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之｜鲁迅抄袭盐谷温？（转载）

辰之｜鲁迅抄袭盐谷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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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画《鲁迅》

简论

关于“鲁迅抄袭盐谷温”这桩公案，至今已有百年，论者颇多。现在普遍认为鲁迅并没有抄袭盐谷温，完全是陈源、顾颉刚等人的诬陷。然而事实上，鲁迅确实抄袭了盐谷温，但是并未如陈源所说“整大本的剽窃”罢了。

关于抄袭与否，历来论者大体不外以下几点：

1.鲁迅与盐谷温相识，然盐谷温未称鲁迅抄袭

2.陈西滢诬告乃为报私仇

3.胡适语苏雪林鲁迅没有抄袭

4.陈西滢误将郭希汾翻译盐谷氏之书当成鲁迅著作

5.民国时期学术不规范

6.盐谷温也是抄来的

7.孙俍工翻译盐谷氏之著作一出，洗刷掉鲁迅抄袭污名

虽然讨论者极多，讨论的文章也写了无数，可是却呈现出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人们大多是讨论陈源为何指责鲁迅抄袭、顾颉刚如何认为鲁迅抄袭、鲁陈顾之间的私怨等等，甚至连胡适说鲁迅不是抄袭都成了很主要的证据。然而关于作品是否抄袭，应当首先以文本入手，以比较结果为初步依据。可是在讨论鲁迅是否抄袭盐谷温一事上，却极少有人从文本方面入手。

这一反常的现象，反倒勾起了我的好奇，故而我找来了各种文本相比较，得出了一个大部分人不愿接受，但是必须接受的事实——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确实存在抄袭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情况。

版本介绍

考虑到旁人的一些论点及中日翻译之间的差距，我选取了盐谷温和鲁迅二人著作各三个版本进行综合比较，具体如下——

1919年·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日文，大日本雄弁会出版，是盐谷氏《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最早版本。

1919年大日本雄弁会版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1920-1921年·鲁迅《小说史大略》：中文，油印本，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早的讲义本。后经单演义整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其整理本《鲁迅小说史大略》。

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单演义整理本鲁迅《小说史大略》

1921年·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中文，中国书局出版，郭希汾翻译，盐谷氏《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最早中译本，但只节译了后半本“小说”部分。

1921年中国书局版郭希汾节译本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

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文，北大新潮社出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的最早版本。

1923年北大新潮社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929年·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文，开明书店出版，孙俍工翻译，盐谷氏《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全译本。

1929年开明书店版孙俍工全译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1935年·鲁迅《支那小说史》：日文，サイレン社出版，增田涉翻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最早日文译注全本。

1935年サイレン社版增田涉译注本鲁迅《支那小说史》

我们走哪条路？

众所周知，陈源曾在《致志摩》中指责鲁迅：“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如指责鲁迅抄袭，就应该具体指出他抄袭了哪一本，否则东洋西洋、中国日本、新书旧册浩如烟海，如何让人考证其是否抄袭呢？所以陈源顾颉刚能够来上一记“仙人指路”，指出具体被抄袭的书目是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陈源还说鲁迅是“整大本的剽窃”，那当然是夹带情绪和私怨的论断。因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分为上下两篇，分音韵、文礼、诗式、乐府及填词、戏曲、小说六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再怎么抄，也只能抄第六章，不能说鲁迅把盐谷温的“整大本”剽窃了，也不能说鲁迅是剽窃盐谷温才剽出来的“整大本”。

如果不是“整大本的剽窃”，那总要有一个具体的范围吧。这时候，鲁迅又来了一招“仙人再指路”，在《不是信》中，鲁迅回应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陈源指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前，鲁迅指出《红楼梦》在后，一前一后，倒是为后来者指明了一条快捷的研究道路。

关于《小说史大略》的《贾氏系图》

红楼梦中的那张人物关系图，应该是最为人所熟知的鲁迅涉嫌抄袭的内容了，而这张图是否算作抄袭的争议也始终不小。

其实比较1919年大日本雄弁会版《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与单演义所整理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中的两张图，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差异的，比如：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红楼梦》人物关系图

