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9月，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一间测量室里，罗箭正埋头核算数据。门口有人连喊几声，他才抬起头。来人是张爱萍。张爱萍见面便问：“你怎么不告诉你爸爸？”
这句话背后，是一位父亲半年多没有儿子消息的牵挂，也是一名科研人员对保密纪律的坚守。罗箭没有立刻解释自己的工作，而是回答：任务要求保密，不能把基地的情况告诉家人。张爱萍听后点了点头。
罗箭出生于1938年。那时罗瑞卿在抗日战争前线工作，母亲也承担革命事务，年幼的他先由老乡照料，后来进入延安保育院。父母难以陪伴在身边，是战争年代许多革命家庭共同面对的现实。
1943年，罗瑞卿回到延安，先去保育院看儿子。对年幼的罗箭来说，那是一次陌生而又亲近的相认。父亲抱起他，保育院的阿姨告诉他，这是来接他回家的爸爸。相处的日子并不长，罗瑞卿很快又奔赴工作岗位，罗箭也重新回到保育院。
新中国成立后，罗箭随父母来到北京读书。罗瑞卿常对孩子们讲，国家建设需要年轻一代接着干。罗箭逐渐对理工科产生兴趣，尤其喜欢物理，后来把原子能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
1958年中学毕业时，罗箭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能专业。哈军工当时还没有这一专业，他便先在科大求学。1961年哈军工增设原子能专业后，罗箭希望转学，罗瑞卿支持了他的选择。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专业选择不只是个人兴趣，也和国家当时急需发展核科学有关。
1963年初，罗箭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第二十一研究所。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撤离，相关核武器研究工作面临困难。3月，罗箭随科研试验队前往罗布泊。那里条件艰苦，科研人员要面对沙漠环境，也要在严格的保密要求下开展工作。
临行前，罗箭只告诉父母要去外地出差。罗瑞卿问他去哪里，他回答任务需要保密，不能说。罗瑞卿当时参与核工业相关工作，知道儿子可能承担特殊任务，却没有追问。父子都守住了纪律，但家里此后迟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在罗布泊，罗箭与邓稼先、于敏等科研人员一同工作。测量、计算、反复核验，都是试验准备中的日常。科研任务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他没有给家里写信。罗瑞卿也没有借职务之便打听儿子的去向，只能把担忧放在心里。
1964年一次总参谋部会议休息时，话题谈到各家的孩子。罗瑞卿说，儿子毕业后离开家已经半年多，没有消息，“就像失踪了一样”。同在场的张爱萍听出了这份牵挂，记下了这件事。会后核实得知罗箭在罗布泊，张爱萍便把探望安排进了视察行程。
到了基地，张爱萍逐个试验站寻找，最后在光学测量站见到罗箭。罗箭正在计算数据，听到喊声才走到门口，向首长敬礼。张爱萍拍了拍他的肩，说自己是替他父亲来看望他。
罗箭解释，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任务地点和工作内容，父亲也不例外。张爱萍没有责怪他，反而认可了他的做法。这里的关键并非父子之间缺少信任，而是国家机密必须按规定守住；即使亲人担心，也不能用私人关系绕过纪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成功。核试验凝聚着众多科研人员和保障人员的工作，罗箭也因任务中的表现荣立三等功。11月，他回到家中，罗瑞卿才见到离家大半年的儿子。那枚军功章，记录的是罗箭的工作，也让家人终于知道这段时间他在做什么。
此后，罗箭继续参与核试验相关工作。1966年，因特殊时期的影响，他离开国防尖端事业岗位，到四川南充一家工厂工作；1977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多年以后，他还参与红军小学建设等公益事务。罗布泊那次见面留下的，不只是张爱萍替父探望儿子的插曲，也是一段关于科研纪律、家庭牵挂与国家任务的真实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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