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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人:Serene
论文信息:Rethinking the Motherhood Penalty: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Spousal Pairings, and Women's Occupational Trajectories in China
发表时间:2026-10-19
发表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DOI:10.1111/jomf.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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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母职惩罚?
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熟悉的处境:在成为母亲之后,女性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工作时间被压缩,晋升机会减少,收入和职业发展也可能受到影响。这就是“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指的是女性生育之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经历的经济劣势。
这种劣势并不只来自一个方向。第一是照护责任,育儿占去的时间和精力,只能从工作里挤出来;第二是职业中断,离开岗位一段时间,积累的经验和机会也会跟着断掉;第三是雇主的判断,研究者直接称之为歧视——即便制度允许弹性安排,雇主也可能把“因为有孩子而减少随叫随到”读成投入度不够,晋升和成长的机会随之收窄。
而且,这种落差未必只体现在钱上。过去的研究大多盯着“有没有在工作”“工资降了多少”,但落差也可能表现为职业降级、上升受阻,或者干脆退出正规就业。
不过,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所有女性成为母亲后,付出的职业代价都一样吗?
一位职业发展已经相对稳定的管理者、一位在服务业工作的女性,以及一位从事农业或体力劳动的女性,面对的工作制度、经济压力和照护选择可能并不相同。如果只看平均工资变化,我们或许会忽略这些差异。
发表于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的一项中国研究,正是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母职惩罚。研究者不仅关注女性自己的职业位置,也把配偶的职业地位纳入分析,试图回答:母职惩罚是否因女性所处的职业阶层而异?伴侣的职业资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冲这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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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怎么看:不只看工资,也看职业地位
中国约22% 的就业仍在农业,再加上大量自雇、非正规和家庭生产岗位,这些地方的工资要么没有被测量,要么定义得很弱,很难反映女性的真实劳动状况。这项研究因此换了一种测量指数:职业地位。它用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ISEI)衡量职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分数越高,通常意味着职业地位越高。
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22年的纵向数据,分析了6814名15—49岁的已婚女性,共计19,091个“人—年”观测。研究者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同一个女性在不同时间、成为母亲前后职业地位的变化,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职业群体,以及不同夫妻职业组合之间的差异。这种模型的思路是,每个人只和自己比:同一个女性,成为母亲之前和之后的职业地位,到底变了没有。
这意味着,研究关心的不只是“母亲和非母亲谁的职业地位更高”,而是:当一个女性的人生状态发生变化时,她的职业轨迹如何随之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因她原本所处的位置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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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发现:母职惩罚并不是平均地落在每个人身上
研究将女性生育前的职业地位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别。结果显示,生育与职业地位变化之间的关联,在不同组别中呈现出明显差异。
先看高职业地位女性,这一组的下降最明显:模型估计,成为母亲与职业地位指数下降约7.25分相关,且这一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其次是中等职业地位女性,模型估计值约为下降0.98分,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不能据此断言她们一定遭遇了职业地位惩罚。最后是低职业地位女性,模型估计值约为上升5.28分,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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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成为母亲对职业地位指数(ISEI)的边际效应,按生育前职业地位分组(图源:原论文)
这些结果看起来有些反直觉:为什么职业地位越高的女性,成为母亲后反而面临更明显的职业代价?而低职业地位女性的指标却有所上升?
作者提醒我们,不能把低职业地位女性的指数上升,直接理解为她们实现了实质性的职业跃升。处在职业阶层较低位置的女性,向下流动的空间可能有限;她们在一些低地位职业之间的变化,也可能反映在指数上,却不一定意味着工作条件、稳定性或生活质量真正改善。
换句话说,同样是成为母亲,不同女性面对的可能不是同一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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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职业地位女性更容易受到影响?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职业地位工作往往对持续投入有更高要求。
对于管理者、专业人士等群体,职业发展可能依赖连续的工作经历、较长的工作时间、随时响应工作需求,以及不断积累项目经验和晋升机会。与此同时,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也可能要求女性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参与教育。
当“理想员工”要求随时可用,而“理想母亲”又要求高度投入时,女性就可能陷入两套期待之间的拉扯。即使家庭能够购买托育服务,安排照护也未必意味着母亲完全摆脱了日常照护与情绪劳动。
研究还发现,母亲的职业地位变化与她们和孩子共同生活的安排有关。对低职业地位女性而言,生育后职业地位指数的正向变化,在与孩子分开居住的母亲中更明显;对高职业地位女性而言,与孩子分开居住的母亲反而呈现出更大的职业地位惩罚。
