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航而兴”的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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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沅水流域古城镇的规模、兴衰都与水运有着密切的联系。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和SPSS统计工具，对筛选出满足四个条件的233个古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沿辐聚状水系呈叶脉分布，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由流域东北部向西、北部递增的特征明显；古城镇职能类型呈“条带状与团块状并存”分布格局。②219个古城镇分布在与航道距离15km的范围内，占94%，体现出极强的航道依赖性。③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的空间关联以正相关类型为主，总体为“干支流沿线热，与航道距离远冷”；热点区多分布于支流航道交汇处，即沅水干流、酉水、武水、辰水航道，空间集聚性较强；1985年古城镇的空间关联以负相关类型为主，空间异质性特征较强。④资源禀赋是影响沅水流域古城镇分布的基础性因素；基于区位和水运条件，古城镇形成并逐步演化出军事、政治、商贸等职能；随着城镇集聚、职能类型的丰富，军事、政治、商贸职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探寻湖南沅水航道沿岸古城镇的分布规律及历史文化特性，对古城镇的发展及多重文化保护提出建议，以期为今后沅水流域古航道的航运复航及古城镇振兴等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文化线路；湖南沅江流域；古航道；川盐航线；古镇分布；水运文化；历史文化保护

山川湖海承载着文明的厚重与广博，连通人类生存发展之命脉，日月更迭，山河变迁，那些时代所遗留下的造物遗痕，在激荡的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沅水流域广袤富饶，历史源远流长，历经云梦大泽沧桑和人文鼎革之变，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孕育着古老的“五溪文化”。沅水自古便是沿线聚落对外贸易往来的主要航道，北通巴蜀，南抵粤桂，西扼滇黔，沿河的古邑舳舻蚁集、商贾云臻，形成与“五溪文化”交融而多元的文化线路遗产（图1）。

2005年，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正式将文化线路列入其中，定义包含了陆地道路、水道等，其形态特征的形成基于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2007年9月第三次全国性国家文物普查，已将文化线路等列为普查对象。随着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文化线路研究的升温，带动了跨区域文化遗产以及沿线城镇与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2021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指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是以具有保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为主体和依托，保护对象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地段，与灌溉工程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保护传承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沅水流域古城镇多临水而建、因水而兴又因水而衰，水沉淀着古城镇的文化底色，凝聚了巴楚文化的精髓，积淀着丰厚的地域历史记忆，独具特色的水运文化，构成了沅水流域的文化内核。著名历史学家罗哲文在考察沅水流域后，称其为“最早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民俗学家林河称沅水为联结中原至西南、缅甸、印度，乃至中亚、欧洲、非洲的“水陆茶马古道”。

在聚落与水的关系研究上，城镇、村落与水系关系密切，已有研究散见于文化地理、乡村聚落等论著。孙莹等借助GIS论证了聚落顺应河网分布的特征；闫丽洁等提出聚落空间分布出于防洪安全的考虑，与河流保有一定的步行距离；吴庆洲从城市防洪角度总结了传统聚落的防洪原则与技术手段；刘畅等对传统聚落水适应性空间格局进行归纳；曾慧子等釆用GIS空间分析法探讨聚落选址与水系的相关性；段诗乐等再现了区域水系影响下镇城园林的空间分布与造园特征；周红等从文化线路视角对沅水古镇展开研究，总结古镇沿水轴发展方向分布的特点；赵奎等从文化线路视角梳理了川盐古道聚落与建筑产生、发展等过程；刘雪丽等基于聚落交通遗产构成分析，提出古镇及其交通遗产开发之构想。

在聚落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陈郁青利用GIS、计量地理等解析方法，从市域结构和垂直结构梳理名镇名村的分布特征；李江苏等基于村落在地理格局和行政区划的分布特征及要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差异，提出开发利用的建议；张佳瑜等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宁夏小城镇总体格局及沿主干道分布等特征。空间分布影响要素涵盖了自然、人文两大地理要素，涉及地形、资源、区位、交通、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因素；地形因素的分析较多采用空间叠置法分析其周边的地形特征；资源、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则较多采用定性分析；也有学者对地形、交通、人口、城市等要素分级，采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GWR）探讨村落分布的影响因素。

