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参谋部第三部二局政委徐树森：难以忘怀的母校大同中学

原总参谋部第三部二局政委徐树森

难以忘怀的母校大同中学

徐树森

人的一生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不少往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忘却了，唯独青少年时代求学的大同学校，就象长空银河中的繁星，闪闪烁烁，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展现着，时间越久，印象越深。她是我的乳娘，是我走上革命的第一个导航者。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从县立第一小学“跳槽”到私立大同学校。当时学校设在大西门内两所简陋的院子里。从进入这个学校的第一天起，就使我感到这里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它和当时官办学校迥然不同。小学生最怕的是老师那付板得望而生畏的面孔和终日不离手头的教鞭以及又宽又厚的戒尺，而这两件武器，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功课学得不好，更不是考试成绩不佳，有负于老师的训教，主要是所谓“别出心裁”和“刁难先生”，加之不善工艺，不喜欢猫呀、狗呀、花呀、草呀的歌曲。所以，我这个“橡皮”学生的美名在学校也就不径而走了。

我转到大同小学不久，就碰到个新鲜事：有一天放学前集会时，王毅斋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焚烧了老师的教鞭和戒尺，连他本人那双踢过学生的新皮鞋也付之一炬了。他立下规矩：永远废除对学生的体罚。当众申明：不论何人违背“法规”，听候学生处理。说也奇怪，从这件事以后，学校秩序焕然一新，学生的自觉性突然提高了，连个别平时相当调皮的学生，也有明显的进步。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提高。

学校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自治能力。学生会是学生中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它不仅担负起学生的行政管理责任，连学生中偶然发生的纠纷，也由学生会予以仲裁。学生会成了学校领导的得力助手，它架起了师生之间相互团结、相互爱护、共同进步的桥梁。

学校在每个班级建立的读书会，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在老师的引导下，读书会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和爱好，推荐各种书籍，并帮助购买和借阅书籍，定期组织研讨会，及时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它不仅鼓励学生自学、苦学，培养学生自学习惯，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一些党员和进步教师，经常利用读书会，给学生们宣讲我国历史上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故事，以启发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读书会每周定期总结讲解国内外大事，特别是日寇对华的蹂躏和人民的流亡，更是经常讨论的主要课题。追溯起来，我青少年时代接受的革命启蒙教育就是从此时此地开始的。

学校除搞各种学科的读书会之外，还经常组织一些十分活跃的歌咏比赛会和各种类型的运动会。同学们朝气蓬勃，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我们唱的是充满爱国激情的歌，演的是促人向上的戏，在娱乐中受到冶炼，受到鼓舞，得到欣慰和力量。后来，连我这个“没嘴葫芦”也被卷了进去，居然在抗日救亡戏剧《放下你的鞭子》中饰演香姑娘。每次去街头演出，我都要为东北沦陷痛哭一场。这也应该是后来我参加革命队伍的一种动力。

大同学校所处的年代，是个动乱的极不平凡的年代。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在强占了我国东北以后，又侵入华北，吞噬我国的胃口越来越大。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倒行逆施，一味退让，把全部力量，用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革命人民的残酷镇压上。祖国处在一片黑暗的风雨飘摇之中，连我们这偏僻的杞县城，也到处散布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抗日必亡论”。饭铺、茶馆、街头巷尾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醒目标语。就在这白色恐怖最严厉的日子里，大同学校象一盏耀眼的明灯，照亮了几百颗纯洁而热烈的年轻人的心。老校长和进步教师对学生经常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爱国热忱。每年的五卅、九一八纪念日，我们都在校长和进步教师领导下，走向街头进行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响彻全城。大同学校的进步活动和抗日热情，影响着其它学校，也感动着社会上的爱国人士，他们不少人自动地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和我们联合起来，贴标语、喊口号，从口头、文字宣传到查封焚烧日货，把这个黑暗沉闷的小县城，搞得热火朝天，把国民党县党部那伙党棍们气得目瞪口呆。

我在转入大同中学之后，更加开阔了政治和学习视野，在活动形式上也更丰富多样了。一九三八年，党在学生中建立起“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把各个阶级要求进步的学生组织起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为党开展各项工作的积极助手。通过“民先”，党把全校学生带动起来，以学生自发行动的名义，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党把学生的学习内容，从进步书刊引导到学习马列主义更高的水平上。我们逐步和上海生活书店、北京进步刊物以及党的解放日报都挂起钩来。这样，我们就经常不断地看到党的各顼政策和主张，听到党的声音和教导，而且又能直接向党报和进步刊物反映我们的要求和呼声。当年，我和冯金声同志以“金森”笔名写了一篇报道杞县反动当局镇压与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文章，就曾刊载在解放日报的创刊号上，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上海生活书店，在给我们邮寄书籍的时候，经常以包装纸的办法夹寄一些当时不能公开发行的进步刊物和党的宣传品。我们当中经常秘密传阅的一些所谓“违禁品”，有些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得来的。那时，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是视为珍宝的，当然也是危险的。那年，国民党县党部和警察局突然搜查了学校的图书馆、教室和学生宿舍，查获了两本有关“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小册子，但这些大人先生们却当作学生的英文课本丢了出去。

这时，党在学校工作的重点，已经从一般的救亡运动转移到培养干部，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上。

党派了一些先期毕业的同学，到革命圣地延安和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竹沟新四军留守处，输送干部，培养游击战争骨干。并在全体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讲解一些最基本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与一般武器常识。这些工作，都为以后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上抗日救亡声浪的不断高涨，我们的工作，已经不局限在学校内部活动了。党的要求和口号是，“走出课堂，到群众中去”。一九三七年秋，以党员教师段佩明同志为主组织了一个“抗日文化补习学校”，吸收了大批无力升学的青年学生，对他们进行了抗日救国教育。又在杞县东门里开办了“民众夜校”，把各界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特别是在县委领导下，建立的“杞县各界抗日救国后援会”，广泛地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这些学习和活动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党组织敌后游击支队的积极支助者。他们中有的人为了反抗敌人的侵略而光荣牺牲。如大同中学董事长、杞县抗救会领导人之一的党外知名人士刘伯泉先生，就是具有高尚民族气节而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光辉代表。

大同中学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里，事实上已经成为党在睢、杞、太地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学校中的党员老师们多年播种下的革命种子，在斗争中都茁壮成长起来了，他们随时随地准备着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杞县县城沦陷前夕，我们根据党的指示，以大同中学五十余名师生为主，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撤离了县城。从此，开始了我们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战斗生涯。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当年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牺牲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和阶级大搏斗的暴风骤雨之中。

五十年的岁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是漫长且不可复得的。当年虎虎生气的青少年，现在都已两鬓斑白，须发皓然了。可是，每当我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心潮起伏，兴奋不已。（一九八三年六月）（选自睢杞太党史编写组《睢杞太地区史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