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8人落网71.9亿涉案！高标准农田标王，竟把粮仓根基变自家金库

号称“天府粮仓”的四川，竟然有人把农民的饭碗当成了发财工具,七千多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标段，被一伙人盯上并通过围标串标牟利，农田没建好，老百姓种地却先遭了罪。

11月4日，四川警方公布一组惊人数据，今年以来侦办相关案件258起，抓获368人，涉案金额高达71.9亿元，原本用来修水渠、铺机耕道、保障粮食生产的钱，怎么就成了少数人的私人金库？

钱还没动，坑早挖好了

高标准农田建设，本来是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国家出钱，地方负责施工，把零散的土地整合起来，把水渠修好，把机耕路铺通，让农民种地少受罪，粮食生产更有保障，可偏偏有人盯上了这笔钱，把原本用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项目，变成了自己牟利的工具。

四川这次开展专项整治，查出了258起案件，涉及368人，涉案项目资金规模达到71.9亿元，这个数字摆在眼前，确实让人吃惊，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一项项农田工程为什么会被少数人牢牢控制，普通施工企业为什么很难公平参与，真正需要工程的农民又为什么成了最后知情的人。

高标准农田项目有个特殊之处，工程往往分散在不同乡镇和村庄，单个标段规模不一定大，施工内容也比较零碎，一些大型企业未必愿意投入太多精力，本地工程公司反倒有机会参与，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招标过程缺少有效监督，掌握项目信息的人就可能提前把门槛安排好，让真正想参与竞争的企业还没进场，就已经失去了机会。

四川射洪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招标，相关工作人员掌握着招标控制价、企业资质、工程业绩等重要信息，而这些信息恰恰能够决定一家企业有没有资格参加竞争，时任相关股室负责人马军，在招标前向商人罗江透露有关信息，还根据对方提供的企业情况设置招标条件。

这样一来，表面上看是多家公司参加投标，实际上却有人提前知道规则，甚至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安排陪标企业，时任射洪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朝平也参与其中，利用职务影响为相关人员打招呼，原本应该公开透明的招标程序，就这样逐渐变成了熟人之间的利益安排。

更麻烦的是，项目中标只是第一步，后面的施工和验收同样容易出问题，农田里的水渠、田埂、机耕路，看起来不像城市里的大型建筑那么复杂，可它们直接关系到农民能不能正常生产，渠道建得不牢，灌溉时就可能漏水，田埂施工不到位，机械作业就会受到影响，机耕路质量不过关，农机下地也会变得困难。

这些问题并不一定在验收当天就能看出来，有些工程刚建成时表面完整，等到真正灌水、耕种、收割，毛病才慢慢暴露出来，等农民发现不对劲，项目可能已经验收完成，工程款也已经支付，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发包、施工管理和验收都缺少相互制约，发现问题的人又没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工程质量就很容易被一纸合格报告遮过去。

熟人一搭伙，工程就成了私活

射洪这起案件真正让人看清的，是围标串标并不是某个人临时起意，而是有人提前铺路，有人负责打招呼，有人提供企业资质，还有人负责组织投标，几个人各司其职，最终把公开招标变成了内部操作。

罗江原本从事一些涉农工程，2017年与张朝平建立联系后，两人的关系逐渐密切，平时吃饭应酬、往来交际，罗江主动承担一些费用，看起来只是普通的人情往来，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已经为后来的利益输送埋下了伏笔。

2019年张朝平担任相关职务后，罗江开始在当地高标准农田项目上获得更多机会，从2019年到2023年，射洪市农业农村局作为项目业主的部分高标准农田工程，逐渐被罗江一伙人控制，其他施工企业即使有意参与，也很难绕开他们，部分中标工程还会被转包出去。

为了达到中标目的，相关人员采取借用企业资质、伪造资质材料、安排陪标公司等方式，让投标过程看起来符合程序，实际上，真正能够参与竞争的企业并不多，有些公司只是挂个名字，配合走完投标流程，真正的工程安排早就有人在背后决定。

这套办法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有人掌握内部信息，有人负责联系企业，还有人利用职务便利提供帮助，马军提前透露招标控制价和资质要求，罗江根据这些信息组织企业参与投标，张朝平则利用领导身份打招呼，三个人的位置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着同一笔工程利益展开。

张朝平收受好处的方式也值得注意，据相关案件披露，他有时会从收到的钱中退回一部分，并提醒对方不要在工程质量上克扣，单看这句话，好像是在强调工程质量，可真正的问题是，既然已经收受贿赂，工程建设就很难再保持正常的监督关系，施工方需要赚钱，送钱的人需要回报，项目成本又受到限制，最终被压缩的空间很可能落在材料和施工质量上。

