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后，陈毅接管这座大城市时，摆在面前的不只是街巷里的枪声，还有盘根错节的帮会势力。一次谈及青帮人员处置，工作人员刚报出“顾竹轩”三个字，陈毅便抬手打断：“这个人不能动，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句话，不能简单理解成替某个帮会头目说情。上海的青帮成分复杂，有人靠敲诈勒索为生，也有人长期混迹于商界、码头和车行，在乱世中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络。顾竹轩虽然身在其中，却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帮会争斗上。
顾竹轩早年出身贫寒。清末民初，年轻的他从外地来到上海，靠拉黄包车谋生。那是一份全凭体力换饭吃的差事，车夫每天穿梭在租界、码头和市民聚居区，接触的人三教九流，听到的消息也远比普通人多。
有意思的是，顾竹轩并不满足于埋头拉车。他留意车行经营，也观察上海各色人等如何做事。对外地车夫，他常常给予照应；有人病了，他帮忙凑钱；有人没有住处，他设法找地方安顿。久而久之，他在车夫和同乡中有了号召力。
这种号召力，后来成了他改变命运的本钱。顾竹轩先在车行里得到信任，随后接手经营一家车行。凭着能吃苦、会用人、善于协调，他把原本规模不大的车行逐步扩展，手下车夫越来越多，业务也从单纯载客延伸到运输和租赁。
车行做大以后，他与上海各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了在复杂环境中自保，也为了打开生意渠道，顾竹轩加入青帮，成为“通”字辈成员。这个身份确实给他带来了便利，但也让他始终背负着帮会人物的标签。
真正让他与一般帮会人物拉开距离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选择。上海沦陷后，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有影响力的商人和帮会人物。顾竹轩没有接受这类安排，也没有把自己的车行、码头和人脉拿去为侵略者服务。
据相关回忆材料，日军方面曾以利益和压力相结合的方式逼迫他就范。顾竹轩态度很硬，宁可承受生意受损，也不愿公开站到日本人一边。一次外出途中，他还遭遇过危险。身边人劝他暂避风头，他只说：“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不能由他们说了算。”
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他利用车行、运输线和租界中的关系，为难民提供食物和住处，也曾帮助抗日力量转运药品及其他物资。那些物资如何具体交接，往往不能留下文字记录，参与者也很少公开谈论。正因如此，许多事情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和旁证中拼接出来。
顾竹轩还曾为一些处境危险的地下工作人员提供掩护。对他而言，这并非一句口号，而是要承担实实在在的风险。帮会关系可以带来保护，也可能引来监视；一旦判断失误，不仅车行难保，连性命都可能丢掉。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整顿社会秩序，清理恶性帮会和依靠暴力牟利的势力，这是恢复城市管理的必要措施。但清理并不等于不加区别地处理。对于是否伤害平民、是否勾结侵略者、是否在民族危难时刻做过有益之事，必须分开判断。
陈毅了解上海的实际情况，也知道顾竹轩与抗日力量之间的关系。于是，当助手按照名单汇报时，他没有把顾竹轩简单归入需要严惩的一类，而是明确表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不能动。”
这并不意味着顾竹轩此前的一切都被抹去，更不是说青帮身份可以成为功劳。陈毅看重的，是他在关键时刻没有投靠日本侵略者，曾经利用自身条件帮助抗战，并愿意配合上海解放后的社会秩序重建。
1950年，上海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受邀参加。这个安排本身说明，新政权对旧上海人物的处理，既有原则，也有区别。能弃恶从善、愿意配合城市建设的人，仍有可能被纳入新的社会秩序。
顾竹轩晚年逐渐淡出帮会事务，继续参与一些社会活动。1956年，他因病去世，享年约七十岁。那个曾经从车夫走到车行经营者、又卷入青帮网络的人，最终没有因帮会身份被一概清除，而是因抗战时期的选择，在上海解放后的档案与记忆中留下了复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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