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报道
考古学研究通常依赖于透物见人,通过田野考古获取的材料,特别是出土文物进行分析,但这些信息往往只能间接反映出古代人类的生活状态和文化面貌。分子考古学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人骨中的DNA等分子信息进行提取与分析,获取古代人的遗传信息,让“人”回归考古研究的C位,从而使得考古学从“透物见人”转变为更加聚焦“以人叙史”的考古学研究。
11月10日下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少卿做客2026名人大讲堂,在西华大学做了一场名为《何以中国:以分子考古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的专题讲座。文少卿长期从事分子考古研究,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开展仰韶庙底沟、龙山及先秦人群的谱系溯源研究,并从事东亚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基因组研究。在此次讲座中,他结合分子考古与AI考古的最新研究,带领观众看科学家如何检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出土遗存,从古人基因中读出人群的来源和流向,进而勾勒中华民族“血脉”交融的动态图景。从远古人群到帝王将相,从疾病考古到环境考古,从分子考古到AI考古,从路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分子考古正在为“何以中国”提供新的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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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少卿在讲座中
从“透物见人”到“以人叙史”
不少人对“分子考古”这个概念还比较陌生。分子考古,是将分子生物学前沿技术运用于古代遗存研究,涉及古DNA、古RNA、古蛋白质、古脂肪酸等化学分子研究,是考古学与分子生物学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誉为继“碳十四”测年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他提到,考古学目前有一个这样的发展趋势:田野考古仍然重要,但实验室考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考古正在变成一门证据学科,需要进行更多的定量、微观的研究。
在研究的技术路径上,文少卿重点介绍两个方向。一是同位素考古:通过氮同位素可以反映个体肉食和奶制品的消费,而碳同位素判断其食用的是碳三还是碳四类植物;对牙齿做切片,可以观察一个人从0岁到22岁的饮食变化,比如李克用(唐末至五代初期沙陀族军事统帅)在2岁左右断奶,就是通过这个方法;锶同位素还能研究一个个体去过哪里,从而研究其迁徙史。二是古基因组研究:可以回答这个人从哪里来、遗传构成是什么,墓葬之间有什么血缘关系,以及后代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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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少卿在讲座中
用分子考古学勾勒中华文明的人群谱系
中华文明从哪里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文少卿团队对仰韶、龙山和夏商周时期人群开展谱系溯源研究。团队还开展了河西走廊近4000年、黄河下游近6000年、宁夏四千年的人群变迁等遗传剖面研究。在山东,团队研究了大汶口到龙山的变化:大汶口时期黄河中游人群基因开始进入,南方人群基因可能带着水稻沿着海岸线往山东走;龙山时期考古文化发生重大改变,但遗传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夏商周时期山东人基因均一化,跟现在山东人没有区别;历史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对山东基因池并没有看到明显影响。
在“湖广填四川”相关研究中,团队对重庆璧山生基嘴遗址连排墓随机采样,发现与考古学猜测一致的情况,墓主人Y染色体主要是D类型,支持以家族为主连排埋在一起;线粒体主要落在湖广地区,“可能以母系为主,带着考古文化过来的人群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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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少卿在讲座中
基因研究让历史人物“开口说话”
