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宜君县人物谱（二）人民的好医生，群众的贴心人——记宜君县医院创始人王西明先生

1927年7月28日这一天，在宜君县尧生镇王尧科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出生了个男婴。其长兄乳名福合，取幸福聚合之意。此时，父亲已35岁又喜得贵子，便为其取乳名双合，寓意兄弟双双聚合福泽。这便是宜君县医院创始人之一王西明先生。

诚然，取名饱含了每个父母对儿女的期盼。福合、双合兄弟二人一生只在事业上聚合了，大哥是兽医，他是医生，不谋而合。而福泽对兄弟二人却擦肩而过。大哥福合善于料理家务，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在苦尽甘来，日子过的如鱼得水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将他卷进了人民的“对立面”，家庭成份升格到“富农”，并被戴上了“分子”的帽子，被人“口诛笔伐”，游行示众。在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下，四年后不到花甲便含冤离世。好在1979年给他摘了帽，平反昭雪，恢复了社员身份，但他却再也无法知道了。

王西明先生自幼多灾多难，命蹇时乖，劫后余生。不到两岁时，他与还正在吃奶的大侄子同时感染了“天花”，侄子夭折，他却命贵福大，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面部却留下了终身印迹，满脸的小坑，靠其大嫂的乳汁养大。后来，村上的晚辈戏称“麻子爷”。11岁那年，他的父亲因故去世。其兄嫂教其做人，供其上学，鼎力相助，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名副其实的诠释了“老哥抵父、大嫂抵母”的俗语。

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部队补充兵员，要求一家有弟兄两个的必须选一人去当兵，时称“拉壮丁”。那年他17岁，因有一个大他十几岁的兄长，这拉壮丁自然是躲不过去的，只有听天由命了。临走那天，王尧科几乎全村的人前来送行，母亲搂着他的肩膀，恋恋不舍，泪如雨下，伤心欲绝。大哥大嫂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咛，出门在外，一定要头脑灵活，要有眼色，保护好自己，我们在家等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他眼含热泪，跪倒在地，向前来送行的母亲、哥、嫂及众乡亲重重的叩了三个头。他深知这“三个头”的含意和份量，今日一别还会重逢吗？今日一别后边的路该怎么走？在人生的道路上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然而，他也知道时下全国抗日硝烟弥漫，战火连连，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有义务，也必须加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这也是他义不容辞责任。于是，他站起身，双手合十，向乡亲们告别后，扭头径直向村口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他跟随大部队，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到达山西省临汾国民党部队的医院，当他看到遍地的伤员，亲眼目睹了受伤士兵血淋淋的惨状后，按捺不住心中的伤痛，帮忙抬担架，包扎伤口。随后被编入了卫生队，当了一名普通的卫生员。

王西明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医术，加上战场临床学医的实践，很快掌握了战地医学。同时，还拜访老先生学习了中医针灸等知识。他心地善良，不愿意看到那些血腥伤口，更不愿意看到战友永别时那种弥留的眼神。有一次，他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名伤势严重、奄奄一息的士兵，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他便用自己学到的医技，硬是将这名士兵从死神手里抢夺了回来。这名伤兵痊愈归队时，激动得握着他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临走时还送了他一块手表作为纪念。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本以为抗日战争结束了，就可以回故乡和家人团聚了。但事与愿违，时局仍然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又挑起了内战，解放战争又开始了。他的愿望落空了，只能继续在国民党部队服役，好在能安慰自己的是继续从事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然而，他向往和平，他厌恶战争，他更不愿目睹中国人自相残杀，造成年纪轻轻却伤痕累累的场景，有的甚至失去了性命。他遥望着家乡的方向，想起了年迈的母亲，想起了曾经给自己喂奶长大的大嫂，眼前浮现出离别时母亲、大哥、大嫂和众乡亲送别的身影。“回家，我要回家”的强烈欲望由然而生。可是，部队戒备森严，怎么能放你走呢？他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迷茫之中。作为一名军人，身不由己，他只能继续埋头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中，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地检查处理每个伤员的病情，以最大限度的减轻伤员的痛苦。在生活中，他为人友善，和谐处事，低调做人。他的医德，他的医技得到了上司的认可，赢得了战友和病人的赞誉，先后两次获得三等功及多次嘉奖。

1948年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一位自己曾经医治过的赵团长，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越聊越投机，最后他道出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愿。这位老团长看着眼前这位20出头的小伙，毅然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他走出军营。没过几天，他正在值班，赵团长找到他说：“你处理完手头的事，跟我去查岗。”随后，带着他走出了病房，低声道：“我现在可以送你走出去。”此时的他激动不已，来不及收拾行装，平时身上只带两块手表，再什么东西也没带，仅穿了件白衬衫，外衣往胳膊上一搭，便跟随赵团长大大方方通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走出军营后，赵团长紧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再见吧，小兄弟，一路小心！”他深情地向团长行了个军礼，简单道别之后，赵团长转身走向军营。他深情地望着团长的背影，眼睛湿润了、模糊了。他想这下人地两生，身无分文，往哪里走呢，但他又想，天无绝人之路，走到哪里算哪里，实在没办法就将两块手表卖掉。就这样他没有向战友告别，毅然离开了曾经战斗过四年的军营。

