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场熄火！高市打算驱逐中方总领事，听到中方反制后果，紧急收手

2026年11月8日，日本《读卖新闻》披露了一段此前没有公开的外交交涉内幕，2025年11月，高市早苗曾考虑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列为“不受欢迎人员”，甚至准备以驱逐出境相威胁。

但日本向中方传递这一意图后，得到的回应却是，如果日本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中国就驱逐两名日本总领事。高市听取汇报后，最终叫停了这项计划。

这是日媒在一年之后披露的内部决策，高市当初想借驱逐中国外交官展示强硬，最后却不得不重新计算代价。这场交锋真正说明的，是日本右翼的政治强硬，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能够承受外交对抗不断升级的后果。

2025年11月7日，当天，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质询，谈到台湾海峡发生武力冲突时日本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高市举例称，如果使用战舰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伴随武力行使，那么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可能构成日本法律中的“存立危机事态”。

按照日本安保法制，一旦认定构成这一事态，日本就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虽然高市也强调，是否认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但日本首相在国会把台湾问题与日本可能行使武力直接联系起来，已经释放出非常危险的信号。日本众议院会议记录完整保留了当时的问答。

中国对此的态度非常明确。外交部指出，高市的涉台言论公然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挑战中国国家主权，严重动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日本没有资格以所谓自身安全为由，干涉中国统一大业。

11月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社交平台X上针对高市的答辩发表激烈言论，日本自民党随后抓住这一事件，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

2025年11月14日，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提出强烈抗议。11月1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又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举行磋商，继续要求中方对薛剑的发言采取适当措施。

中方也没有回避争议，而是在同一天明确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本收回高市的错误言论，停止在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

日本国内要求驱逐薛剑的声音，并不是高市一个人的想法。

2025年11月11日，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外交调查会通过了一份谴责决议，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明确提出，如果中方不采取适当行动，可以考虑将薛剑列为“不受欢迎人员”。

2026年11月8日，《读卖新闻》披露，高市在2025年11月中旬召集时任官房长官木原稔和外务省官员开会，要求向中国传达，如果中方不尽快召回薛剑，日本就考虑宣布他为“不受欢迎人员”，将其驱逐出境。

报道援引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高市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回应日本保守派支持者的强硬诉求。

在我看来，高市当时的算盘并不复杂。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既可以向日本右翼展示自己的对华强硬态度，也能把国内舆论重新引向外交冲突。尤其是在高市涉台错误言论引发中日关系恶化之后，如果双方真的互相驱逐外交官，日本右翼就可能借机把舆论包装成双方各有责任、各自付出代价的外交摩擦。

这样一来，原本应该讨论的日本首相涉台错误言论，就有可能被外交官之间的争议抢走焦点。高市也能借此给自己寻找一个政治上的台阶。

但这套操作存在一个问题，外交官不是普通政治人物，驱逐行动也不是一场国内舆论表演。日本可以依法宣布中国领事官员为不受欢迎人员，但这不代表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单方面设定的反制尺度。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接受国可以通知派遣国，宣布某一领事官员为不受欢迎人员，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终止其职务。日本确实拥有采取这一措施的法律权利，但国际法没有规定中日双方必须一人换一人，更没有规定中国不能采取更强烈的外交反制。

高市可以把驱逐当成政治筹码，却不能要求中国按照日本预先安排的剧本行动。这一点，她显然低估了。

真正让这场外交交锋出现转折的，是金井正彰与刘劲松之间那次闭门磋商。

按照《读卖新闻》援引日本政府内部人士的披露，金井正彰在北京向刘劲松传达了高市政府考虑驱逐薛剑的态度。刘劲松则明确警告，如果日本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中方就会驱逐两名日本外交官，并点名了日本驻华总领事。

这句话让日本方面原来的预估落了空。

日方原本认为，即使真的驱逐薛剑，中国最多也就是对等驱逐一名日本驻华总领事。双方各有损失，事情就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日本甚至可能把这种结果包装成一次外交上的互相报复，借此宣称自己已经维护了国家尊严。

可中方给出的信号完全不同，按照日媒的说法，刘劲松提出的是一人被驱逐、中方反制两人。日方在听取交涉情况后，开始担忧一旦启动驱逐程序，后续报复可能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高市随后决定暂缓驱逐计划，并以保留双方对话空间为由叫停行动。

往深一层看，这次交锋反映出一个现实，日本右翼过去习惯于把对华强硬当成政治加分项，却没有认真计算这种强硬真正落实到国家层面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喊口号几乎没有成本，但驱逐外交官就不一样了。一旦迈出这一步，日本必须面对中国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

更重要的是，中方并没有主动制造这场争端，而是在日本试图采取驱逐措施时，明确告诉日方必须考虑反制后果。这不是简单的口头警告，而是让日本政府意识到，不能把中国的克制理解成没有反制能力。

高市最终收手，恰恰说明她在政治姿态和现实代价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

2026年11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回应中日关系问题。他明确表示，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

高市发表涉台谬论，公然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过去一年，日本当局始终没有拿出反思纠错的诚意和行动。

这番表态实际上已经把中方的要求讲得非常清楚，日本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继续纠缠中国外交官的社交媒体发言，也不是想办法通过新的外交摩擦转移舆论，而是纠正高市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只要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中日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恢复正常。高市暂时不驱逐薛剑，只能说明日本政府意识到了外交反制的成本，不能说明日本已经改变了对华政策。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市是否会借这个多边场合寻求与中方接触，是否愿意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纠正，将成为判断日本政策走向的重要观察点。

仅仅改变措辞、减少公开谈论，并不等于真正撤回错误立场。

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已经发布公告，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相关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这不是对所有日本民用稀土贸易的一刀切禁运，但它说明，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物项供应，不可能脱离法律和安全审查。

照这个趋势发展，日本如果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风险，就不能一边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一边要求中国在关键物项供应和经贸合作上无条件提供便利。

接下来真正要看的，是日本能否撤回错误表态、停止干涉台湾问题。只要高市仍然拒绝纠错，中日关系就很难走出低谷，日本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