在讲座中,文少卿分享了他的团队所进行的多项具体研究。比如他们对三至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开展研究,对象包括突厥皇后阿史那氏、北周武帝宇文邕、南北朝世家大族高宾、目前已知首个古代婆罗门后裔北周李诞、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等。
在对北周武帝孝陵的生物考古工作中,综合了微量元素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古基因组学分析。据史料记载,公元575年至578年四年间,武帝数次发病,“疠气内蒸,身疮外发”“身生癞疮,恶疾而死”,以皮肤病为代表特征。研究团队在武帝股骨上发现一块黑色色素沉着区域,可能是砷中毒后局部皮肤病变引起的骨髓坏死所导致。分析显示,武帝样本与隋唐时期贵族郭嗣本体内元素组成最为接近,郭嗣本有长期服食丹药的习惯。武帝遗骨中砷、硼、锑元素显著偏高,可能是服食了以雄黄、硼砂、辉锑矿石为主要成分的丹药。文少卿特别说明,砷元素比正常人高100倍,但采自肢骨说明更符合慢性中毒,而非一次性急性中毒;结合“身生癞疮,恶疾而死”的记载,符合慢性砷中毒的病理表现。
团队通过牙齿切片量化分析了李克用从出生至青年时期饮食生活状态的变化轨迹,发现他的饮食依赖麦粟混合农业,肉食摄入较多,食谱模式与牧业人群相似。2岁左右基本完成哺乳断奶;童年至青少年阶段生活状态稳步提升;17岁至22岁青年阶段饮食生活状态突然出现极大波动,粟黍农业食物摄入量大幅增加,动物蛋白质摄入明显减少,“基本上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的自然灾害在代北地区造成巨大生存危机的历史过程相符。天灾与饥荒是引发李克用诛杀段文楚制造‘斗鸡台事件’的关键诱因”。团队还研究了李克用的马,发现是蒙古马,“说明沙陀的战马比较强,是人工育种的结果”,文少卿说。
对长安城贵族群体的研究则显示,6世纪长安城贵族内部不同阶层生存状态存在明显差异,总体呈现农牧交融态势:高等级贵族饮食中可能较多摄入麦类食物和肉食,保留较多牧业民族特征;低等级贵族摄入相对更多的粟黍食物,动物蛋白摄入量相对较低;平民以农业食物为主。阿史那皇后一直保持肉食奶制品高消费,北周武帝跟中小贵族差不多,与史书记载其节俭相符。坐姿葬的研究则通过DNA和同位素排除了东北亚来源和刻意斋戒行为,结合塔式罐等出土物和文献,判断其与佛教居士有关。
从古尸到沉船,分子考古大有可为
文少卿还提到,分子考古还能拓展到疾病考古和环境考古。唐宋时期常州古尸保存非常好,团队研究动用了CT金属造影,用稳定同位素显示其肉食性饮食、红肉消费高,系统解剖发现肺结节、肾囊肿和粥样硬化斑块,“说明这个人不仅仅在基因上容易得这些疾病,而且解剖的时候证实已经得了疾病”。团队还在东亚范围内第一次通过基因诊断确定一个人患有多发性骨软骨瘤,在EST-1基因上发现突变。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工作则展示了环境考古的新可能。他们发现60厘米的瓶子分上下两层,30厘米处上层基本有水相污染,下层为陆相层,保留了古代状态。基因分析发现水稻DNA和竹子DNA:稻米放在杯子里防震,竹子把杯子十个为一组;瓶子是景德镇的,水稻也来自江西,说明船到江西靠岸上了一批货;发现籼稻说明夏秋季收稻,瓶子里有蚊子说明沉船时间可能在夏秋季。
团队还做了古代狗粪便研究,发现狗吃牛肉、羊肉和小米,肠道菌群和人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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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少卿在讲座中
AI考古,让分子考古“走得更远”
文少卿介绍,团队正在推动AI考古新学科范式建设,包括遥感搜寻、具身智能、数字场景和AI助手、AI修复(古壁画)等。目前已开发三个智能体并在学校内测:第一个是问答型,可回答文物可能出处、时期等问题;第二个整理了大量的考古报告、简报等专业材料训练,可为资料编纂提供支持;第三个可帮助做考古报告,“按照样例提供照片等素材,最后生成完整报告,目前写几万字没问题”。
他认为,AI ready的专业数据库建设是当前重要方向,陶瓷器、金属器、动植物鉴定等都可以通过智能体完成,“未来考古队长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它告诉你是什么”,最后是数智人、数智城、数智展览等。
在科普传播方面,文少卿团队还正策划一个科考总路线——古丝绸之路(古长安—古罗马),五年分段完成。团队特别设计了三辆考古车:DNA考古车可在车上完成所有分子考古工作,CT考古车可满足颅面复原和疾病诊断,电力保障车可让野外持续48小时工作。
团队还与著名导演方励达成合作,拍摄电影《西域往事4000年》,目前已经立项。此外还将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稻作农业与早期海洋文明专题展览,“以分子考古和AI考古讲故事,而不是纯粹以文物做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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