他怀着轻松地心情，却迈着沉重的步伐，一个人朝着家乡的方向开拔了。累了，就地歇息；饿了，寻村子上门乞讨；渴了，找河水喝；晚上，遇到好心人就借宿，否则就露宿野外。就这样，他翻山越岭，蹚水渡河，也不知道送走了多少日日夜夜，终于在一天晚上走到了棋盘镇。他这才发现已经快回到家了，心情十分激动，但也踏实了，也疲惫了，他不想再抹脸求人借宿了，便在河边洗了个脸，然后在一个麦垛底下舒舒服服睡了一大觉。每当他给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总会说“这是我离开村子后睡得最踏实的一觉。”第二天早上，他在棋盘街上讨了早饭吃过后，迈着轻松的步伐，踏上了回家的路。

农历六月初六中午时分，他从棋盘步行了六十多里地，终于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王尧科村。当时正值收麦季节，家里大人在场里做场活，只有侄子建民（当时只有7岁）一个人在家。他家养了条黑狗，遇到陌生人敲门，就咬的很厉害。此时在窑背上（碾麦场）上干活的大嫂听见自家的狗在狂吠，手里拄着杈，在窑背上问儿子：“家里来了谁，狗咬得这么凶？”建民应声道：“是一个要饭的”。大嫂说：“那你就给一个馍打发走就对了。”“我给了，他不要，也不喝水，就是要进咱家的门。”建民回道。大嫂又问：“你看是怎么一个人？”“瘦瘦的，黑黑的，脸上还有麻子。”大嫂一听惊叫着说：“是双合回来了吧！”便在窑背上往下看了看，果然是曾经每天挂念的，用自己奶水养大的小叔子。她又惊又喜，急忙放下手里的农具，迈着小脚快步往回赶。回到院子，两人见面后抱头默泣，那满脸的泪水便是无声的语言。这时，在场里做场活的人听到消息，全都放下手里的活计，拥到家里，看望在外漂泊了四五年且杳无音讯的游子。此时的王西明，又黑又瘦，很是疲惫，但脸上难掩那激动不已的笑容。不一会儿，村上的大人、小孩闻风赶来，都想目睹这位多灾多难、死里逃生的小伙子。大家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好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王西明回到家乡以后，他便一边帮家人干农活，一边研读医学书籍，为本村及周围群众看病。不久，在大哥大嫂的张罗下成了家。

1950年，他受南寨地村赵俊杰之邀，与郝尚志等4人，在原宜君县人民政府机关卫生所的基础上开始筹建宜君县卫生院。这便是宜君县人民医院的前身。当时，宜君刚解放不久，业务人才稀缺，建设资金紧张，医疗设备简陋。医疗器械仅有显微镜、血压计、手提式高压灭菌器，还有一台手摇离心机。卫生院的地址设在今宜君县政府大楼（原公安局院）位置，仅有七八孔石窑。他们几个在赵俊杰主任的带领下，因陋就简，开始了救死扶伤的伟大事业。随后，县政府不断加强卫生事业投资，充实改进医疗设备，加强医疗职工队伍培训，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1958年医院仅有5张病床，第二年就增加到15张，医技工作人员增加到19人。1961年改称宜君县人民医院。

西明先生曾在部队当过军医，中医西医，化验针灸，样样精通，工作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很快成为一名业务骨干，很受赵主任的赏识。1954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6年，正当组织准备提拔重用的时候，家里的成份被捞成“富农”，他虽然没有戴上“分子”帽子，但仍然受到牵连，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但组织认可他的工作能力、医技水平，将他下放到基层卫生院当了院长。1968年，为了方便照顾家人，他将全家迁居到棋盘镇李家河村。

王西明下到基层，先后在棋盘、寺天、尧生、哭泉等乡镇工作。每到一处，他始终保持着他的优良作风。夏天，他头戴一顶草帽，翻山越岭，汗流浃背；冬天，他戴着棉帽，围着围巾，风尘仆仆，走乡串户，为众乡亲祛除病痛。他虽然是院长，但更是个“赤脚医生”。除了医药箱外，手电筒、雨伞也是他的随身标配。不论白天深夜，天阴下雨，冰天雪地，他随叫随到，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常遇到为一个人看病，村上其他人也排队等候把脉的情况。人们戏谑为“一人叫医生，全村人看病”。

有时，在回家的路上，路过村子时，常常被拦住请求看病，一进村就是多半天。往往不到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他骑着自行车却得用一天，甚至更多时间。他为群众看病，从不收诊费，有时群众为感谢他，给他送点鸡蛋等土特产，他坚决不收，实再不行就按市场价抵扣药费。他的大名很多人都不知晓，但“王院长”三个字在他走过的村庄却家喻户晓。“谦虚”“低调”“平易近人”“慈祥”“和蔼可亲”“活菩萨”“毫无架子”都是当地群众为他贴的标签。