综上，学界对城镇、村落与水系、文化线路的相关研究以水系的自然特性为主，重点关注选址与水系的空间关系。对沅水航道的定性研究较多，但航道与古城镇空间分布的定量研究匮乏，如何从航道视角将城镇或村落空间分布影响要素纳入多元回归模型有待进一步挖掘。

本文借助ArcGIS和SPSS软件平台，针对湖南沅水流域的古城镇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总体上识别古城镇分布的热点区域，并梳理城镇所处的水环境与城镇职能关系，深入探讨古航道影响下的古城镇发展与多重文化保护方向，重新审视和挖掘跨区域文化遗产的价值，推动古城镇的系统性保护，以期为今后沅水流域古航道的航运复航、旅游开发及经济振兴等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使“因航而兴”古城镇的水运文化重新焕发现代价值。

1 研究对象

沅水是湖南省入洞庭湖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贵州云雾山鸡冠岭与麻江县的平越山，源头河流汇合后名清水江，至湖南黔城汇渠水后始称沅水。沅水是横跨湘、黔两省的高等级航道，主要流经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及重庆市东南和湖北部分地区；沟通了贵州省锦屏、玉屏、铜仁，重庆市秀山、酉阳，湖北省恩施、来凤，湖南省怀化、常德等重要市县；是黔东南、湘西地区通往长江的便捷水运通道。沅水流域在湖南境内主要流经怀化市、湘西州以及常德、邵阳两市的部分地区。

1.1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

古城镇筛选须满足四个条件：①由古代村镇演变而来；②形成发展在明清时期；③载有一定民族或民俗文化和历史职能；④其所在的行政区地名曾设立为镇/乡镇/街道（民国前废除则不统计）。经查阅沅水流域相关的地方志和史料，在湖南沅水流域共筛选出233个古城镇（图2），其中22个镇/乡镇/街道所在地曾在民国前设立县城，因而根据所承担的历史职能划分为城（22个）和镇（211个）。研究对象包括历史上该地区的军防、经济、文化中心，如沅陵、溆浦、保靖县城所在的沅陵镇、林城镇、迁陵镇等；沿河而建的里耶、浦市、北溶、大江口等码头重镇；因撤区并乡建镇或水电站建设而搬迁、部分淹没的乡镇，如拔茅、隆头、托口、黄合等，其中列入住建部发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录和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录的古镇共11个；在1985年港口普查中，具有港口功能的古城镇共29个。

1.2 沅水水系与航运发展

沅水水系发达、支流众多，干流全长1033km，在湖南境内568km，其汇集形式为羽毛状河系，左岸的流域面积约为右岸的2～3倍，主要支流有左岸的潕水、辰水、武水、酉水、大洑溪、白洋河等，右岸的渠水、巫水、溆水、麦家河、夷望溪等。

沅水腹地广阔，水运地位甚为重要，为历代军运、漕运、商旅的主要通道，运输的大宗货物有桐油、食盐、木材、粮食和丝绸等，是著名的“川盐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路铁路运输为城镇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水运衰落以及偏离交通枢纽的古城镇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但因其地处偏僻，大量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古城镇保存完好，对沅水流域的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起主导性作用。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古航道路线与古城镇的地理位置、历史职能、主要民族类型、港口吞吐量数据等来源于《湖南省志·交通志》、《湖南水路交通史60年》、《苗防备览》等著作，以及沅水流域相关史料、地方志、内河水运规划、港口普查等资料，基于百度地图（https：//map.baidu.com/）获取所有古城镇的空间坐标数据，以上数据基于ArcGIS平台处理分析并制图（表1）。

2.2 研究方法

①缓冲区分析。利用缓冲区分析功能分别对水系和古航道按500m、1000m、1500m、2500m；3000m、6000m、9000m、15000m、25000m间隔做缓冲区。将古城镇与水系、航道缓冲区图层进行叠加，得到古城镇分布与古航道距离的关系。

②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能够直观地反映地理要素在空间中的分散或集聚特征，本文采用核密度分析对沅水流域古城镇的空间分布密度及特征进行表达。

式中：xi表示i(i=1，2，…n)点的地理坐标；h表示核密度函数带宽；(x-xi)表示估计点到样本点的距离；为核函数。

③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用来分析事物的某一属性在空间上潜在的依赖性和相关性，包括全局自相关（Global Moran′s I）和局部自相关（Ansel in Local Moran′s I）。分别选取233个古城镇的功能值和29个古城镇的吞吐量数据，计算公式为：

