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发达的国家也容纳不了那么多大学生，复旦教授一句话，发人深省

2026年10月下旬，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数据：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0%，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

数据有所回落，但舆论中流传最广的仍是一句旧话：“再发达的国家也容纳不下那么多大学生。”这句话出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教授。

他几年前接受采访时说，再发达的社会也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硕士、博士同样如此。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原意是“社会不需要”，而不是“国家容纳不下”。“

不需要”说的是岗位结构和供需错配；改成“容纳不下”，听起来像是大学生本身成了多余的人，舆论情绪也因此被放大。

他举过一个例子：幼儿园招聘要求博士学历，如果工作是研究幼儿，博士很合适；如果工作是照看幼儿，博士未必比专科生更胜任。

从毕业生规模看，2024届毕业生为1179万人，2025届为1222万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

各地各高校开展“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汇集的岗位信息超过1200万个，数量与毕业生规模接近，但求职仍然困难。

原因在于，岗位信息不等于真实岗位，同一个岗位可能同时在多个平台发布；更突出的问题是错配：热门岗位竞争激烈，缺人的地方又招不到人。

不过，大学生多并不等于坏事。

有观点指出，大飞机、大型舰船、芯片、航天等领域都需要大量受过系统训练的工程师。

现代竞争比拼的是体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是国家的家底，而不是包袱。

不少家长认为孩子坐办公室才算有出息，宁可让孩子待业几年考公考编，也不愿让孩子进车间、学手艺，名校硕士报考街道岗位已不罕见。

此外，读研也成了就业的“蓄水池”，一部分本科毕业生通过考研把就业时间往后推迟。

有讨论专门聚焦AI对就业的影响。

一个主要判断是：AI对岗位的冲击已经开始；技术进步能否转化为多数人共享的收益，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社会能否帮助被替代的劳动者完成转型。

统计显示，2024年全球科技行业有超过500家公司裁员，涉及至少15万人。

其中明确将AI列为裁员原因的数量约1.2万人，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更多公司的裁员声明仍以成本削减、市场环境和重组为主要理由。

压力主要集中在两类岗位。

一类是与AI技能相邻的职业，例如软件工程和设计，这些工作中的部分任务可以由AI工具辅助甚至完成。

另一类是初级白领岗位，例如客服、记账和人力资源。

这类岗位任务标准化程度高，已经感受到自动化和组织调整带来的压力。

新毕业生和初级岗位的处境值得特别关注。

企业对资深工程师的需求可能仍然相对稳定，但招聘初级人员的意愿正在减弱。

影响不只是职位减少——初级岗位原本是新人接受训练、积累经验的主要途径，这条途径变窄以后，刚进入职场的人更难起步。

服务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分化。

一个岗位是否容易被替代，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任务的标准化程度，二是从业者有没有能力转到其他岗位。

任务越标准化、转岗能力越弱，劳动者面临的风险越集中。

“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可以用来理解AI带来的变化：

新工具会提高生产率，也可能让旧岗位、旧企业和旧技能迅速贬值。

宏观经济从中受益，并不意味着个人不必付出代价。

具体的劳动者仍可能失业、收入下降，或失去原有的职业身份。

因此，讨论技术进步时，既要看效率提升，也要看转型成本，以及这些成本由谁承担。

历史上人们对机器的抵制，包括纺织技术引发的冲突和卢德运动，提供了一个参照。

一项技术能否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收益，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新行业能否创造足够多的工作；二是制度能否让受冲击的人获得转型所需的时间、资源和补偿。缺少这两个条件，技术进步往往伴随激烈的社会冲突。

“我们时代的珍妮机”这一说法，把AI与工业革命早期的纺织机械相提并论。这

不只是一个技术比喻，而是在追问社会如何处理技术收益与转型代价。

技术史表明，社会制度越开放，新技术越容易被接受，新兴行业与既有行业之间也越有协商空间。

如果技术创造的利益集中在少数企业，岗位损失和转岗成本却由个人独自承担，技术进步就容易激化冲突。

要实现人与AI的相对和平共处，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新技术带来真实、可持续的工作机会；制度安排让受冲击的人有时间和资源完成转型。

新岗位需要实际出现，而不能只停留在预期上。

教育、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劳动制度需要跟上技术变化，为受冲击的人提供缓冲和出路。

观察就业不能只看整体生产率、公司利润或新技术投资额，也要看岗位质量、稳定程度，以及劳动者能否顺利转岗。

一项工作被自动化以后，原有员工能否进入新岗位，取决于新岗位的技能要求、培训机会，以及企业是否愿意承担过渡成本。

这些因素决定了技术红利能否传递到普通劳动者身上。

年轻人如何获得最初的职业训练，政策和企业应如何补上这一缺口，是节目留下的现实问题。

围绕“大学生是否太多”的争论，焦点不在于高等教育本身，而在于专业结构、岗位结构和就业观念之间的错配；AI的出现又给这种错配增加了新的变量。

相关讨论没有对AI的就业影响下最终结论，而是把焦点从“AI能做什么”推进到岗位结构怎样变化、各方如何协商，以及补偿机制怎样建立。

综合来看，主要有三点：

AI对就业的冲击已经开始，并集中在初级岗位和标准化程度高的工作上。

技术进步同时创造岗位和消灭岗位，宏观收益不能抵消个人承担的转型成本。

转型能否平稳，取决于新岗位是否真实可持续，以及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劳动制度能否及时调整。

最终需要回答的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如何分配技术带来的收益和代价。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肖宁表示，16-24岁组别失业率在经历连续两个月上升后转为下降，主要因毕业生逐步落实工作岗位。

在美国，斯坦福HAI报告显示，入门级软件开发人员就业较2024年峰值下降近20%；同时，2026年9月美国科技岗位在招数量为625,633个，同比增长22.4%，但裁员速度也高于2025年，复苏并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