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我本来不想说破，但中国人确实存在三个很明显的大缺点

罗素真说过中国人有三个大缺点？

一个英国老头，凭啥对中国人指指点点？

这话是存心挖苦，还是一片好心？

他在中国待了九个多月，到底看见了啥？

罗素访华都过去一百多年了，这个话题一直没凉。

一个夸，一个泼冷水，挺热闹。

要弄明白，还得跟着罗素回到1920年走一趟。

1920年，罗素先后访问苏俄和中国。

他一生中多次离开英国，到其他国家访问或讲学，这两次访问是其中最重要的。

罗素带来了他最新、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介绍和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

访问也使罗素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和深厚的感情，日后他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日战争以及争取独立富强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称他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

1920年4月底，罗素随英国工党代表团启程访问苏俄。

出发之前，他准备去吃苦，忍受不适、不便、尘土飞扬，甚至饥饿。

可是到了俄国以后，他发现情况与设想根本不同。

代表团享受的待遇极其优厚，优厚到令他们吃惊的程度。

罗素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过的是宫廷般的生活。

代表团成员享用丰盛的早餐和上等雪茄，住在宫殿的豪华卧室里，主人不断设宴款待，三天一大宴，一天一小宴。

他们出门如同王公贵族，所到之处都铺着红地毯。

后来，罗素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争取到一个机会，在大城市之外不受控制和干预地停留五天。

他们沿伏尔加河航行，一路所见触目惊心。

城里蚊蝇横行，船上苍蝇四处乱飞。

吃饭时必须用桌布把食物盖起来，人只能钻到桌布下面赶快吃上一口。

一旦掀开桌布，看到的只是黑压压的一层苍蝇，根本看不见下面的食物。

罗素形容这些小城市像地狱一样。

1920年9月初，罗素启程前往中国讲学访问，同行的是他的伴侣朵拉·布莱克女士。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五个星期，于10月中旬抵达上海。

罗素在中国的感受与在俄国完全不同。

在俄国，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十分恼火和失望；在中国，他过得非常愉快，非常惬意。

中国人把罗素看作“孔夫子第二”，视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渴望从他那里学到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

当然，对于罗素讲解的逻辑学和数学哲学，当时中国人的知识储备还不够，能听懂这些抽象艰深的数理逻辑的人其实不多。

罗素说，在长江上航行的那几天过得非常愉快，与他在俄国伏尔加河上的所见所闻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

朵拉写信给英国的亲友，称中国的风景堪称天堂，无与伦比。

她写道，眼前的景色恰如中国的绘画，远处朦胧的山林总是依稀可见。

罗素在长沙的四场讲演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那就是他在俄国的观察，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和批判。

听讲的人当中，就有后来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听罗素讲演时只有二十六岁，罗素的观点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毛泽东不接受罗素的观点。

他认为罗素的说法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际上却是做不到的。

为罗素担任翻译的是赵元任，说话机智幽默，令罗素欣赏不已。

罗素很爱听他说话，觉得他风趣到了极点，思想也非常深刻。

罗素也真心实意地为中国人着想。

西方人急功近利，物质十分丰富，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推行的快速工业化对中国人也有吸引力。

这可能使中国人把自己最重要的优点，也就是那种优雅的气度置之不顾，把自身的长处忘得一干二净。

在中国待久了，他也不再一味说恭维的话，而是看出了中国人的一些毛病。

罗素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同情心，对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

他说，在北京时，他周围的人生活比较优裕，而其他地方发生饥荒，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死于饥荒。

生活优裕的北京人中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去救助灾民。

他指出，中国人往往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以根本解决、彻底解决为借口，回避眼前的困难。

既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实际的具体困难反倒不那么关注和重视了。

但还有一种现象，用这种借口也无法解释。

罗素观察到，在北京，如果一条狗被汽车碾压后受了重伤，痛苦地嗷嗷哀叫。

十个路人中，有八九个会停下脚步看上一眼，一笑了之，然后扬长而去。

痛苦的场面本身并不能唤起普通中国人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是唯一真正相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民族。

中国人为了救国保种，不得不西方化；但西方化一旦成功，又会使中国人失去自己独特的优点。

这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两难困境。

说到这儿，标题里那“三个大缺点”就藏不住了。

罗素在《中国问题》里写得很直白：贪婪、怯懦、冷漠。

冷漠刚才已经见识过了，路边那条狗就是证据。

另外两个呢？

军阀家里金条堆成山，兵营里却连像样的枪都凑不齐，赈灾的钱被一层层克扣，到灾民手里早就没剩几个。

再说怯懦。

租界里洋人欺负中国人，围观的一大圈，敢站出来的没几个。

话是扎心，可老头没把这些当成中国人的“天性”。

他觉得日子苦到这份上，谁都只能先顾自己；规矩立不起来，好人也容易学坏，这毛病搁到英国议会里照样有。

胆小这一条，他后来还改了口。

硬碰硬打不过，那就熬，像泡一壶老茶，越泡越有味道。

在他眼里，这不全是怯懦，倒有几分大智慧，西方人那股急脾气，还真学不来。

所以这三刀，不是为了出气。

他更像个直肠子的老朋友，拿面镜子往你跟前一摆，丑的美的都照出来。

照完怎么改，那是自己的事，他只管说真话。

有人听了不痛快，嫌外国人指手画脚；也有人觉得句句戳在点上。

不管哪种，话是记住了，金岳霖这样的学者，就从他的逻辑学里取过经。

罗素回国后也没忘了中国，英国讨论庚子赔款怎么花，他主张拿去给中国办教育。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他与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甘地等人联名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侵华。

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国际上替中国说话。

晚年本来有机会再来看看，可岁数太大，身子骨扛不住，这趟路终究没走成。

一百年过去，再看那三个缺点，味道早变了。

抗战时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哪还有麻木看客的样子；反腐、扶贫一路推下来，“一盘散沙”的老帽子也摘了；至于胆小，现在的中国该说“不”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

罗素那几句重话，说到底是一剂苦药，喝着难受，回头看却管用。

他最放不下的，是怕中国学了西方的本事，丢了自己的好东西。

这份期望实现了多少，各人心里有杆秤；可一个英国老头这么替中国操心，这份情，值得记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