式中：xi和xj表示i和j空间单元内古城镇的数量；为空间权重矩阵；n为流域整体空间单元数量；=

④多元回归分析。古城镇及其功能值分布的不均衡性需要由多个自变量的最优组合来预测或估计因变量。通过SPSS 25.0统计软件，综合运用加权叠加、邻域分析及统计方法等，探析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及影响程度。回归方程为：

式中：Y为古城镇的功能值；X1、X2、…、Xn为各影响因子；b0为常数，b1、b2、…、bn为相应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

3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空间分布特征

3.1 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及功能类型的分布特征

3.1.1 古城镇沿辐聚状水系呈叶脉分布的空间分布态势

沅水流域自宋、明土司纳贡，舟楫为运；至清改土归流，商旅增多，木帆船运输兴起。由图3可以看出，古城镇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由流域东北部向西、北部递增的特征明显。以沅水干流为界，流域西部及西北部的古城镇密度较大，而流域东部及东南部的古城镇分布密度较小；从流域整体来看，古城镇多沿航道走势分布，中上游地势开阔，支流航道间距较近，航道条件相对优于上游和下游，古城镇分布较上游和下游密集；从流域分级来看，沅水干支流交汇处古城镇分布数量较多，酉水、武水、辰水、渠水航道古城镇分布密集。

3.1.2 古城镇职能类型呈“条带状与团块状并存”分布格局

从古城镇功能结构分布图（图4）来看，古城镇的军事功能多分布在酉水、武水航道，其他航道零星分布；古城镇的政治、商贸功能多沿干支流航道分布，具有驿站等政治功能的古城镇沿航道间隔分布，呈条带状；具有商贸功能的古城镇多集聚于干支流交汇处和支流航道，形成团块状。正如木材的运输，多顺江而下；“商贾络绎于筏。放木筏顺流而下，获利甚厚”，水运河道为沿线地区带来无限商机，形成诸多市镇集群，成为中原王朝向苗疆商业渗透的桥头堡，推动区域古城镇的发展与变迁。

3.2 水系、航道影响下古城镇的分布特征

水是万物发祥的重要因素，流域的兴衰影响着沿线城镇的兴衰，是古城镇选址的重要依据。根据古城镇与水系距离的统计（图5，表2）可以看出，79%的古城镇分布在500m的缓冲区内，其中53%的城、87%的镇分布在200m的范围内，便于依托渡口、码头进行物资集散和贸易运输。城较镇承载了更多的军事功能，距水系的平均距离较镇更远。

宋朝以来，陆路交通多依循水道，非水不至。受制于地理条件，水路运输多依靠船只，陆上交通多肩挑背驮，也用马驮。古代驿道建设至明代形成“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的驿道体例，随着商贸的繁荣，物资集散的驿铺逐渐发展为大大小小的集镇。从古城镇与航道距离的统计（表3、表4）来看，138个古城镇分布在 3000m的缓冲区内占59%，平均距离小于500m；219个古城镇分布在15km的范围内，占94%，古城镇的选址与该流域15～20km的经济距离相符，体现出极强的航道依赖性。3000m 缓冲区内，75%的古城镇分布在沅水干流、酉水、辰水、潕水、渠水航道，酉水、辰水、潕水航道的古城镇分别占60%、74%、64%，主要发挥着沟通境内外商贸和盐运的功能。

3.3 古城镇及其功能的空间关联特征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对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的空间关联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沅水航道古城镇空间分布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0.124＞0，Z-Score=5.103＞1.96，P-Score=0.000＜0.05，表明沅水流域古城镇空间分布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和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通过局部自相关Moran′s I指数将古城镇的空间分布划分为高高集聚（H-H）、高低集聚（H-L）、低高集聚（L-H）、低低集聚（L-L）4种类型。