鲁迅《小说史大略》中《贾氏系图》

1.《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妙玉下注“不知父母姓氏”，《小说史大略》中无；

2.《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下注数字，《小说史大略》中无；

3.《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探春下注“赵氏出”，《小说史大略》中无；

4.《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除十二钗外，贾宝玉亦被框出，《小说史大略》中无；

5.《小说史大略》中贾珠与元春之间有贾环并注“其母赵氏，与宝玉为异母兄弟”《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无；

6.《小说史大略》中王熙凤父亲上方有一问号，《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无；

7.《小说史大略》中李纨与贾珠下有子贾兰，《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无；

8.《小说史大略》中贾敏上注“女”，《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无；

9.《小说史大略》中“外家”用点线，《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用红线。

关于这两种图，张京华先生已在《顾颉刚如是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蓝本事件》中结合苗怀民《风起红楼》一书进行了详细考辩，张苗二位参考的版本更多，如许寿裳藏本《小说史大略》、荣太之整理本等，而我仅选用了两个版本，故在此不多赘述。但可以论断，在1923年《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前的各版本，与盐谷氏之图尚存在着一些差异。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贾氏系图》

然而到了北大新潮社正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的《贾氏系图》与盐谷氏之图的差距就大幅度缩小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贾氏系图》

在北大新潮社版中，鲁迅最大的改动是删掉了原来在油印本中增添的贾环和贾兰二人（前文第5、7点），这就使得二图在人物和结构排列上变得完全一致。

但是鲁迅同时也将原本十二钗的方框改为了“*”，删去了表示贾宝玉薛宝钗夫妇关系的“×”，将贾敏的“（女）”注改写在名下，又把“（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改为了“宁公演”、“荣公源”，还将迎春名下的“异母妹”注删去。

单演义整理本中王熙凤父亲上方的问号（前文第6点），在北大新潮社版也被删去，但张京华先生认为这个突兀的问号并非鲁迅原意，是陕西人民出版社造成的“重叠之误”。

鲁迅在早期版本和正式出版版本间的一些修改，其实颇可玩味：

一、鲁迅在油印本中增加了贾环和贾兰，不免有一些刻意制造差异之感。因为盐谷温对于这张图的定义是：“賈家の系譜を抄録して主人公たる贾寶玉と十二金釵の關係を示せは別表の如くなります。”就是说这张图的目的是为了反映贾宝玉和十二钗的关系，所有图中出现的人物最后都要引出到这十三人身上，其他人物则无需计入。在油印本中，鲁迅亦称此图为表示“贾氏之统系及十二钗与宝玉之关系”，可是却偏偏加上了贾环和贾兰，就让这张图的性质变得更倾向于贾氏一族的世系图。但如此一来，这张《贾氏系图》反倒显得疏漏太多，因为范围放宽，应该收录的人就远不止于此了。贾敏之夫林如海为何不收录？迎春之夫孙绍祖为何不收录？邢夫人、赵姨娘等为何不收录？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贾氏系图》的定义是：“贾氏谱大要”，也就是说并非为凸显贾宝玉和十二钗的关系，却又和盐谷温之图一样只保留了贾宝玉及十二钗的脉系。这种前后颠倒、详略失当的改法，实在让人摸不到头脑。

二、在油印本中，鲁迅在增添的贾环下注出“其母赵氏”，可偏偏又将盐谷氏给探春注的“赵氏出”删去，更显得左支右绌，很难说不是刻意制造差异。同样的，鲁迅将贾宝玉薛宝钗的夫妇关系删去，但在前文故事梗概中，鲁迅明明说了“比见新妇为宝钗”、“宝钗亦有孕”，这种关系为何不被鲁迅定义为夫妇呢？这是把薛宝钗当成了朱安，还是当成了许广平？

三、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中保留了盐谷氏《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迎春的“异母妹”注，却删去探春的“赵氏出”，其实本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迎春的“异母妹”是为了说明其和贾琏是同父异母，而探春的“赵氏出”同样是起到了说明其和贾宝玉是同父异母的作用。可《小说史大略》只删除了“赵氏出”，就会产生探春与元春、宝玉同父同母的误会，故而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异母妹”之注也一并删去，不做特殊提醒，也就不会使人注意到这一问题。

