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 |《三国志》序言

魏文帝黄初元年（二二〇）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是中國歷史上的魏、蜀、吴三國鼎立的時代，系統記載這段歷史的，是西晋初年陳壽編寫的《魏書》《蜀書》《吴書》，合稱《三國志》。

一、陳壽與《三國志》

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屬四川省南充市）人，生於蜀後主建興十一年（二三三），卒於西晋惠帝元康七年（二九七），時年六十五歲。陳壽原是蜀國人，蜀國滅亡（二六三）時他三十一歲。《華陽國志·陳壽傳》云其『少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三傳，鋭精《史》《漢》』。譙周，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國（今屬四川省南充市）人，家學淵源，專精古文經學，誦讀典籍，研精六經，尤善書劄。陳壽在蜀國太學隨譙周研讀《尚書》《左傳》《春秋》和三傳，而對《史記》《漢書》用功尤多。《晋書·文立傳》又載蜀漢太學中『門人以（文）立爲顔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子游、子夏是孔門四科十哲中的文學科，精通《詩經》《尚書》《周易》等古代文獻，長於屬文。足見陳壽熟悉古代文獻和《史記》《漢書》等紀傳體史著，且敏鋭深刻，文采斐然。

陳壽成年後，曾擔任衛將軍姜維幕府主簿，後轉任東觀秘書郎，負責政府藏書和檔案管理，再轉任散騎長侍、黄門侍郎，進入尚書臺參與處理政務。後主景耀元年（二五八）宦官黄皓竊據權柄，陳壽不願與之同流而遭罷黜。不久陳壽父親去世，服喪期間陳壽生病，侍婢爲其調治藥丸并伺候服藥被人看見，時人以他違背禮制而不齒其爲人，直到西晋初年，陳壽賦閑在家。後巴東太守羅憲向晋武帝推薦陳壽，加上西晋大臣張華爲其辨誣，陳壽被舉爲孝廉。泰始五年（二六九）前後，陳壽來到洛陽任著作郎，兼巴西郡中正官。

當時流傳的《巴蜀耆舊傳》記載巴蜀地區耆舊先賢之言論、活動，陳壽以此爲基礎，撰寫了《益部耆舊傳》十卷，得到朝野好評。在此期間，陳壽收集整理成《蜀相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并於泰始十年二月上奏朝廷。咸寧四年（二七八），受杜預推薦，陳壽出任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之副，參與監察事務。陳壽上《官司論》七篇，《釋諱》《廣國論》等。

太康元年晋滅吴，陳壽四十八歲，開始了三國史的撰寫工作。陳壽寫三國史時，已經有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孫該、傅玄等人參與撰寫，王沈定稿的《魏書》四十四卷，《史通》認爲此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録』。韋曜寫《吴書》稿五十五卷，後因其被孫皓所殺，以致叙、贊部分没有寫成。除以上兩部官修史書外，還有魏人魚豢私撰《魏略》三十八卷，記載曹操至魏末事。陳壽還曾編《漢名臣奏事》三十卷，《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以上都是陳壽撰寫三國史的基礎。因蜀國未置史官，没有史書問世，陳壽需要自己收集史料，從頭開始。

陳壽收集史料，采擷傳聞，踏勘遺迹，考核文獻真僞，大約在太康十年完成了一部近三十七萬字的《三國志》，記載了東漢末年至西晋初年的歷史全貌。《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三國志》則是三書的總稱。

陳壽撰寫三國史并非受命，而是私撰。《三國志》流傳開後，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正在撰寫《魏書》，見陳壽所作，便銷毁了自己已經撰成部分，不再撰寫。張華讀過《三國志》後，深以爲善。陳壽之史學功底，也受到後世史家稱贊，《晋書·陳壽傳》説：『丘明既没，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陳壽謹守秉筆直書的史德，却因《三國志·魏書》對曾與荀勖交好的曹爽有所譏諷，被遷長廣太守，他不願屈服，遂辭官回家，專心完善、修改《三國志》，直到元康七年去世。陳壽去世後，尚書郎范頵等上表《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艶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朝廷遂派人於其家抄寫并收藏，《三國志》由此獲得了官修正史的歷史地位。

陳壽一生，經歷了兩次被誣、兩次被黜、母國被滅，才華横溢却又仕途坎坷，這些都沉入墨海之中，爲後世留下了一部史學名著，足以使其人不朽。

二、《三國志》的史學成就

《史記》是紀傳體通史，其叙事始終圍繞一個政權展開；《漢書》是紀傳體斷代史，以西漢政權爲中心展開叙述，對歷史發展叙述始終圍繞夏、商、周、秦、漢等政權展開。《三國志》一分爲三，形式上以魏爲中心，將曹操寫入《武帝紀》、劉備寫入《先主傳》、孫權寫入《吴主傳》。但劉、孫兩家形式上爲『傳』，實際上爲『紀』。《史通·列傳》説：『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此觀點爲歷代學者所認同。這種安排避免了王沈《魏書》、魚豢《魏略》等以魏爲正統，吴、蜀爲僭僞；韋昭《吴書》以孫吴爲正統，以魏、蜀爲附屬，導致叙事偏離歷史事實的弊端，又迎合了流行的『漢—魏—晋』的政權傳承順序，滿足了西晋政權合法性叙述的需要。這種將三個聯繫緊密的政權分别書寫，自成體系的叙事範式，是紀傳體斷代史的創新。清人錢大昕《潜研堂文集》説：『《三國志》創前人未有之例，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對《三國志》的史學體例給與極高評價。

