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冬，陕北延安，萧劲光面对的并不是一支只负责站岗放哨的部队，而是一副关系八路军后方安危的重担。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陕甘宁边区的机关、仓库、交通线以及首脑机关，都需要有人守护。
原先分散在后方的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力量，经过整编，逐渐形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12月，后方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部队直接接受八路军总部指挥。
这支部队的任务并不轻松。它既要保卫延安和边区机关，又要防范日军袭扰、地方武装破坏，还要维持交通和物资运输。表面看是留守，实际承担的是后方防线的核心职责。
萧劲光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将，也是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位大将麾下的八位团长，后来分别获得了什么军衔？
一团团长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建者之一，陕西安定人，今属子长县。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活跃于陕北，抗战后又长期承担重要军事职务。解放战争中，他曾任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后来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主力军军长。
按资历和战绩，贺晋年具备授中将的条件。然而1955年授衔时，他获得的是少将军衔。军衔评定并非只看某一段时期的战功，还要综合任职、部队编制、战争年代的实际贡献等因素，个别将领的军衔因此会低于外界预期。
二团团长周仁杰，湖南茶陵人，革命战争年代做过侦察员、营长、参谋长和团长。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以及华南地区的作战。
周仁杰没有特别突出的单场战役名声，却属于长期在部队中承担具体工作的干部。这样的将领，往往不以传奇战例闻名，但部队扩编、连续作战和战略推进，都离不开他们。1955年，周仁杰被授予中将军衔。
三团团长阎红彦，陕西安定人，是陕北红军的重要将领。陕北革命队伍中，阎红彦、贺晋年等人都来自这一地区。后来阎红彦长期担任军政要职，成为陕北红军将领中的代表人物。
1955年，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八位团长之中，他的军衔最高。这并不只是因为担任过留守兵团团长，更与他早期创建根据地、长期主持军政工作的经历有关。
四团团长陈先瑞，河南商城人，出身红二十五军系统。红军时期，他和韩先楚、刘震等人有过上下级关系，后来这几位将领分别成长为上将和中将。陈先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五团团长白志文，河北易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他曾率少数战士俘获敌军两百余人，并获得红军总部授予的三等红星奖章。
但将领的后续军旅道路各有不同。抗战时期，白志文担任留守兵团第五团团长，解放战争中更多负责后勤工作，较少处在一线指挥位置。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六团团长王兆相，陕西神木人，1932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他既做过宣传和政治工作，也担任过军事主官，曾任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转战晋西北、鲁南、渤海、东北及华中等地。1955年，王兆相被授予少将军衔。
七团团长尹国赤，江西永新人，1928年参加革命，作战勇猛，多次负伤。抗战时期，他长期奔波在前线，身体状况逐渐恶化。1940年5月26日，尹国赤因积劳成疾逝世，年仅四十岁左右，因而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
八团团长文年生，湖南岳阳人，早年参加过北伐，1930年转入工农红军。此后经历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抗日战争，长期在作战部队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华北战场继续担任重要军事职务，得到聂荣臻的肯定。1955年，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八位团长，最终出现上将、中将、少将三种结果，还有一位将领未能等到授衔。军衔高低，既反映个人资历，也受到任职岗位、部队序列、战争贡献和人生际遇影响。把这八人的经历放在一起看，留守兵团并非普通后方部队，而是一支汇集了陕北红军和各路老将的骨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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