四、贾演、贾源作为家族开创者，其用带姓全名，后世族裔自然可省略姓氏只称名，鲁迅改为宁公演、荣公源后，难道不怕读者误会这两支一支姓宁一支姓荣吗？可鲁迅怕读者误会贾敏为男性，尚特意注出为女，又怎会特意制造这两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呢？

整理总结，可见1919年大日本雄弁会版《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与1923年北大新潮社版《中国小说史略》差异如下：

1.《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妙玉下注“不知父母姓氏”，《中国小说史略》中无；

2.《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下注数字，《中国小说史略》中无；

3.《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探春下注“赵氏出”，《中国小说史略》中无；

4.《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迎春下注“异母妹”，《中国小说史略》中无；

5.《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十二钗用方框标出，《中国小说史略》中用“*”标出；

6.《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除十二钗外，贾宝玉亦被标出，《中国小说史略》中无；

7.《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贾宝玉与薛宝钗为夫妇关系，《中国小说史略》中无；

8.《中国小说史略》中贾敏名下注“（女）”，《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无；

9.《中国小说史略》中“外家”用点线，《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用红线；

10.《中国小说史略》中“宁公演”、“荣公源”，《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注“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

看起来似乎两表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实际上鲁迅的大改动就是三部分：

一、删掉注解；

二、改框为“*”；

三、改红线为点线。

而鲁迅之所以做出这种改动，除了要刻意制造差异以外，其实还因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图为黑红两色套印，《中国小说史略》是单色印刷，所有没办法用红线，只好改用点线。同理，盐谷氏之图中女性皆用红字，而鲁迅图中男女皆用黑字，而贾敏名中同贾敬等一样有“攴”偏旁，容易引起读者误会，所以他才会在贾敏名下特意注明为女。另张京华先生认为，受限于中国当时的印刷技术，方框的印刷颇为繁琐，为方便排版，才改用“*”，也就是为什么油印本中鲁迅还是用框，到了正式出版就变成了“*”。同理，鲁迅将原本在人名边上的注解全部删去或并入名中，恐怕也与之不无关联。

也就是说，两张图本质上的差异其实并没有多少。鲁迅的改动，大部分都是由于印刷条件所限制而被迫做出的改动，所以以抄袭论之并无不妥。

其他三个版本的《贾氏系图》

除了前面分析的三个版本外，郭希汾节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孙俍工全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都有盐谷氏的那张图，但都有一些改动。

郭希汾节译本《中国小说史略》中《红楼梦》人物关系图

郭希汾节译本中也是以点线代替红线，又以“*”代替表示夫妇关系的“×”。将女性用括号括出，以区分男女，而未将贾宝玉和十二钗标出，反使得此图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不明确。并且图中还将史太君和贾代善既标记为夫妇，又标记为了同辈的兄弟姐妹，十分疏漏。

孙俍工全译本同样以点线代替红线，但其框出了贾宝玉和十二钗，又以黑底白字表示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黑红双色印刷的效果。

孙俍工全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红楼梦》人物关系图

此外在增田涉日译本《支那小说史》中，也有鲁迅的《贾氏系图》，与北大新潮社版基本是一致的，但颇有意思的是，增田涉在图后补上了一句：

注、この系譜は鹽谷温「支那文學概論講話」に據ったものである。（著者の「华盖集」續篇「不是信」に云ふ）

增田涉日译本《支那小说史》中《贾氏系图》

然而在中文版《中国小说史略》的所有版本中，从来没注出过这句话，一到了日本，就加上了这么一句。揣测鲁迅与增田涉师徒此举的心理，或许是出于对“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的考量吧。

关于“论《红楼梦》的几点”

鲁迅除了承认《贾氏系图》是“根据它的”，还承认“论《红楼梦》的几点”也是“根据它的”。所谓“论《红楼梦》的几点”，指的就是关于《红楼梦》及贾宝玉影射何事何人的讨论。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列举了三种说法，即：