由图6可知，H-H型表示流域内某一古城镇与其周围古城镇功能值均较高，功能类型丰富，在空间关联中表现为扩散效应。H-H型主要分布在沅水干流、酉水、武水、辰水航道和巫水航道左侧。酉水航道是盐运、商贸的主要航道，以里耶、隆头、王村为中心形成码头古镇聚集区；沅水干支流航道交汇处的洪江、乾州、沱江、石羊哨、寨市形成集聚，体现其由军事而开通，因商贸而繁荣。正如史料记载，石羊哨作为“十三哨”之一，有水道可下达辰州，是进驻千里苗疆的前哨和进兵输粮的馈饷之路，自明代立哨驻军，遂成“千帆云集，舳舻相衍，人烟稠密，商业繁盛的大市镇”。H-L型表示流域内某一古城镇功能值较高，但其周围古城镇功能值较低，且功能类型单一，在空间关联中表现为极化效应。H-L型主要在沅水流域的沅陵、渠阳、儒林所在区域分布，沅水干流航道下游、巫水航道的古城镇数量较少，且功能结构较为单一。L-H型表示古城镇功能值低于周围古城镇，在空间关联中属于过渡区。沅水流域的L-H型主要分布在干流、武水、巫水航道，与周围古城镇功能值较高的区域关联度较小，成为低值孤立区。L-L型表示流域内某一古城镇功能值较低，其周围古城镇功能值也较低，在空间关联中表现为低低聚类。L-L型主要分布在沅水流域边界，距离航道较远，古城镇分布较少。

港口及港口经济发展已成为引领和推动一个城市甚至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港口功能是古城镇码头和渡口功能的延续，随着时代变迁，93个具有码头或渡口功能的古城镇在1985年的港口普查数据中，共29个古城镇仍发挥着区域港口的功能。结合1985年的港口吞吐量数据，古城镇港口功能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图7），仅洪江和常德呈现H-H型，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H-L型主要分布在沅陵和大江口，其港口吞吐量分别为30、50万t，仅次于70万t的洪江，但其周边港口分布较少且吞吐量较低，呈现极化效应；H-L 型在酉水航道也有分布，迁陵港口吞吐量为7万t，里耶、隆头、王村仅为1～3万t。L-H型分布于沅水干流航道的常德、沅陵、大江口、洪江所在区域，干流沿线的北溶、船溪、武溪、浦市、辰阳、安江、横岩分别为3、4、13、22、22、21、10万t，分布较孤立，区域关联度较小。L-L型主要分布在沅水流域的干流下游、渠水、巫水航道，航运衰落，区域的港口分布少。

整体而言，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的空间关联以正相关类型为主，总体为“干支流沿线热，与航道距离远冷”。H-H型多分布于支流航道交汇处，主要是沅水干流、酉水、武水、辰水航道，空间集聚性较强，其航运复航和开发价值较大。H-L型和L-H型主要分布于干流下游、渠水、巫水航道，空间异质性特征较为明显。1985年古城镇的空间关联以负相关类型为主，H-L型和L-H型多分布于四级、六级航道，即沅水干流和酉水航道的常德、沅陵、大江口、洪江、保靖5个港口重镇所在区域，空间异质性特征较强。

4 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因航而兴”的古城镇空间分布是古航道的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历代政治格局、军事攻守、水道荣枯、商贸需求的变化，影响着航道及沿线古城镇的兴衰和职能变迁。军事上的安营设汛，政治上设置驿政、漕政，商贸上的物资交换码头、墟场等推动了水陆交通的发展。根据聚落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类型划分的相关研究，将军事、政治、商贸等职能纳入古城镇分类标准，借鉴村落文化景观驱动因素分析中的赋值方式，广泛搜集历史文献，整理出宋朝至清朝的古城镇“历史职能/功能统计表”，将古城镇职能划分为军事、政治、商贸三种类型，参考史料记载的职能级别对各类型分等级赋值，其中军事职能（如汛、营、长官司、所、卫等）和政治职能（如铺、驿铺、县、厅、府等）分别赋值1、2、3、4、5，商贸职能（如码头、墟、市等）分别赋值1、1、2；通过加权叠加将其功能类型按等比权重进行叠加，得到古城镇综合功能值。

以古航道影响古城镇历史职能的视角，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综合自然与人文因素，从古城镇分布核密度、古城镇功能值分布核密度、距水系距离、距航道距离、距县城距离、综合功能值六个影响因素入手组建回归样本。