《三國志》在維護大一統方面有着突出的貢獻。首先，它準確記載三國分立、各自爲治的客觀歷史，不以僭、僞論蜀、吴。《三國志·衛凱傳》説：『况今四海之内，分而爲三，群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捨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异也。』三國時人各自以自己的政權爲正統、以對方爲僭僞，是普遍存在的。將這一事實叙述清楚，正是信史的基本要求。《魏書》《蜀書》《吴書》所載實際是三個并列的政權。『漢獻帝退位—曹丕登基—陳留王禪位—晋武帝登基』，這一政權更迭順序是官方認可的，《魏書》設本紀，便於叙述，將蜀、吴政權的年號與曹魏的年號對應表述，都是爲了時間序列清晰可辨。

同時，在叙事中尊重三國各自的聲音。叙述同一事件，羅列雙方不同觀點，力求保留歷史真相，確保叙述的客觀、公正。二二八年諸葛亮兵出祁山，《蜀書·後主傳》云『攻祁山』，《魏書·明帝紀》曰亮『寇邊』；二三四年，孫權圍困合肥不克而退，《魏書·明帝紀》云『權遁走』，《吴書·吴主傳》曰『權退還』；二二二年，蜀、吴夷陵之戰，《吴書·吴主傳》云『劉備奔走』，《蜀書·先主傳》曰『先主自猇亭還秭歸』。若無陳壽『留真』的叙述，三國的歷史真相將被淹没在時間長河中。

雄筆寫英雄，是《三國志》的又一特點。《史記》《漢書》對開國君主的叙述，都延續了『君權神授』這一邏輯，比如《漢書·高帝紀》贊：『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劉邦建國，全因天命所歸。陳壽在西晋之初撰寫《三國志》時，還不能完全擺脱『君權神授』的影響，但是在各紀傳的評論中却完全表現出他的英雄史觀。《武帝紀》評價曹操説：『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曹操建國，依賴人力謀劃和方略的成功，這完全是講人的因素没有天意。又如《先主傳》中評價劉備：『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對蜀國的狹小，從劉備『機權幹略』找原因，而并非歸於天意。再如《吴主傳》中評價孫權：『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明確肯定了孫權能建國江南，確有英杰之才，之後孫吴的衰敗亦歸結爲孫權多疑，在處理繼承人問題上有所失誤，并非天意。曹操、劉備、孫權都是英雄、人杰，但也各有缺點和不足，導致各自成就的不同。

《三國志》叙述了從『三國鼎立』到『三家歸晋』近百年的歷史變遷，刻畫了一幅英雄群像，其叙述主綫是各種軍事政治集團的興起、發展、覆滅，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以領袖爲核心，凝聚人才，形成集團，以集團力量對抗并不斷擊敗其他集團，此即『人和』。人和爲取勝之本。書中記載了董卓凉州軍集團的崛起與覆滅，關東討董義兵的興起與星散，公孫瓚武裝的强盛與消亡，袁紹集團從擁四州之地到土崩瓦解，袁術集團從坐擁江淮到窮途末路，吕布從殺董卓名揚天下到身首分離，馬超從擁十萬之衆到奔逃蜀中寄人籬下，劉璋從益州之主到階下之囚，曹操從自募數千兵到一統北方，劉備從一敗再敗到跨有荆益，孫策、孫權兄弟從千餘兵馬到獨霸江東。在陳壽的筆下，董卓殘暴而缺少政治謀略，關東義軍首領專心於謀取私利而置討董大業於不顧，袁術於集團强盛之時行『稱天子』之逆行，吕布勇而寡謀且長於背叛，馬超勇而無謀且與盟友貌合神離，劉璋依托宗室之名但暗弱無能。這些覆滅集團的共同之處在於領袖不能爲成員提供明確的政治目標，即匡扶漢室；領袖不能從集團發展角度挖掘和使用人才，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在重大决策上不能集思廣益且及時决斷執行；不能巧用官爵禄位和制度統御集團成員。而曹操、劉備、孫吴集團成功避免了上述缺陷，最終脱穎而出，成爲最後的贏家，而天下也因爲他們的成功，實現了區域社會的穩定。可见『天時』『地利』是人謀運作的客觀條件，『人和』是集團的綜合謀劃能力。

正因爲《三國志》在史學體例、叙事、史觀方面都高出一籌，到南宋時期，史學界將《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合稱『前四史』。三國史成爲後世最受關注的歷史階段，三國文化成爲傳統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部分，是與《三國志》精湛的史學叙述有關的。《三國志》爲後世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原书影