一、纳兰成德说；

二、清世祖顺治帝说；

三、康熙帝废太子胤礽说。

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所举也是三种：

一、纳兰成德家事说；

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从结构顺序上来看，二人所举三点顺序相同，只是名目略有出入而已。再仔细比较文本，就会发现两人所论述这三点内容基本都是相同的。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论《红楼梦》的几点”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论《红楼梦》的几点”

关于“纳兰成德说”

关于纳兰成德说，盐谷温叙述如下：

その第一は納蘭成德說であります。曲園雑纂に據れば、“紅樓夢一書，脍炙人口，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卷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云々。明珠は满洲的の世族で康熙の朝に宰相となった人であります。その子納蘭成德は少年の时より才名あり、康熙十五年に进士出身を赐はり、極めて天子の御氣に入りでありましたが、不幸にして同二十四年三十一歳を以て亡くなりました。成德は填詞長じ、朱竹垞、陳迦陵と齊名をしうし、其集を飲水詞と申します。徐健庵の門に游び、一時の名士嚴蓀友、姜西溟等と交尤も厚く、實際滿洲人でこれ程學力文才のあった人はありませんぬ。しかも翩々たる風流の貴公子でありましたから、賈寶玉を以て擬せられる丈の資格は十分あります。且両人の事跡、性行を比较すればよく符合して居ります。曹雪芹の父寅は成德与深交あり、記中の逸事は雪芹が父より聞いた所であると申します。是が從来一般に信せらる所であります。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称：

一，纳兰成德家事说。自来信此者甚多。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五）记姜宸英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事，因及其师徐时栋（号柳泉）之说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淡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侍御谓明珠之子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张维屏（《诗人征略》）云，“贾宝玉盖即容若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宝玉可比；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时明珠方贵盛也。

这一部分看起来是最不像抄袭的，因为盐谷氏的叙述结构是：引俞樾《曲园杂纂》→简介明珠生平→介绍明珠的文学水平及交游→纳兰明珠与贾宝玉近似→此说普遍被相信。

而鲁迅的叙述结构是：此说普遍被相信→引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引张维屏《诗人征略》→→引俞樾《小浮梅闲话》→举胡适《红楼梦考证》证此说之谬。

但是从引用内容看，鲁迅明显存在“参考”盐谷温的现象。比如鲁迅引俞樾《小浮梅闲话》，盐谷温引俞樾《曲园杂纂》，乍看不同，实际《小浮梅闲话》就在《曲园杂纂》当中，而盐谷温所引“红楼梦一书”诸句和鲁迅所引“中举人......”就在同一段中，原文如下：

俞樾《曲园杂纂》卷三十八《小浮梅闲话》

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读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

在油印本《小说史大略》中，鲁迅其实是相对完整地引用了这段材料的，但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仅仅引用了最后一句。

又如鲁迅引用引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中“小说《红楼梦》一书”诸语，盐谷温虽未引用在第一种说法中，但引用在了在第三种说法的部分，即：

その本づく所は郞潛紀聞の徐柳泉の説に、紅樓夢一書、卽記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と云ふにあるのであります。

所不同的是，盐谷氏并未明确对此说持否定态度，而鲁迅对这种说法是明确否定的。包括引用胡适的考证，都是盐谷氏所未有，但这其实涉及到了当时红楼梦研究的发展问题，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在1921年，当时盐谷温的著作已经出版，自然不会以之为参照。据盐谷温在后文所述可知，他当时参考的资料包括《石头记索引》附录的钱静方《红楼梦考》，钱氏文中即引用了俞樾和陈康祺的那两段资料，这也是鲁迅和盐谷温都引用了的部分。

如果我们再找来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其中对纳兰成德家事说的叙述结构仅为：

引用陈康祺《郎潜纪闻》（《郎潜纪闻二笔》就是《燕下乡脞录》）→引用俞樾《小浮梅闲话》→认为此说不符、附会。

也就是说除结论外，鲁迅并未超出盐谷温之说的范围。当然，关于《红楼梦》的考证，能找到的资料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因引用相同而视为抄袭。

关于油印本诞生时间与胡适《红楼梦考证》

在前面的“版本介绍”中，我对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的时间记为“1920-1921年”，这是根据整理者单演义先生《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推测的大致范围，单先生查阅鲁迅日记发现：