整体来看（表5），军事、政治、商贸职能的古城镇距县城距离（X3）、核密度（X4）、综合功能值（X6）因子的显著性均在0.05以下，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其中，核密度（X4）、综合功能值（X6）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古城镇越集聚，古城镇的综合功能值（X6）越高、功能类型越丰富，历史文化特性更具多样性；距县城距离（X3）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则表明距离县城越远，古城镇的军事、政治功能值呈递减趋势，商贸功能值递增的可能性较大。此外，综合功能值（X6）因子的绝对值较小，距航道距离（X2）因子的绝对值较大且军事和商贸功能的显著性在0.05以下。因此，选取距航道距离（X2）、距县城距离（X3）、核密度（X4）等作为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对水运条件、区位条件、城镇集聚、资源禀赋等因素进行分析。

4.1资源禀赋·因地而生

资源是沅水流域古城镇发展的基础，从自然资源来看，沅水流域为湖南的西大门，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本地的桐油、木材、药材、白蜡等农特产品销往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该地域也需要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盐、布匹、洋广杂货等日常用品。流域上、下游地区资源及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为沅江水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据《古丈坪厅志·舆图》载，“罗依溪市水田亦美，种植桐、茶为大宗，商贩聚于溪口”，古丈县在光绪时“全赖桐、茶、杂粮以补不足”，沅水流域独特的农林资源，是影响该流域古城镇分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人文资源来看，流域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伴随战事、商贸的移民大量涌入，移民文化与当地的汉、苗、侗、瑶、土家等土著居民文化碰撞融合，地处水路交汇处具有优良货载能力的渡口码头，历史文化遗产富集。从古城镇占比最多的民族分布来看（图8），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汉族古城镇共91个，占古城镇总数的39.06%；少数民族以苗族最多，分布个数为70，占古城镇总数的30.04%；土家族和侗族分布个数分别为38、32个，分别占古城镇总数的16.31%、13.73%。从分布航道来看，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杂居的古城镇多分布于沅水干流航道；苗族多集聚于武水、辰水水系，散布在渠水、巫水航道；侗族多分布在渠水、潕水航道；土家族多分布于酉水航道。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在各航道交汇处流转与积存。

整体而言，自然资源的充沛和人文资源的汇集对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的分布形态、职能结构有基础性影响。

4.2 区位条件·近城而立

县城是一个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辐射范围较大，通达度较高，其历史职能促进了古城镇之间的空间连接，对城镇的空间分布、功能结构有重要影响。据统计，在距离县城0～15km的范围内有占总数39%的古城镇，15～30km的范围内有46%的古城镇。距离县城越近，军事、政治功能值越高，商贸功能值递减。县城作为繁华的社会中心带动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军事、政治职能为主的古城镇大多在县城周边形成聚集区；商贸职能为主的古城镇与县城有一定距离，虽然发展较为落后，但受朝代更替、社会变革、战争纷扰的影响较小，稳定和谐的环境正是社会经济发展、商业文化延续传承的重要保障。

4.3 水运条件·因航而兴

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水路交通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沅水流域内交易之所，多就近开辟在船只停泊的沅水干流、支流的码头边，最早称为“草市”。草市成为附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除了较早设置的州县治所城镇以外，多经历了从草市、集市、市到发展成为规模性镇的历程。据统计，93 个古城镇设有码头或渡口，占总数的40%，在距离码头0～15km的范围内有33%的古城镇，15～30km的范围内有22%的古城镇。贸易与交换的加剧，使两岸码头越来越密集，码头规模越大，船只吨位越大，与码头相依而生的城镇商业氛围越浓厚，古城镇也愈发繁荣。

距水距离（X1）与军事、政治功能均不具有显著性，距航道越远军事功能值递增，政治功能值与之相反。距离水系和航道越远，古城镇的商贸功能值递减，距航道距离（X2）因子的绝对值较大且显著性在0.05以下，对其功能值影响深远，印证了沅水流域境内山脉错列，山间盆地星罗棋布，古代居民商贸交通几乎完全依靠水路，商贸职能为主的城镇多位于沅水干支流的交汇处和航道沿线。

航道是水运的基础设施，古城镇的分布及功能演变还受到通航条件的影响，溆水、巫水航道古城镇数量较其他航道少，且功能类型较为单一。正如史料记载，溆水可航河段，有二都河、四都河及溆水下游，其中以溆水下游一段最为通畅，船只来往亦甚频繁，二都河与四都河，皆因滩坝所梗，航行较难，且货运数量与价值均不巨。巫水河道绕行山岭区，水势多随山势而曲折，盘旋蜿转，河湾多，坡降陡，水流急，岩礁多，滩险密，航行条件差，航运历来不甚发达。

