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的番号随之确定。此时，陈锡联、谢富治、王近山、杜义德、阎红彦五人，分别担任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名义上是一个班子，实际分工却各有侧重。
第三兵团下辖第十军、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所部大多经历过中原战场的连续作战。兵团成立后，摆在指挥员面前的并不是重新熟悉部队，而是如何把几支作风强悍、战斗经验丰富的部队拧成一股力量。
陈锡联是这个班子的核心军事指挥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太行根据地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又率部参加上党、淮海等战役。1949年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时，陈锡联年仅三十六岁，却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独立指挥经验。
陈锡联带兵有一个特点，强调抓住战机，也重视部队协同。第三兵团向西南进军时，既要完成作战任务，也要应对复杂地形和地方局势。兵团司令员不能只盯着一场战斗，还要考虑部队行军、补给以及接管城市后的秩序安排。
1949年以后，陈锡联先后在地方和军队系统担任重要职务，后来主持炮兵建设。炮兵部队的训练、装备和编制，都需要长期规划，不能只靠战场上的勇猛解决。1955年授衔时，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富治与陈锡联同为湖北红安人。红安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一批重要将领，地方传统和长期革命经历，使这里的干部队伍具有鲜明特点。谢富治并非单纯的行政干部，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熟悉部队思想建设和组织动员。
在第三兵团内部，司令员负责军事指挥，政治委员则要保证部队的组织纪律和思想统一。两人的工作并不重复，反而需要彼此配合。一次研究部队情况时，谢富治曾对身边干部说：“打仗要看阵地，也要看人心。”这句话很能体现政治工作的实际作用。
解放西南后，谢富治参与云南地区的接管和建设，后来成为昆明军区首任司令员之一。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陈锡联和谢富治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在开国上将中并不多见。
王近山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同时是第十二军军长。他以敢打硬仗著称，指挥风格果断，面对强敌时往往能够迅速集中兵力，打开突破口。第十二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长期作战形成了顽强、灵活的战斗作风。
王近山在渡江战役以及进军西南的作战中都承担过重要任务。有关部队干部评价他时，常用“能打硬仗”几个字。这个评价并不只是形容个人勇猛，更说明他能够在复杂战场上迅速判断形势，并把命令落实到部队。
不过，战功大小并不会简单决定授衔等级。1955年，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军衔评定要综合考虑职务、资历、革命经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情况，不能只用某一场战役来衡量。
另一位副司令员杜义德，曾任第十军军长。早在第六纵队时期，他与王近山就是长期搭档。王近山偏重军事指挥，杜义德则在政治工作和部队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两人合作多年，彼此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互补关系。
第十军成立后，杜义德继续参与大规模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随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1955年，杜义德被授予中将军衔。
阎红彦担任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是五人中经历较为特殊的一位。他是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建者之一，早年长期在西北地区从事革命工作。与几位主要战将相比，阎红彦并不是以一线战场指挥见长，而是在创建根据地、组织地方武装和开展政治工作方面贡献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工作，曾在西南地区担任重要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虽然已经不在部队任职，仍因其在陕北红军创建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样一来，第三兵团五位骨干将领的军衔便清楚了：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为上将，王近山、杜义德为中将。军衔不同，不能简单理解为贡献有高下，而是与各人的革命资历、任职经历和后来承担的工作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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