1920年12月5日，鲁迅开始在北大讲小说史；

1920年12月17日，鲁迅开始在高师讲小说史；

1921年1月21日，寄高师讲义稿；

1921年2月21日，寄北大讲义稿；

1922年2月2日，鲁迅寄给胡适《小说史》稿。

鲁迅的这部油印本，就应当诞生于这段时间，但因为正好卡在年头岁尾，具体是哪一年似乎还难以论断。但单先生认为，他手中的油印本就是1921年1月21日和2月21日所提到的其中一种讲义稿，只是不知道是哪种。

可是单先生根据油印本整理的《鲁迅小说史大略》中，提到了“胡适之作《红楼梦考证》”等语，然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3月27日，改定稿完成于1921年11月12日，都在单先生认为的1921年1、2月之后。所以鲁迅的这部油印本，最早也应该在1921年3月27日之后才面世。

可如果鲁迅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晚于胡适《红楼梦考证》，就又牵扯出另一个问题——鲁迅是否抄袭了胡适？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分两大部分，一是考证小说影射，二是考证作者身份。在小说影射部分，胡适列举了三种说法，分别是：

一、清世祖与董鄂妃；

二、康熙朝政治小说；

三、纳兰成德的事；

胡适《红楼梦考证》

依旧是盐谷温书中的三种，但顺序与之不同。鲁迅的《小说史大略》并非三种说法，而是四种说法，分别是：

一、清世祖与董妃故事说；

二、康熙时政治状态说；

三、纳兰容若家事说；

四、作者自叙说。

鲁迅《小说史大略》

前三种说法和胡适的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而增加的第四种，其实就是对胡适考证小说作者身份部分的总结，鲁迅在这一部分中亦称“胡适《红楼梦考证》更证实其事”。

具体到各说法的内容部分，也很难说鲁迅有超越胡适所论的表现，甚至在引用资料的顺序上都如出一辙。

在第一种说法中，胡适引用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鲁迅也引用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胡适提孟森的《董小宛考》，鲁迅也提孟森的《董小宛考》。

在第二种说法中，胡适只引了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这次鲁迅不光引用了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还引用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在第三种说法中，胡适引用了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鲁迅也引用了陈康祺的《郎潜纪闻》，胡适引用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鲁迅就也引用俞樾的《小浮梅闲话》。

这种和胡适著作高度近似、小于等于的情况，随着《中国小说史略》的正式出版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与盐谷温著作的高度近似、小于等于。

关于“清世祖顺治帝说”

这一部分是鲁迅涉嫌抄袭盐谷温痕迹最重的，在结构、引用、观点上都高度雷同。

《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所写如下：

第二は清の世祖順治帝說であります。王夢阮、沈瓶庵共撰に係る紅樓夢索隱の提要に左の如く說破してあります。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即ち世祖は冒氏の妾董小宛を纳れて妃とした處、董妃は不幸にも早世したので、帝は傷感して已まず、遂に五臺山に遁れて僧となった。是が所谓情僧で、林黛玉は董妃の影寫外ならず、紅樓夢の作は畢竟世祖を刺ったのである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が、然し順治帝と秦淮の名姬董小宛とは實際年歲に非常の相違があって（小宛は順治八年に二十八歲で亡し、帝は時に纔に十四歲でありました），その謬妄なることは論ずるまでもありませんぬ。說は石頭記索隱附錄董小宛考に詳しく辨じてあります。

而增田涉译本《支那小说史》中所写为：

二、淸の世祖と董鄂妃との故事であるといふ説。王夢阮・沈瓶庵合著の紅樓夢索隱は此の説である。其の提要に云つてゐ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淸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蓋し曾て京師の故老から聞いたが、この書は全く淸の世祖と董鄂妃とについて作つたもので、兼ねて當時の諸名王、奇女に及んでゐるのであると。……）そしてまた董鄂妃を指して即ち秦淮の舊妓で冒襄の妾になつた董小宛であるとし、淸兵が江南に下つたとき、掠奪して北に歸り、淸の世祖に寵せられ、貴妃に封ぜられたが、やがて夭逝した、世祖は哀痛して、五臺山に遁跡して僧となつた云云と述べてゐる。孟森は董小宛考（心史叢刊三集）を作つて、此の説の誤りをはつきりと指摘してゐるが、最も有名なるものは小宛は天啓甲子に生れてゐて、若し順治七年に後宮に入つたとすれば、事に二十八歳の時である、而も其の時淸の世祖はやつと十四歳であることである。

