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洪：中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性不足”，如何弥补

美国一家主流媒体不久前刊文，将在国际体系内担任中高层职位的中国公民数量作为参照指标，称中国正“悄然在国际机构人员配置上取得领先”，并将此描绘成中国争夺影响力的“布局”“策略”。事实上，西方一些媒体基于大国竞争和政治博弈的陈旧思维，对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建设和全球治理改革多有歪曲抹黑言辞。这不仅严重歪曲中国的初衷和贡献，也掩盖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远未达到与其财政贡献匹配的程度。将中国正常的国际组织人才输送污名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相关国际组织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据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CEB）最新统计，截至2025年底，联合国系统共有人员120635人，而中国籍人员仅为1625人。这意味着，在承担了联合国约20%常规预算摊款和23.76%维和摊款的同时，中国籍人员占比仅为约1.34%。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国际组织核心决策岗位的“结构性短板”。据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秘书处的组成：工作人员情况统计》，2023年底，中国在秘书处D-1及以上拥有地域分配地位的高级职员仅为13人。作为对比，美国为40人、英国24人、德国18人、法国16人。

造成这种“贡献大、存在感小”的原因，并非中国不重视，而是国际组织的人事体系长期以来被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公务员的选拔往往存在一定的“隐性门槛”——那些熟练掌握英语和法语且拥有西方名校学历、熟悉西方政治体系与法律框架的人往往更具优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严峻的“代表性赤字”。这其实也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现行多边体系中代表性不足的一个缩影。

动辄给中国籍职员贴标签扣帽子，不仅是对国际公务员制度的无知，更是对多边主义的亵渎。按照《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公约，国际职员的首要规范便是独立、公正，中国籍职员严格恪守这一准绳。

而且，中国人才走向国际组织，是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长期以来，国际组织人员结构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议程设置和规则起草等方面的经验常被边缘化。中国籍专业人员进入国际组织，能够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项目落地的“地方知识”带入决策环节。比如，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籍专家推动的农业技术援助项目，正在切实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粮食自给率；在国际电信联盟，中国专业人员正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全球标准制定，努力弥合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数字鸿沟，如此等等。这不是强加“中国模式”，而是丰富全球治理的“工具箱”，在弥补国际组织“代表性赤字”的同时助力提升其整体有效性。

面对“代表性赤字”问题，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都还存在提升空间。目前，中国籍职员中语言文字类及辅助性岗位占比较高，而政治法律、中高层专业管理人才相对不足。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等具有较强话语权的机制中，目前仅有极少数中国籍专家担任特别报告员或工作组专家，这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控人权话语权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放眼未来，中国向国际机构输送人才需从“追求数量”转向“优化结构”，从“争取岗位”转向“成就事业”。具体而言，可在三个维度发力：一是拓宽培养与输送渠道，完善“政府—高校—社会”协同机制。不仅要扩大初级专业人员（JPO）、青年专业人员（YPP）的选拔规模，还可鼓励高校设立国际组织专项，培养真正具备全球胜任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丰富人才生态，鼓励更多中国青年赴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区域性多边机构任职或实习，积极拓展特使、顾问、特别报告员、专家委员等专业岗位。

三是服务全球南方。中国不仅培养本国的国际组织人才，还应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中国人才走向国际组织，不仅是去填补本国的“代表性赤字”，更是去扮演“南方桥梁”角色，推动广大南方国家从国际议程的“接受者”更大程度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

另外，有关“国际组织人才”的边界也须拓展。它不仅仅是坐在纽约或日内瓦会议厅里的国际公务员，还包括深入战火硝烟、参与排雷修桥的维和官兵与警察，在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推动人道救援的志愿者，在国际组织实习、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青年学生等等。这些多样化的面孔，共同构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公共使命的中坚力量。

国际组织绝非某个或几个国家操弄权力政治的“后花园”。让包括中国在内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才在国际组织中成长、担当和奉献，增加的不是某个国家的特殊权力，而是国际社会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中国力量越充实，全球治理就越有代表性、包容性和生命力。（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