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乱象提醒中国：中国再不管印度偷渡客，迟早吃大亏

2026年9月，丹麦联合德国、荷兰、奥地利和希腊，开始推动把部分没有合法居留资格的人送到欧盟以外的“遣返中心”，并希望在2027年前后让这套机制真正运转起来。

一个长期以高福利、社会保障完善著称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把遣返问题推到这么高的位置，这显然不是一句“移民太多了”就能解释清楚的。

中国驻印度使领馆2024年向印度公民签发约28万份签证，2025年截至4月又已经超过8.5万份，而中国公民获取印度签证在当时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消息放在一起，其实很值得中国人认真想一想，人员往来越来越方便当然是好事，可一旦骗签、非法就业、逾期滞留和偷渡背后的产业链开始利用这种便利，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防线往前推得更早一些？

9月4日，丹麦、德国、荷兰、奥地利和希腊在哥本哈根继续讨论欧盟境外“遣返中心”，几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对已经没有合法居留资格、却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无法遣返的人，寻找新的处理办法。

相关安排目前还没有全面落地，合作对象也没有正式公布，但丹麦方面已经把2027年底前开始转送人员作为目标。

这件事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丹麦突然“不欢迎外国人”了，而是欧洲一些国家发现，移民管理最麻烦的地方往往不是让一个人进来，而是当法律已经决定他不能继续留下时，能不能真的让他离开。

一个人失去合法居留资格以后，事情并不会自动结束，身份核实、旅行证件、原籍国接收、运输安排、法律申诉都会产生费用。

如果当事人长期滞留，住宿、警务、司法、行政管理也都要继续投入，这些成本最后还是由社会承担。

因此，丹麦推动境外遣返中心，本质上是在解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法律决定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否则时间拖得越久，政府越被动。

欧洲过去很多年更强调接收、审核和庇护，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遣返效率，这种变化本身就说明旧办法已经越来越吃力。

当然，丹麦这套方案也有很大争议，包括第三国设施如何监管、被遣返人员的基本权利如何保障等，相关机构已经提出了质疑。

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觉得真正需要吸取的不是照搬丹麦模式，而是看懂其中的治理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只管入口不管后续，否则一旦非法滞留形成规模，再去清理就会越来越贵。

而中国今天恰好处在人员往来重新加速的阶段，这就让印度签证数量的变化格外值得讨论。

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洪2025年接受采访时提到，中国驻印度使领馆2024年签发了28万份签证，2025年截至当时又已经超过8.5万份，同时他也明确表示，中国公民取得印度签证仍然比较困难。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它说明中印人员往来正在恢复，可两边在便利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对等的。

这里必须先说清楚，28万份签证绝对不能直接理解成28万印度人要长期定居中国，更不能把所有正常来华的印度学生、游客和商务人士都贴上风险标签。

旅游、商务、学习和工作本来就是正常国际交往的一部分，中国作为一个继续扩大开放的大国，也没有必要因为个别违法行为就把门一关了之。

可是，开放不等于不设防，而且中国自己的利益必须摆在前面。

2020年中印边境关系恶化以后，两国交流明显降温，2024年以后关系逐步缓和，恢复人员往来当然有外交和经贸上的考虑，不过外交上的善意不能替代国内治理，签证发出去只是第一步，入境以后干什么、停留多久、是否按规定就业，这些才决定风险到底有多大。

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印度人来了多少”，而是有没有人利用合法渠道干非法的事情。

有人申请商务签证却实际长期务工，有人提交虚假邀请材料，有人签证过期以后继续滞留，这些行为无论来自印度还是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中国法律处理。

从中国利益角度说，我尤其在意一个词，那就是“对等”。

如果中国持续为印度人员来华提供便利，而中国公民赴印却长期受到更高门槛限制，那么这种差距至少值得认真评估，因为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从来不是单向让利，而应该建立在互利和基本对等之上。

中国当然可以展现大国开放姿态，但开放的前提应该是自己掌握节奏，不能出现别人把门槛设得很高，我们反而不断单方面降低门槛的情况。

真正成熟的外交，从来不是一味放宽，而是在交流、安全和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如果只盯着街上某个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其实很容易看错重点，因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中国以后，要长期非法务工、不断更换住所，甚至参与违法犯罪，往往不是单靠自己就能完成的。

2025年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公开通报的一起案件就很典型，广东有关部门发现一个团伙，通过骗办中国签证的方式组织多名外籍人员入境，并安排他们从事骗贷等违法犯罪活动，案件最终刑事打击处理88人，捣毁21处窝点，并查扣大量作案设备和涉案资金。

这个案件没有公布相关外籍人员是印度人，所以不能硬往印度身上套，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合法签证”确实可能被有组织犯罪利用。

真正值得中国警惕的，并不是某个国籍天然有问题，而是有人已经开始研究签证规则、制作虚假材料、组织人员入境，然后在境内继续安排违法活动。

一旦形成产业链，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介负责招人，有人负责材料，有人负责接送，有企业负责用工，还有人专门寻找监管薄弱环节。

只查最后一个非法务工的人，相当于只剪掉树叶，根还埋在地下，过一阵子照样会重新长出来。

中国2026年9月15日起实施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并同步建立出境入境中介机构和人员备案制度，我认为恰恰就是在补这一块。

相关制度要求从事旅游、商务、学习、工作、定居等出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依法备案，工作人员也进入管理范围，同时要求建立服务台账、保存合同和财务资料，并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

截至10月19日，全国已经有超过1200家机构和近6000名人员完成备案，这说明管理思路正在从“出了事以后抓人”，逐渐往“提前看清谁在做这门生意”转变。

从中国利益出发，我认为这条路比简单喊着限制某个国家的人更有效，因为今天漏洞被印度非法人员利用，明天完全可能换成别的国家。

真正应该让违法者害怕的，是不管换什么国籍、换什么签证类型、换什么中介，只要形成骗签、非法就业、偷渡和非法滞留的利益链，中国都能顺着人员流、资金流和材料流把它查出来。

丹麦现在为了处理已经积累下来的非法居留问题，不得不和多个国家反复谈判，甚至准备把遣返机制放到欧盟之外，这其实已经说明，等问题形成规模以后再解决，成本往往比最开始严格管理高得多。

中国现在还远没有走到丹麦那一步，因此更应该趁人员流动扩大之前，把签证审核、入境管理、就业监管、中介备案和遣返执行连成一套真正有效的制度。

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因为印度人口多，就对所有印度来华人员抱有敌意，那既不理性，也不符合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现实需要。

但是，中国同样没有义务为了所谓“开放形象”，对骗签、偷渡、非法就业和长期非法滞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没有必要在中印人员往来明显不够对等的情况下，单方面不断提高便利程度。

中国人的爱国心不应该体现在对普通外国人的情绪上，而应该体现在对自己国家规则的信心上，该欢迎的合法往来就堂堂正正欢迎，该查的违法行为就依法彻查，该要求对等的时候也没必要不好意思。

只有这样，中国的开放才不是别人随意利用的漏洞，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主动选择。

丹麦今天最头疼的是怎样把已经失去合法身份的人送出去，而中国更应该想的是怎样让不该进来的违法链条一开始就进不来。

等到黑中介发现骗签有利可图、非法用工形成稳定市场、逾期滞留开始层层叠加以后，再想收拾就不会像今天这么轻松了，这才是我认为中国最应该从丹麦身上提前看到的那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