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上海博物馆内，杜维善站在昔日中汇银行大厦的展厅里，望着一枚枚来自丝绸之路的古钱币，忽然对馆方笑道：“这里过去是我父亲的产业，我是不是该收点房租？”
这句玩笑话背后，藏着一段复杂的家族记忆。杜维善多年未回上海，此次重返故地，真正吸引他的并不是旧日家业，而是馆内并不充裕的丝路钱币收藏。
当时，上海博物馆在这方面的实物积累相对有限。杜维善得知，馆中有关中亚、南亚古国的钱币数量不多，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得明白，研究古币不能只靠书本，缺少成体系的实物，许多判断便无从落脚。
那次参观之后，他开始认真考虑捐赠。1991年，一批三百六十七枚的中亚古币进入上海博物馆，其中包括萨珊王朝金银币。杜维善不仅整理了藏品，还在钱币护套上亲自写下中英文说明，标注年代、铸地和相关背景。
这批藏品的价值，不只是金银本身。萨珊王朝曾控制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货币上的君主形象、文字和铸造方式，能够帮助研究古代贸易、政权更替以及丝绸之路的交通范围。对于博物馆而言，一枚钱币就是一个微型档案。
有意思的是，杜维善的收藏并非只追求稀罕。他更看重系统性。安息、萨珊、贵霜以及阿拉伯帝国相关钱币，在他的收藏中彼此能够参照，单件藏品由此连成一条可以考证的历史线索。
杜维善曾向馆方表达过一个朴素道理：“一个人欣赏，不如大家一起去看。”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解释了他为何愿意把多年积累交给公共博物馆。他知道，私人藏品若只停留在书房里，研究价值终究会受到限制。
迁居海外前后，他仍不断补充捐赠。1992年，他向上海博物馆提供了新的钱币资料和拓片；2004年，又捐出一千七百余枚丝路古国钱币及两百余册相关外文书籍。书和实物同时入藏，研究者才有条件把钱币放回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
2012年，他再次捐赠四百一十枚钱币，其中有贵霜铜币、金币、萨珊银币和白衣大食银币等。这些藏品补足了原有体系中的空缺，使上海博物馆在丝绸之路钱币收藏方面形成较完整的序列。
前后七次捐赠，数量达到两千一百二十八枚。民间根据品种、稀缺程度和后来的市场变化估算，这批藏品总价值超过18亿元。但杜维善自己并不把重点放在数字上，他更在意钱币能否进入学术研究，能否让后人辨认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
他的妻子谭端言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拼命挣钱，他就拼命买钱币。”听起来像家常话，实际却道出了杜维善收藏的投入。他年轻时曾赴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做过矿工、钻井工，也绘制过工程图纸，后来成为石油公司的地质师。财富并非凭空而来。
有一次，为了购入稀有的中国古钱，他卖掉了台湾的两处住宅。家人难以理解，他却认为，一枚钱币若能填补历史空白，便不应只用价格衡量。这样的选择当然带有个人执拗，却也说明他的收藏始终有明确方向。
杜维善研究丝路钱币，受到考古学界相关论文的启发。此后，他频繁前往海外拍卖场和藏家之间寻找珍品，尤其关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中亚、南亚货币。购买只是起点，辨伪、分类、考证和写作，才是他真正投入时间的地方。
1992年出版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把大量实物与历史地理结合起来，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具有开拓意义。后来他的研究著作继续补充贵霜、萨珊等钱币资料，也为博物馆培养专业人员提供了参照。
杜月笙晚年家产已经大幅收缩，杜维善成年后的道路，主要靠自己闯出来。他没有延续父亲在上海滩的旧路，而是把精力放在地质工作、古币收藏和学术研究上。家族名声给过他关注，却不能替他完成鉴定一枚钱币所需要的功夫。
2009年后，杜维善先后受到前列腺癌、肺癌困扰，身体状况并不理想，仍持续整理钱币和文稿。2020年3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88岁。留在上海博物馆里的那两千多枚古钱币，成为他与故土之间最具体、也最有分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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