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冬，湖北红安县一场大雪刚停，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来到县里。按安排，他原本要先到公社，再回吴家嘴村看望乡亲。可车到公社后，干部们早已站在雪地里迎候，老人家下车便皱起了眉头。
“天冷，别都站着。”
一句话，既是责备，也是心疼。韩先楚当时已经六十八岁，身体又有心脏方面的毛病，公社干部不敢让他冒雪步行，只好请他进屋歇息。
韩先楚惦记着两个老朋友，一个叫吴海洲，一个叫闵永进。他提出不要惊动太多人，把这两个人请来就行。没过多久，吴海洲赶到屋里，闵永进也随之进门。
有意思的是，吴海洲一开口便说乡里的日子“顺畅”了，叫韩先楚不要操心。话听着体面，可韩先楚很快发现，闵永进坐在炉边不停搓手，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
他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直接披到闵永进身上。闵永进连忙推辞，韩先楚却沉下脸说：“叫你穿上，就穿上。”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这件小事，让韩先楚察觉到，乡亲们报喜不报忧。新政策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村里的生产秩序有所变化，可不少家庭仍然缺衣少粮，旧棉被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真正的生活状况远比汇报中困难。
一行人回到吴海洲家，屋里刚收拾过，床上的破棉絮仍露在外面，海洲的妻子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韩先楚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脸色逐渐变得难看。
这位将领早年也是苦孩子。1913年，他出生在黄安，也就是后来的红安县吴家嘴村。三岁时母亲去世，十二岁时父亲又离世，姐姐被迫当童养媳，他只能靠放牛、编筐、做短工活下去。后来参加革命，并不是偶然选择，而是穷困生活逼出的道路。
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后，韩先楚在家乡投身农民运动，随后参加红军。战争年代，他从鄂豫皖走向抗日战场，又参加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表现突出。职务越高，故乡在他心里的分量却没有减轻。
吴海洲就是他少年时的伙伴。革命初期，韩先楚曾向吴海洲借过四斗稻谷。多年后回乡，他进村没有先问谁家准备了饭，而是先问：“海洲呢？我还欠他谷子。”
这笔粮食，他一直记着。1949年途经湖北回乡时，他送给吴海洲三支钢笔，希望孩子们读书，还坚持说借来的东西必须偿还。吴海洲没有把欠条拿去讨要，也没有借着老朋友的名望向公家开口。
正因为熟悉乡亲们的性格，韩先楚更清楚，几句“过得不错”不能当真。他走访多户人家，看到的情况大同小异，心中十分震动。回到县城后，他让秘书立即给兰州军区打电话，要求向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
秘书担心没有经费，试探着问了一句。韩先楚手杖一顿，说费用先从自己的工资里扣，不够再想办法。话说得重，却不是为了摆威风，而是因为他知道，红安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付出的代价极大。
红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都与这里密切相关。许多家庭有人参军，有人牺牲，有人承担粮食、物资和交通任务。韩先楚认为，乡亲们曾经把能拿出的都交给了革命，如今生活困难，不能只靠几句慰问来应付。
离开红安前，他还专门找到县里的干部，谈到基层组织和群众负担问题。他提醒，大队、生产队干部不宜过多，机构和人员要精简，不能让群众承担不必要的开支。这些话很具体，也很直接。
韩先楚第三次回乡，表面上是探亲，实际上也是一次调查。他看树木，问生产，进农户，听家常。后来视察杉树基地时，他提出能栽树的山要多栽树；看到县城街道绿化不足，又建议增加风景树种。
1986年3月，韩先楚病重住院，仍惦记着红安的植树安排。他让妻子准备雪松、桂花等树苗，送到县城街道栽种，并托人向家乡干部和父老乡亲问好。那时他已经明白，自己很可能再也回不到吴家嘴村。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四岁。第二年5月18日，家人护送他的骨灰回到红安，安葬在县城东郊。此前托付的树苗，也按照他的意思栽在了城关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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