更讽刺的是，张朝平回到自己老家时，也曾发现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质量问题，对工程情况感到不满，但因为自己与相关人员存在利益关系，他没有继续深究，一个负责管理项目的人，明明看到了问题，却因为个人利益选择不追查，这比单纯的施工质量问题更加严重。

马军则通过提前泄露招标信息等方式收受好处，个人收受金额达到50多万元，一个掌握招标信息，一个掌握项目审批和管理权，一个负责组织企业围标，原本应该互相监督的岗位，反倒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不同环节。

最终，张朝平因受贿罪、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案件中的其他涉案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理，四川公布的整治数据还显示，相关部门通过专项排查、案件查办和部门协作，持续扩大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调查范围。

需要弄清楚的是，71.9亿元属于涉案项目资金规模，并不等于这些钱全部被贪污，涉案金额、违法所得和实际追回资金，统计口径并不相同，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无论具体金额如何计算，只要项目招标被操控，工程质量受到影响，最终损害的就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和农民的切身利益。

光抓人不顶用，田里得真修好

如果认为四川出现的问题只是个别地方的偶然情况，那就低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存在的监管风险，类似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曾被审计和司法机关发现，说明招投标、工程施工、资金拨付和项目验收等环节，都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督。

审计署2024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对20个省份101个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进行审计，涉及资金692.61亿元，发现部分地方存在重复申报已建成地块、虚报未建成地块以及将非耕地纳入建设范围等问题，其中，41个县存在已建成地块重复上报的情况，87个县存在虚报建设内容的问题。

这些问题看似只是项目材料上的数字不准确，实际上影响的是国家对农田建设情况的真实判断，地块没有真正建好，却在报表上显示已经完成，资金可能已经拨付，后续管理却没有落实到位，等到真正需要使用的时候，农民才发现田还是原来的田，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机耕路也没有解决实际困难。

山东曲阜、邹平等地曾出现过新建机井、泵站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有的机井蓄水后出现问题，有的泵站建设位置不合理，无法有效取水，2025年度审计报告又指出，部分县没有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或者存在降低标准完成建设的问题，涉及155.86万亩农田。

江西万安还曾查处一起组织多家公司围标串标的案件，相关人员筹集665家公司参与围标，中标17个标段后再将工程转卖牟利，涉案人员受到法律追究，这些案件放在一起看，问题已经不只是某个施工队偷工减料，而是有人把招投标当成了赚钱渠道，把企业资质当成了参与游戏的工具，把本该服务农业生产的项目变成了利益分配的场所。

面对这些问题，四川近年来也在改变监管方式，不再只盯着已经暴露出来的个别案件，而是把项目建设全过程纳入排查范围，相关部门组建专项工作力量，对2020年以来的项目进行摸排，截至2025年11月，排查了1812个项目、84.8万处工程设施，发现问题1.7万余个，立案3862件，3197人受到处分。

与此同时，四川还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农业农村、公共资源交易和纪检监察等方面的信息，对投标企业之间的异常关系、关联人员以及项目风险进行筛查，达州通过相关监管平台检索高标准农田项目，发现了100多条预警信息，射洪也对全市3600多个田块建立台账，将土地位置、建设面积、施工单位、存在问题以及整改情况逐步纳入管理。

这些措施的意义，在于让项目不再只是纸面上的一串编号，而是能够具体对应到哪块田、哪条渠、哪条路，过去可能要等到农民反映问题，或者工程出现明显损坏后，监管部门才开始调查，现在如果能够通过数据发现异常，再结合现场检查，就有机会把问题解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当然，数字平台也不是万能的，系统可以发现企业之间的异常关系，却不能代替现场检查，更不能代替农民对实际使用效果的评价，真正住在村里、天天下地干活的人，最清楚哪条渠漏水，哪段路难走，哪块田排水不畅，过去这些声音有时传不到管理部门，现在就应该让群众监督成为项目验收的重要参考。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能只看资金花了多少、项目完成了多少、验收报告盖了多少个章，该修好的水渠必须能够正常灌溉，该铺好的机耕路必须方便农机通行，该改造的田块必须真正达到建设要求，对于已经发现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于追究几个人的责任，还要把不合格工程逐项排查，明确整改责任和完成时间。

说到底，查处腐败是为了守住财政资金，完善监管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而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一块能种、能灌、能排、能收的好田，只有把招标里的猫腻清理干净，把施工中的偷工减料堵住，把验收环节的漏洞补上，让每一笔钱都能落到实实在在的工程上，这些农田才算真正建出了价值，否则，数字再漂亮，奖牌再多，到了春耕灌溉的时候，农民还是要为一条漏水的渠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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