还有一部分转给了别人，不能把积分总额直接等同于获利金额。

公诉机关另外提交了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交易明细，但这些账户的资金进出，既有传销收款，也有购买积分、代下级下单和日常生活开支，明细没有就获利情况作出区分，无法据此确定实际获利数额。

这个观点最终被法院采纳，判决明确认定，各被告人对获利的自认建立在估算基础上，证据效力不足，交易明细未就获利情况进行区分，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各被告人的获利数额。

（五）量刑建议提出后仍可沟通，持续协商才是关键

本案和一般认罪认罚案件不同的地方在于，卢某某一开始并没有签署具结书。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四年，我们评估认为过重，一直没有签。

量刑建议不是终局结论，公诉机关提出建议之后，只要没签署具结书，辩护人仍然可以围绕作用地位、获利数额、从宽情节提出意见，推动建议调整。关键是不能因为建议已经提出就放弃，要持续沟通，把问题讲透。

我们一方面就600元入门消费的口径提出意见，主张600元以内的消费不计酬，这部分人员应从传销组织的人数、层级中剔除，重新核对全案的量刑基础；另一方面，结合同案横向对比和获利无法证实的意见，反复向公诉机关说明四年的建议与卢某某的实际作用不相称。

庭前会议之后，我们继续与公诉机关沟通，直到临近开庭，公诉机关才把量刑建议从四年调整为二年左右，卢某某这才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个调整来得很晚，但对当事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律师工作

第一，逮捕后介入，第一时间会见卢某某，核对她加入平台的时间、级别、推广方式和直接下级人数，并全面查阅卷宗，梳理后台数据与银行流水的对应关系。

第二，围绕作用地位、获利数额、同案横向对比，持续与公诉机关沟通量刑，推动量刑建议从四年调整为二年至二年六个月。

第三，庭审中围绕从犯作用、600元入门消费的剔除、获利不能按口供认定发表辩护意见

案件结果

法院认为，各被告人对获利的自认建立在估算基础上，证据效力不足，交易明细未就获利情况作出区分，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各被告人的获利数额，最终判处卢某某有期徒刑两年，没有对违法所得进行追缴，仅处以罚金。

结语

传销案件有一个特点：平台后台的数据非常完整，层级、人数、积分、流水，一应俱全。这些数据看起来客观，实际上都是平台按规则自动生成的统计结果，不等于某个被告人的实际作用和实际获利。

办理这类案件，我们的体会是三点。

一是作用地位要放回具体行为里看。层级多少、下级多少，是系统算出来的；是不是创始人、有没有管理权限、有没有宣讲培训、直接下级有几个人，才是人的行为。数据大不等于作用大。

二是追缴金额不能照口供认。积分不等于钱，估算不等于证据，流水不等于获利。把这几个区别讲清楚，按口供追缴的口径就站不住。

三是量刑建议提出后仍然可以谈。签具结书不是接受建议的前提，更不是终点。庭前会议、程序异议、同案对比、预交罚金，都是可以用的谈判筹码，关键是要在开庭之前持续沟通、把工作做足。

也提醒一句：参与这类平台，发展下线拿返利，看起来是做生意，实际上已经踩到传销的红线。一旦被查处，认清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如实供述、尽早让家属处理罚金和退赔，比一味辩解更有用。

作者简介：黄毅律师，95后，广西南宁刑事律师，硕士学位，经济与职务犯罪法律事务部主任，广西刑事律师论辩赛“最佳风采奖”，亲办案件获广西律协2020-2025刑事优秀案例，截至2026年11月，成果包括：无罪案件23件（不起诉9件，撤回起诉1件，侦查阶段直接释放、未办理取保候审、解除取保候审13件）、二审改判案件4件、缓刑案件7件、取保候审案件40件，单处罚金1件，实报实销3件。办案全程可视化，各流程主动反馈，打破信息差，保证刑事案件家属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