增田涉译本《支那小说史》

《中国小说史略》中写的是：

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合著之《红楼梦索隐》为此说。其提要有云，“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而又指董鄂妃为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宠于清世祖，封贵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迹五台山为僧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则历摘此说之谬，最有力者为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若以顺治七年入宫，已二十八岁矣，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再对照盐谷氏《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两个译本，其中郭希汾节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写为：

其二，谓为指清世祖顺治帝者。王梦阮、沈瓶庵于《红楼梦索隐》之提要云：“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世祖纳冒氏之妾董小宛为妃，董妃不幸早世，帝伤感不已，遂遁于五台山为僧。是即所谓情僧，林黛玉即影射董妃，《红楼梦》之作，即为刺世祖也。此说虽似言之成理，然顺治帝于秦淮名姬董小宛，其年岁实非常相异（小宛以二十八岁亡时在顺治八年，帝时才十四岁），其谬妄固不待论，说详《石头记索隐》之附录《董小宛考》

郭希汾节译本《中国小说史略》

孙俍工全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写为：

第二清之世祖顺治帝说。在王梦阮、沈瓶庵所共撰的《红楼梦索隐》之提要里这样说破过：“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即“世祖曾纳冒氏之妾董小宛为妃，因董妃不幸早世，帝伤感不已，遂遁迹于五台山为僧。这就是所谓情僧，林黛玉不外是董妃的影写。《红楼梦》之作，毕竟是讽刺世祖的。”然顺治帝与秦淮名姬董小宛实际年岁非常相差（小宛于顺治八年以二十八岁而亡，时帝才十四岁），其谬妄不待论。其说在《石头记索隐》的附录《董小宛考》里详细地辨明了。

孙俍工全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这里需要注意，孟森的《董小宛考》中相关的论述为：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太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

也就是说董小宛是死时二十八岁，而不是入宫时二十八岁，盐谷氏的表述并无问题，而鲁迅不知为何，要把顺治八年小宛死改为孟氏文中并不强调的顺治七年小宛入宫，是否是为避嫌也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在油印本中，鲁迅给《董小宛考》标注的出处和盐谷氏相同，也是“见《石头记索隐》附录”，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换为了“《心史丛刊》三集”，然而《心史丛刊》三集初版于1917年11月，远早于鲁迅的油印本，可当时尚不见鲁迅引为出处。

关于“康熙帝废太子胤礽说”

这一部分涉及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蔡元培。鲁迅当然是认识蔡元培的，巧的是盐谷温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也结识了蔡元培。所以盐谷温在这一部分开始先对蔡元培作了介绍，这些内容，鲁迅当然无法参考。

但在后面的内容中，盐谷温称：

蔡氏はその卷頭に、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挚、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寄痛惜之意。と喝破しました。即ち紅樓夢の紅は朱の字を影して、明朝（姓は朱）、又は漢人を意味し）、石頭記とは明の舊都金陵（今の南京、古名を一に石頭城と云ふ）に因めるもの、賈府は僞朝（賈は同音假に通す）の意で、清朝を指し、賈寶玉は僞朝の帝系、寶玉は傳國璽之義であると斷じ、廢太子胤礽の事跡を以て賈寶玉の記事に對照してあります。又書中の男子は滿人を指し、女人は漢人を指すといふので、金陵十二釵的美人を以て、清初の江南の學者に擬し、細評試みて居ります。例へば

林黛玉……朱竹垞

薛寶釵……高江村

探春……徐健庵

王熙鳳……余国柱

史湘雲……陳其年

妙玉……姜西溟

惜春……嚴蓀友

寶琴……冒辟疆

劉老老……湯潛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称：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红”为影“朱”字；以“石头”为指金陵；以“贾”为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宝钗妙玉则从徐说，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