有一次，西明先生在家里休息。棋盘血头村的田宏英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她母亲半夜急匆匆地赶到他家说明情况，他二话没说，急忙背起了药箱连夜出诊。检查后诊断为急性肺炎，在其家里守候了几天几夜，终于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后来，田宏英逢人便说：“我的命是‘王院长’捡回来的”。还有一次，李家河村的谭家顺，担水时不小心摔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此时，他刚回到家，就听见有人喊：“王院长，快来救人。”他赶到现场，二话没说，就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并按压胸部进行抢救，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抢救成功。像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还有马泉村的许春田、曾在县上工作的刘云芳等好多人都称他为“救命恩人”。

每当他只要回到老家王尧科，村上的人就纷纷前来求医问诊。他常对人说，当医生就是救死扶伤，挽救生命。这是当医生的本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976年夏收季节，王西明带领单位部分职工支援“三夏”。他正在哭泉乡马庄村带病收麦，他的挚友、曾经的同事王兴正知道他这段时间身体不好，专程到哭泉医院看望他，得知他下乡收麦去了，随即赶到麦地里找他。王兴正见面后，观察他面部发黑，一脸病态，意识到他可能患了不好的病，就立即向他发出“警告”：“老王，你明天必须到宜君医院去检查，等我再来的时候，我要见‘活着’的你，而不是‘死了’的你”。虽然是开玩笑，但玩笑中带着善意的警示和提醒。西明笑着说：“好，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他仍然在马庄村帮群众收麦子。王兴正电话打到县医院询问：“王西明去医院了没有？”得知仍然在乡下收麦。王兴正这下“火了”，亲自到宜君卫生局请求派了一辆救护车，前往马庄村麦地里才把他拉上了宜君。来到宜君县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果然已经是胃癌晚期了，随后在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背他那宝贝药箱了。三个月后，他坚决要求出院，回到了李家河村养病。

在家里，他既是病人，又是医生，虽说养病，其实来看病的人仍然很多，但他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病人，而且是一个重病人。凡来者不拒，他和往常一样望、闻、问、切，样样不少，等病人走后，就身心疲惫，躺到炕上了。儿女劝他安心养病，别再忍痛起床给别人看病了，但他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身体能多活一天都是上天的恩赐，我一生行医，就是给人治病的，人家上门找你看病，我要推辞了，心里会感到不安的”。 他只想着在走到生命终点以前，能尽最大努力为人民、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雷锋同志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句话。

他在家里养病期间，组织对他很关心，他的领导（寇德荣、杨特宇等）及同事对他的为人处事、医技水平很了解，对他患病都觉得很惋惜，亲自到他家看望。县卫生局给各卫生院通知，只要见到给王西明开药的处方，没钱的时候可以记账，一定不能耽误用药。体现了组织对他的特殊关爱，也让人感到了党的温暖。

1977年正月，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能吃也不能喝，只能靠打营养针和止痛针维持。此时，他想起了大哥，但大哥已经在七年前含冤去世了，又想起了曾经哺育他的大嫂。远在老家的大嫂得知他的病情后，也急着想见他。此时的大嫂已经是将近古稀的人了，还缠着三寸小脚，行动不便。大嫂便吩咐三儿子选民用架子车拉着她，徒步绕道30多公里路程来到李家河。当老人看到躺在炕上的小弟已经消瘦得失形的样子，便伸手搂在怀里泣不成声：“我娃咋成这样子了！”两人相拥而泣。当时在场的李家河村民都被这个场面搞懵了，听说是大嫂来了，怎么哭着叫娃呢。当人们知道了他是吃着大嫂的奶长大的，一个个竖起了大拇指，感动不已。

农历三月初，西明先生第二次住进了县医院。在病床上，他已觉察到自己的生命没有多时了，才对大女儿说明了情况：“其实，我早在一年前就检查出来是胃癌，给你们没有说，是怕你们担心，再说这个病我是知道的，是不治之症，你伯就是这个病，按现在的医疗水平，也没有好办法”。是的，他是医生，他知道，但他很坚强，他很淡然，他能从容的面对一切。初八中午，他突然问女儿：“是不是天黑了？”“没有，这才晌午。”女儿道。“那你把灯拉开，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将所有的亲朋问候了一遍，就安然辞世了。

王西明先生走完了他短暂且辉煌的人生历程，此时，他还不满50周岁。他虽然不能再为人们医治身体上的疾病，却给人们留下了精神上的良药。王西明先生的一生总是在不幸与幸运之间切换，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他始终坚持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遵从医者仁心，患者至上的医德，在处事上，为人着想，先人后己；工作上，埋头苦干，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学习上，勤奋努力，不断进取；遇困难，不退缩；受挫折，不气馁；幸运时，不浮躁；遇到不幸，坦然面对。这便是在先生身上表现出的优秀品德，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永远铭记，赓续传承，以励后人。（本文由王淑珍口述，王驰综合王晓民、李萌有关资料整理）

王尧科村

资料来源：《宽亮漫话》

编辑：司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