这提醒我们,不宜简单地把“是否与孩子同住”看成一种直接导致职业结果的原因。研究者指出,后续与孩子分开居住的高职业地位女性,本身可能就处于更脆弱的职业位置。这个分析只能提供线索,并不能证明分居安排本身造成了职业地位下降。
对一些低职业地位女性来说,离开孩子、由其他家庭成员照看,可能使她们能够继续外出工作;但维持就业的另一面,可能是亲子分离及其情感代价。职业指标上的改善,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整体变得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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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职业地位能帮上忙吗?能,但有限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夫妻双方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
研究发现,对高职业地位女性而言,丈夫的职业地位越高,母职惩罚通常越小:丈夫职业地位较高时,她们的职业地位惩罚约为5.34分;丈夫职业地位处于中等水平时,惩罚约为6.53分;而丈夫职业地位较低时,惩罚扩大到约11.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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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不同夫妻职业组合下,生育对女性职业地位指数的边际效应。W 表示妻子、H 表示丈夫(图源:原论文)
这说明,配偶的职业资源可能为女性提供一定缓冲。例如,家庭可能更有能力购买托育服务,或者伴侣更有条件支持相对平等的照护分工。
但这种缓冲并不能消除职业制度本身的约束。即使夫妻双方都处于较高职业地位,女性生育后仍然面临显著的职业地位惩罚。家庭资源可以帮助女性应对部分压力,却不一定能改变工作场所对持续投入和随时可用的要求。
研究还发现,妻子职业地位高、丈夫职业地位低的组合,出现了尤其明显的母职惩罚。这个结果并不完全符合“资源更多的一方就能拥有更多家庭议价权”的简单预期。
作者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夫妻的职业地位关系偏离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时,家庭内部反而可能通过强化传统分工来维持性别秩序,女性因此承担更多照护责任。不过,这属于理论解释之一;研究数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这一组合中的女性确实因为某种具体的家庭分工机制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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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想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
● “母职惩罚”不是一种单一经验
把所有母亲都看成一个群体,容易掩盖职业位置、工作制度和家庭资源带来的差异。高职业地位女性可能面临职业晋升与照护责任之间的冲突;低职业地位女性则可能更需要在维持收入、寻找工作与照顾孩子之间做出艰难平衡。
因此,讨论母职惩罚时,除了问“惩罚有多大”,也需要问:对谁而言?发生在什么样的职业环境里?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 家庭支持重要,但不能代替制度改变
配偶的职业资源能够缓冲部分职业代价,却无法完全抵消高要求工作环境带来的限制。若工作制度仍然默认理想员工可以长期、持续、无间断地投入工作,那么家庭内部即使做出调整,女性也可能仍然处于不利位置。
● 不要只用“有没有升职”判断女性的处境
低职业地位女性的职业地位指数有所上升,并不等于她们没有付出代价。继续就业可能伴随着与孩子分开生活、照护安排被迫改变等成本。评价职业结果时,需要同时看到工作、家庭和照护安排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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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边界:这些结果不能说明什么?
阅读研究时,也需要留意它的限制。
首先,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控制个体身上一些相对稳定的差异,但研究仍然难以完全区分生育时间与职业轨迹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职业地位指数只在女性当时有工作时才能观察到,因此无法完整衡量退出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全部影响。再次,研究对亲子共同居住时间的测量,并不能覆盖照护工作的所有方面。
此外,研究发现配偶职业地位与母职惩罚存在关联,但现有数据无法准确拆分其中究竟有多少来自经济资源、父亲实际参与照护,或其他家庭安排。因此,文中对这些机制的讨论应当被理解为有数据支持的解释线索,而不是已经被直接验证的因果结论。
最后,这项研究基于中国的社会与劳动市场背景。研究者也将结果与英国相关研究作了比较,指出不同国家的劳动制度、社会保障与职业结构,可能影响母职惩罚的具体表现。因此,不宜把这组结果直接推广为所有国家、所有女性都适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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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问题不只是女性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这项研究带来的重要提醒是:成为母亲之后,女性的职业轨迹并不会沿着同一条路径变化。职业位置、伴侣的职业资源、工作制度与照护安排共同塑造了不同女性面对的选择和代价。
如果只把问题理解为“女性应该怎样平衡工作与家庭”,我们可能会忽略更关键的一层:为什么工作制度和照护制度,会让某些女性更难兼顾两者?
对于高职业地位女性,研究者强调需要减少高地位工作的僵化,推动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并让育儿假等制度真正可用;对于低职业地位女性,则需要加强非正规和低收入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产假相关保障,并扩大城乡可负担的托育服务。
理解母职惩罚,不只是理解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变化,更是看见不同女性被放在怎样的制度条件之中。
原文信息
Zhong, Y., & Shen, Y. (2026). Rethinking the Motherhood Penalty: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Spousal Pairings, and Women's Occupational Trajectories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DOI:
https://doi.org/10.1111/jomf.70127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22年;作者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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