另外鲁迅所言“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在油印本中尚无，其实就是前文提到盐谷温所说的“その本づく所は郞潛紀聞の徐柳泉の説に”。

比较《小说史大略》与《中国小说史略》之差异

鲁迅最初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只有十七篇，后来不断丰富，才变成了二十八篇的《中国小说史略》，其中增补变动之处自然不少。在《红楼梦》这一部分，鲁迅就做了不小的改动。

在《小说史大略》中，鲁迅走的其实更近于考据路线，先简谈人情小说发展，再介绍《红楼梦》如何流传，又言后四十回续书，再介绍曹雪芹高鹗，进而梗概小说情节，再谈到四种影射说法，最后提到相关衍生作品。

而到了《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开篇即以大篇幅详述《红楼梦》之情节，紧接着谈三种影射说法，进而论曹雪芹自述及高鹗续书，最后以诸衍生作品收尾。

《中国小说史略》的这种结构其实已经很接近于《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了，盐谷温的叙述结构是先谈清代戏曲小说发展，再以大篇幅描述《红楼梦》情节，又论曹雪芹自述，再谈谈三种影射说法，最后以衍生作品收尾。

对比可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主要改动就是增加了叙述《红楼梦》情节的篇幅，并且把原来的四种影射说法改为了和盐谷温相同的三种说法，都愈发趋近于盐谷温的论述风格，这很难说不是对盐谷温进行了大规模的“根据”。

总结

鲁迅自认以上所论内容“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实恰恰在次序上，鲁迅存在着严重的抄袭现象。而在意见方面，在盐谷氏著作出版后的几年间，又有胡适等人新的考据结果诞生，自然可以丰富鲁迅的意见。然而无论引用还是观点，鲁迅都几乎未能超出盐谷温、胡适等人的范围，所以也罕有创见。

关于《贾氏系图》，可以说是无疑议的抄袭，无论“大意”、“次序”、“意见”都别无二致。但诸如张真先生在他的《从“一张贾氏系图”看近代东亚三国<红楼梦>研究之关系》中却可以得出“鲁图的改变是不少的，将其定性为‘抄袭’，或有失公允”的结论，但又认为“说盐谷图是森（槐南）图的简要版，恐不为过”。

究竟是盐谷温的图更像森槐南的图，还是鲁迅的图更像盐谷温的图，恐怕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鲁迅之图在人物、排列上都与盐谷氏之图可称无差，竟然不被算做抄袭。盐谷氏之图凸显十二钗和贾宝玉，在宝玉、宝钗、王熙凤等人位置上均有大不同于森槐南，既避免了森槐南图中王熙凤、李纨等人物重复的现象，又将李纨、薛宝钗、王熙凤、秦可卿等十二钗人物与贾氏家族成员同等，不以小字处理，差距可谓明显，却被视为“简要版”。大陆学人竟然可以在一篇文章中大搞此等双重标准，真不免让人失笑。

张真整理版森槐南《贾氏系图》

而关于“论《红楼梦》的几点”，鲁迅也无疑是“借鉴”了的，只不过在《小说史大略》中，他更倾向于“借鉴”胡适，到了《中国小说史略》则更倾向于“借鉴”盐谷温。他的很多论述，几乎就是他人文字的“简要版”。

故而鲁迅当然没有“整大本的剽窃”，但确有小范围的抄袭。这种抄袭，也并非在于其未留意注出引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引当世胡适、王国维，引旧时俞樾、张维屏皆有注明，唯独在引用一日本学者之成果时不加注明，倘若认定此书没有抄袭，坚持不注明也罢，为何在中文版中不注明，偏偏又在日文版中注明？

另外鲁迅还承认《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是“根据它的”，但这部分我并未详考，所以无法论断。我并不认为鲁迅书中的这种“根据”、“借鉴”、“参考”、“致敬”的现象仅止于此，我也不认为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书上，然而这需要更为全面细致的考证，受限于个人能力，目前我可考证的鲁迅抄袭与疑似抄袭的内容，都提供在此。

（知乎原文编辑于 2026-11-0912:22・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