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209年，芒砀山一带，押送徒役的亭长刘邦停下脚步，身后的人已经逃散大半。按秦法，押送失职同样难逃重罪。刘邦没有继续赶路，而是放走剩余徒役，带人进入山泽。后来传说中的斩蛇故事，也发生在这段逃亡途中。
这件小事，常被看作汉朝兴起的神秘开端。刘邦拔剑斩蛇，梦见老妇人哭诉白帝之子被杀，部下便认定他身负天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了这个传说，但传说不等于事实。它更像是汉朝建立以后，人们为新王朝寻找合法性时，加上的一层神意解释。
真正值得玩味的，是秦汉与隋唐之间那几处相似。两个王朝都结束了长期分裂，也都完成了制度整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推行郡县制，使地方行政不再依附世袭诸侯。隋文帝杨坚于581年建立隋朝，灭陈完成统一，又通过改革官制和选官制度，削弱门阀对仕途的垄断。
两种制度，方向并不相同。
秦的郡县制解决的是地方割据问题，隋代科举雏形则是在察举、九品中正等制度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把科举完全归功于隋朝，未免简单，但隋朝确实为后来以考试取士的制度铺开了道路。秦、隋都不是只靠武力建立秩序，而是试图把统一变成一套可以长期运行的规则。
偏偏两个王朝都没有走远。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次年秦二世胡亥即位。赵高等人掌握朝政，陈胜、吴广起兵后，各地反秦势力接连出现，秦朝在公元前207年覆亡。隋炀帝杨广则在604年即位，连年用兵高句丽，又大规模营建和征发，最终引发各地反抗，隋朝于618年灭亡。
“二世而亡”因此成了历史上最醒目的相似之处。但相似并不意味着宿命。秦的根本问题，在于严刑重赋与权力失控；隋的问题，则与战争频繁、徭役沉重、统治集团内部离心有关。表面看是同样的结局，深处却有不同的因果链条。
有意思的是，取代秦、隋的汉、唐，也都没有把前朝制度全部推倒。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保留郡县，同时吸收分封形式，形成郡国并行的格局。唐朝承接隋制，三省六部、府兵及选官制度经过调整，逐渐成为治理大帝国的重要支柱。
制度被继承，教训却未必被继承。
汉朝中期出现王莽篡汉。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刘姓宗室与地方力量在各地反抗，刘秀于25年建立东汉。后人把这段历史与刘邦斩白蛇联系起来，说王莽之“莽”暗合蟒蛇，仿佛白蛇转世斩断汉室。这个说法颇有传奇色彩，却没有可靠史实依据。它反映的不是因果，而是民间喜欢把前后两件事编成一个完整故事。
另一处巧合，发生在隋唐两代的继承关系中。隋文帝原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因杨勇生活奢侈、后宫争端等问题，改立次子杨广。杨广曾主持灭陈，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因此获得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信任。
可登上帝位之后，杨广逐渐暴露出另一面。大运河并非一日建成，也不能简单说成毫无益处，但工程规模与征发力度确实加重了民众负担。加上三征高句丽失利，国家财政和社会秩序迅速恶化。杨广曾说：“我本来没有取天下之意。”这句话是真是假已难判断，结果却摆在那里。
唐高祖李渊与太子李建成的关系，又呈现出另一种对应。李世民是次子，战功最盛，却长期受制于太子集团。626年，李世民在长安玄武门发动政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随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一个次子因父亲改立而成为皇帝，最终把国家带入困局；另一个次子因无法承受政治压力而发动政变，却在即位后开创贞观局面。相同的身份，不同的选择，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所谓轮回，往往只是后人把相似的局面重新排列，再为它寻找一个听起来玄妙的解释。
史书里的巧合可以惊人，真正推动局势的，仍是制度、利益和人的判断。斩蛇是传说，二世而亡是结果，次子夺位则是权力冲突留下的印记。把这些片段放在一起，历史便显得神秘；拆开来看，每一步都有人在作出决定，也有人为决定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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