4.4 城镇集聚·因商而盛

军事、政治、商贸职能的古城镇核密度（X4）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表明古城镇越集聚，其功能类型越丰富，古城镇的集聚是推动其军事、政治、商贸功能值和功能类型递增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文化特性更具多样性；而古城镇军事、政治的功能值核密度（X5）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大，因而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的古城镇与功能值较大的古城镇之间具有离散特征。

无铁不足以言耕言战，无盐则不足以立国理财。除了桐油、木材等商品交易，盐业运输对古城镇的繁荣影响深远。沅水流域的盐均需外运，流域内具有代表性的川盐入湘航线主要包括沅水干流、酉水、辰水、潕水航道，其中，川盐从来凤入湘西，沿酉水东进，至里耶、隆头、吉首，再转至凤凰、洪江，然后分销。清末至民国时期，花垣、古丈一带平均要7.5~10kg大米才能换到0.5kg食盐，故有“斗米斤盐”之说，伴随着盐这一人类生活必需品的转运与销售，大多数居民由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商贸或运输，这条线路也被历史学者称为“中国内陆最重要的文化沉积带”。

总的来说，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的集聚、功能类型的丰富，促进军事、政治、商贸职能的多样化、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商贸流通使流域城镇的发展达到鼎盛，食盐、木材、桐油等运输和贸易促进了城镇的形成及其在地方治理体系中角色地位的转变，也带动了明清时期沅水水路商贸功能逐步超越军事功能的历史过程。

5 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发展振兴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交通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水运并没有彻底消失，近现代的公路、铁路等是在古航道基础上的演进，古航道在递变中实现了新生。水上休闲旅游的兴起，内河水运成为库区、景区、山区发展的重要支撑，将有较大发展前景。

2021年9月《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初步构建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到2035年，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成，即通过重新构建保护体系，把原来条块分割、碎片化的历史文化遗产重新整合成一个整体。基于上述发展趋势和结论，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湖南沅水流域古城镇的发展及多重文化的挖掘与保护提出建议：

①从流域整体上看，湖南沅水流域大部分古城镇沿江河分布，为以港兴市，港园、港城共同发展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挥沅水的沿江开发支撑和优势产业集聚的作用，推进区域资源和要素的共享，加强构建以常德港、桃源港、泸溪港、辰溪港4个地区重要港口为核心，以怀化港、沅陵港、洪江港、保靖港、古丈港、龙山港、永顺港等特色港口为基础，以浦市镇、大江口镇、安江镇、芙蓉镇、黔城镇等码头古镇为补充的层次分明、历史文化特性突显、沿江沿河联动发展的港城（镇）格局。

②从流域的文化传承上看，湖南沅水流域的保护与开发以水运文化为底色、航道为链，历史文化名镇或具有码头功能的古镇为节点，充分挖掘古城镇的水运码头文化、水运盐业文化、水运商业文化、水运民俗文化等演化过程；积极探索古航道作为文化线路承载的历史价值以及沿线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特性的城镇分类分层保护与开发，构建具有历史承继性、递变性、多层次的类群文化生态体系；强化省域之间、古城镇之间的联动发展，形成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合力，带动流域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③历史不能割裂，不能以一种文化去取代另一种文化。航道具有历史层积性，军防、商贸、水运文化等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特质是其他文化不能取代或消解的。承载特定历史时期多维度政治、文化、军事、贸易交流的水路交通是城镇兴衰的内在动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保护应突破古代城垣，扩展至市域范围乃至沿线具有关联性的古城镇进行系统性保护。历史演替造就了古城镇多重、多样的文化要素，如何结合现状保护当地共存的文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水运的青春与壮年已然过去，千百年水运滋养的历史文化随古城古镇的保护而得以留存，依托流金淌银的航运水道，推进古城镇的多重文化保护和发展是否存在新的发展契机？未来可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作者：赵思文，胡希军，陈 琳，金晓玲，汤 佳，罗紫薇，韦宝婧

来源：《经济地理》2022年第6期

选稿：耿 曈

编辑：董进康

校对：贺雨婷

审订：李美云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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