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贺龙宁愿丢团，也不愿丢电台，江文守三天等来回复

1935年9月29日的夜里，湘西的天气还带着闷热。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无线电大队政委江文，已经在电台旁边守了三天三夜，没有合过一眼。耳机里翻来覆去只有电流的杂音，刺啦刺啦，像砂纸磨着耳膜。自从6月电波突然断掉之后，无线电大队的同志们把所有规定的呼号和波长轮着叫了个遍，白天叫，夜里也叫，几个月过去，那边始终没有回音。江文不敢撤。任弼时、贺龙隔一阵就过来问一句，有没有动静。

就在那个夜晚，一堆杂乱的调频声里，江文忽然抓住了什么。滴答答、滴答答，节奏不对，但手法太熟了。他睁圆布满血丝的眼睛，凑近抄报纸，一边听一边对照旧底子。波长对上了，呼叫方式也对上了，他几乎是跑着去报告任弼时的。这一头的人并不知道，空中的电波刚从一场大麻烦里绕出来。

1935年6月，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率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拒不执行命令，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在这种危险时刻，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1935年9月9日，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问题是，朱德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张国焘和左路军一起行动，红军总部及其通信的电报密码，也被张国焘控制了。联络红二、六军团用的那套“豪密”密码本，就留在了红四方面军那边。没有密码，北上的中共就没办法用密电呼叫贺龙、任弼时。派交通员硬闯封锁线，沿途封锁重重，能把消息送到的可能性小得可怜。

几万将士的活路，硬是被一本小小的密码本给卡死了。周恩来只能冒险用明码发了一份电报，话极少，每个字都压着分量：“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豪”是伍豪，周恩来的化名；“老四”是红四方面军。意思已经够清楚了：我们到了陕北，但联系二、六军团的“密”不在中共手上，这一声招呼，是从缝隙里硬挤出来的。

明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敌军遍布各地的无线电侦听台只要调对频率，就能一字不落地收走；测向仪一旦锁定信号方位，炮弹随之就会落到电台附近。不少同志心里都有这个顾虑，可如果这封电报不发，困在湘鄂川黔包围圈里的贺龙、任弼时，压根不知道中共找到了陕北，也不知道该往北突围。

这份电报不是一“发”就通的，江文抄下这封明码电文的时候，手边没有密码本可以解，也不需要解。贺龙和任弼时接到电报，喜出望外，却没有立刻松气。长征路上，敌人的花招见得太多，伪造电报诱骗红军的例子实在不少。当晚他们联名用密码回电，提了一个看似古怪的要求：“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系，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这不是不信任，是拿命在核实。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本密码的解码权握在张国焘手上。这封核实的电报根本送不到陕北，直接落到了红军总部的电台手里。第二天，任弼时、贺龙意外地收到署名为“朱张”的复电，电报准确地列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及书记的名单，落款是朱德、张国焘，而且是密码发的。

这是任弼时、贺龙第一次收到署名“朱张”的电报。任弼时当场就起了疑，多年之后，江文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弼时同志看完后问他：你联络的确实是中央的电台吗？江文回答，在通报过程中没有发生可疑情况。任弼时说，是呀，密本也对呀，可是我给恩来同志的电报为何由朱、张来答复呢？

最后他交代江文：你们继续保持与朱、张电台的联络，要注意观察，这事只能由你自己掌握。张国焘回电时，刻意隐瞒了他对抗中央北上方针、一、四方面军已分头行动的事实，又通过点名省委委员，显示了自己“总政委”的领导地位。

江文守的那三天，只是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一截。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候，两个军团的全部家当只有“一部半”电台：一部5瓦小电台负责对中央联络，另外半部收报机拿来侦听。报务员行军时要把主机、电池、零件分头背在身上，肩膀磨出血痕是常事。

1934年10月下旬，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贺龙对龙振彪等人说过一段话，电台的人记了一辈子。他说，我们在洪湖苏区时，有一部电台，是中共从上海派来的。1932年离开洪湖苏区时，因环境恶劣，把它埋在江边了，致使失掉联系，什么也不了解，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也不知道红军怎么样。没有电台吃了亏啊，所以跑到山沟里来了。

1943年，贺龙对另一批电台人员也说，1932年离开洪湖苏区时电台丢失，“致使与中共失掉联系，什么也不了解，我宁愿损失一个团，也不再损失一部电台”。这话听起来像狠心，其实是一个吃过“没有电台”苦头的人说的实话。

洪湖时期电台埋了，断了一年多。红二军团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只能靠报纸刊载的中外电讯当唯一消息来源。贺龙、关向应从酉阳东南部南腰界小学的一份报纸上，看到“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的消息，才知道六军团来了，立即兵分两路主动出迎，两支部队这才在黔东印江县木黄镇会师。

电台不只是听消息，1935年8月2日，报务员从侦听中得知驻赣的敌第85师调归鄂敌指挥的情报及行军线路，红2、6军团即在板栗园设伏，全歼该敌并毙敌师长谢彬。同月的忠堡战斗，张振汉发给徐源泉的电报被电台破译，贺龙拿到抄收的电报，立即下令部队连夜急行军120里，先敌1小时赶到忠堡设伏。

战斗结束后，江文亲自在电台前指挥，用早前侦听到的张振汉电台的“SA”呼号把敌台呼叫出来，又向对方发了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你们已被红军包围，很快就要被消灭，希望把电台保护好，交给红军，可受到优待。敌台照做了，江文、黎东汉他们完好无损地缴获了两部15瓦电台。贺龙后来评价：“一部电台比一个团还强！”

电台这条线上，还有一批年纪很小的人。彭富九读过几年私塾，1932年12月进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成了红六军团第一批10名无线电学员之一。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时，他已是红6军团电台队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他那台英国制造的电台突然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有七八封急电须发给中央，就是联系不上。17岁的电台队长急得团团转，不停发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中央的电台却回复情况紧急，不能接收电报。他飞跑着去找贺龙，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眉头一紧，严肃地说：“小鬼啊，与总部失去联系是要杀头的啊。”

彭富九带着巨大的压力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昼夜值守，一直呼叫了六七天，总部电台终于有了反应。直接拿明码连续不断呼叫：“我是26分队，我是26分队。”他一口气把积压的8封电报全发了出去，同时收到中共发来的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贺龙喜上眉梢，对住在楼上的李达喊：“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奖励他。”又掏出一块日本铁壳怀表塞到他手上：“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终于捕捉到了信号，王诤亲自上机，把收发信频率对正，伺机插叫。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乘这个间隙，王诤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二、六军团电台。

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不同于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值班员龙振彪的怀疑，当即问道：“你是何台？”王诤用明语回答：“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知非上机后，双方终于沟通了联络。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立即指示电台工作人员去红四方面军索取与中央联络的呼号波长，他本人亲自找朱总司令要密本。当天晚上，红二、六军团就与中共再次恢复了直接联络。

随后，中共发来3份重要电报：第一份是授予红二、六军团为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第二份由任弼时亲自解译，主要指示红二方面军党委如何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第三份是关于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那些坐在电台前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在冲锋的镜头里。但分散在几千里山路上的红军，最后能重新聚到一张地图上，靠的就是有人发，也有人守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