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比1，菲民调结果一边倒，特奥多罗被催辞职，得罪中国没好下场

此前，外交部已经出面强调外交政策必须统一，23个商业团体也要求缓和中菲关系，一个是政治人物，一个是外交部门，一个是企业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都把目光投向了同一个问题？

先说这份民调，菲律宾WR Numero Research在2026年10月开展的全国调查，询问的是如果2028年总统选举就在调查当天举行，受访者会选择谁。

结果莎拉·杜特尔特获得42.4%的支持，前总统候选人莱妮·罗布雷多为15.9%，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只有1.5%。

42比1，说的是42.4%和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并不是严格的42倍关系。但这个差距已经足够明显。

为什么莎拉能够获得四成多支持？我认为，除了杜特尔特家族原有的政治影响力，还有一个现实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菲律宾选民对经济生活的关注。

普通家庭最关心什么？无非是工作能不能稳定，买菜要花多少钱，汽油会不会继续涨，家里的收入能不能跟上开支，对这些问题，政治人物的外交表态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

杜特尔特执政时期，中菲关系曾经出现缓和，双方在基础设施、农业出口和旅游等方面恢复了合作。

这段经历在菲律宾社会留下了一定的政策记忆，莎拉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基础，也因此容易与此前的对华务实路线联系起来。

特奥多罗则长期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菲律宾媒体上，但政治曝光度和选民支持率毕竟是两回事。

但一位资深政治评论人士公开提出这样的要求，再加上民调中的1.5%，说明特奥多罗确实面临着来自舆论和政治竞争层面的压力。

个别官员和部门不能凭自己的立场，擅自决定菲律宾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段话看起来是制度性表述，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下，针对性相当明显。

特奥多罗作为国防部长，当然可以讨论军事安全，也可以向总统报告南海现场情况，但是，军方掌握的军事信息，不等于可以替外交部门决定国家对外关系。

菲律宾外交部这次实际上是在强调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军事安全是一回事，国家外交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国防部门不断释放强硬信号，而外交部门还在努力维持沟通，外界就会产生疑问：菲律宾政府到底谁说了算？

更有意思的是，11月3日，菲律宾23个主要商业和行业团体已经联合发声，呼吁中菲双方降低紧张程度，恢复有纪律的外交沟通。

这些团体包括菲律宾工商界、出口行业、酒店业以及半导体和电子产业组织，它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原因并不复杂，企业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政策突然变化。

根据菲律宾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国际商品贸易数据，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进口额达到384.4亿美元，占菲律宾进口总额的28.6%。

这个比例很重要，中国不仅是菲律宾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菲律宾工业生产、商品供应和企业经营的重要贸易伙伴。

农业也是如此，菲律宾的香蕉、菠萝和椰子制品出口，都与中国市场存在联系，尤其是棉兰老岛，相关农业产业关系到大量农户的现金收入。

出口订单减少，收购商可能压价，包装厂和运输企业也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商界这次发声有一个很实际的逻辑：政治人物可以为自己的表态承担舆论压力，但企业要承担的是真金白银的损失。

货物卖不出去，工厂就要调整生产，农产品积压，农户就得承担收入下降的风险。

菲律宾政府也不可能忽略本国经济状况，2026年11月9日，菲律宾统计局公布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2.1%，农业、林业和渔业同比下降4.8%，工业也出现轻微收缩。

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政府更需要稳定的外部市场，而不是主动增加不必要的经贸风险。

所以，得罪中国没好下场这句话，如果从现实经济角度理解，并不是说中国市场能够决定菲律宾的一切，而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忽视自身贸易结构和产业依赖，外交摩擦就可能转化成企业成本和普通人的生活压力。

说到这里，就要看特奥多罗强硬路线背后的另一个因素了，那就是菲律宾与美国不断加深的军事合作。

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最初开放给美军轮换使用的基地有5处，2023年，双方又增加4处，数量达到9处，近年来，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也在持续开展。

这说明菲律宾的安全政策正在发生变化，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可以获得训练、装备和安全支持，但这并不能替代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已经形成的经贸联系。

我认为，马科斯政府真正需要处理的，是两套利益之间的平衡，一边是美国提供的安全合作，一边是中国市场带来的贸易和经济机会。

前者主要涉及防务，后者涉及进口、出口、投资和产业链，两种关系本来就不必然冲突，关键是菲律宾有没有能力把不同领域的问题分别处理。

如果把南海争议扩大到正常贸易、教育、移民和投资领域，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还会波及大量普通企业。

马科斯公开强调菲律宾不与任何国家为敌，希望维持外交关系的平衡。

但国防部长不断释放强硬信号，外交部门又要求统一政策口径，总统就必须面对一个实际问题：安全合作需要维持，经济关系也不能轻易放弃。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简单把菲律宾的对华政策理解成亲美或者亲华，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发展防务合作，也可以和中国开展贸易。

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清楚的政策边界，能不能避免某个部门的立场变成整个国家的外交方向。

中方的外交回应也值得关注。

11月3日，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通电话，根据菲律宾方面随后公布的信息，双方讨论了中菲关系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分歧。

双方强调通过外交和对话保持沟通，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推动双边关系保持稳定、可预期。

这次通话至少说明，中菲双方仍然保留着正式的外交沟通渠道，即便存在南海争议，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合作空间都堵死。

10月29日，第13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菲律宾宿务举行，中国由驻菲律宾使馆国防武官出席会议，而不是由国防部长董军参加。

菲律宾方面随后也说明，中方代表获得了表达立场的机会，对于这一安排，可以作为双方防务交往层级的一个观察点。

回头看，菲律宾并不是没有调整对华关系的历史经验。

阿基诺三世时期，南海仲裁争端使中菲关系持续紧张；杜特尔特上台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基础设施、农业出口和旅游等领域也重新获得合作空间。

这段历史不能说明所有经济问题都能靠改善对华关系解决，但至少说明，稳定的外交沟通对经贸合作有实际价值。

说到底，特奥多罗被催辞职，是菲律宾国内围绕外交政策出现争议的一个表现。

42.4%对1.5%的民调差距，反映的是不同政治人物在总统人选调查中的支持差异；23个商业团体要求降温，则说明企业已经开始认真考虑紧张关系可能带来的成本。

我个人更关注的是，菲律宾能不能把外交和经济这两本账分开算清楚，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可以通过外交和法律渠道推进，与中国保持正常贸易也完全可以继续进行。

对菲律宾来说，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特奥多罗还能发表多少强硬言论，而是当经济增长放缓、商界要求降温、外交部门强调统一口径时，马科斯政府究竟准备如何协调这些利益。

如果你站在菲律宾普通企业和家庭的角度，会更希望政府继续强调强硬立场，还是先把贸易、就业和物价这些现实问题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