三、裴松之注《三國志》

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宋書》有傳。博覽墳籍，學通《論語》《毛詩》。年二十出仕，先任東晋孝武帝的殿中將軍，後任散騎侍郎，再任吴興郡故鄣（今屬浙江省吴興縣）縣令，不久回到建康，出任尚書祠部郎。後宋文帝劉義隆博涉經史，注意總結歷史經驗，他曾命謝靈運著《晋史》，何承天著本朝史。元嘉五年（四二八）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國异同，以注陳壽國志』。裴松之廣泛收集史料，潜心注釋，於元嘉六年將《三國志注》呈送文帝，文帝評價『此爲不朽矣』。是年，裴松之五十八歲。裴松之『注』字數約有三十二萬餘字，略少於陳壽《三國志》正文。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説：『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脱漏。臣奉詔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宋文帝因爲《三國志》存在『脱漏』，影響到『博觀興廢』『貽悔來世』之功能的發揮而下詔命裴松之注釋。

彌補《三國志》『脱漏』之不足，是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

裴松之所引用注釋《三國志》的書籍，是當時存在的各種有關三國史記載的文獻，裴松之可以看到，宋文帝當然也能看到。宋文帝應該是依據這些記載三國史的文獻，對比之後纔得出陳壽《三國志》『失在於略，時有所脱漏』的結論。裴松之補充『脱漏』的具體做法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有所説明：『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録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説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備异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具體而言，一是帶叙注釋。即對正文中雖出現但没有立傳的人物，在注釋中排比史料，對該人事迹作詳盡叙述。如《魏書·明帝紀》中對秦朗之事，裴松之排比《魏氏春秋》《獻帝傳》《魏略》中有關秦朗的記載，形成了《秦朗傳》。再如《吴書·孫策傳》中曹操『表孫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吴侯』事的注釋，引用《江表傳》《山陽公載記》《吴録》中的文字，詳細叙述了此事的來龍去脉，同時集中叙述了陳瑀的事迹，補充了正文對事件和人物叙述的遺漏。二是類注注釋。《史記》《漢書》有類傳，即將若干事迹、品性一致的人放在一傳之内叙述。裴松之在注釋中也使用這一方法，如《吴書·孫策傳》中，引《吴録》《江表傳》對高岱、于吉事迹的叙述，這兩人因聚攏人心引發孫策不滿而被殺，裴松之將之放在一起注釋。三是引注注釋。即對正文中的人或事，補充相關細節。如《吴書·孫堅傳》『傳國璽』之事，裴松之徵引《江表傳》《吴書》《山陽公載記》《志林》等文獻，詳細叙述了孫堅發現傳國璽的前因後果。

裴松之注文遵循了陳壽《三國志》的體例。以人物稱謂爲例：《三國志·魏書》稱曹操爲『太祖』，建安元年（一九六）封武平侯後稱『公』，建安二十一年封魏王後稱『王』，曹丕稱帝（二二〇）後稱『帝』。裴松之在注釋過程中，亦遵循此例，對引用史料作稱謂上的修改。《曹瞞傳》爲吴人所作，當《武帝紀》中稱曹操爲『太祖』時，裴松之所引史料皆改稱『太祖』：『《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武帝紀》正文稱曹操爲『王』時，裴松之所引史料亦改稱『王』。『《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盧弼《三國志集解》説，《曹瞞傳》『語皆質直，不爲魏諱』。《三國志》所引《曹瞞傳》中曹操的稱謂，是裴松之作注時精心修改過的。《蜀書》《吴書》注釋中涉及曹操稱謂時，裴松之也作了修改，保證叙述體例與陳壽《三國志》保持一致。

裴松之注對荒誕、溢美、掩蓋真相的記載做出辨析和判斷，使之不再誤導讀者。他在《三國志注》中以『臣松之以爲』『臣松之案』『臣松之曰』等自注按語，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些按語有二百五十餘條；同時引用他人論斷者八十餘條，這三百三十餘條注釋性論斷，構成裴松之歷史評論的主要内容，辨析了各類文獻中對三國史記載的荒誕、非理、過分溢美、掩蓋真相等問題。

有些記載荒誕不合常理。《武帝紀》載曹軍征馬超。《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説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於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按《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關中平原的閏八月，天氣炎熱，何來大寒？一句質問，揭破《曹瞞傳》説法的荒誕。

有些記載屬於曲意維護。《魏書·后妃傳》載甄皇后因心生怨恨被魏文帝賜死，裴松之注釋引用王沈《魏書》記載甄皇后與文帝恩愛有加，甄皇后病死而非文帝賜死。并將兩種記載做了分析：『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内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虚文乃至於是，异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删落，良有以也。』文帝殺甄后，事有明審，王沈憑空捏造，假爲之辭，掩蓋真相，若不加以駁斥，會貽害無窮。

對溢美己方之記載的辨析。赤壁之戰，孫劉聯盟破曹。但誰先提出聯盟計劃并爲之奔走，孫吴認爲是魯肅；劉備一方表述爲諸葛亮，而真相衹有一個。裴松之《魯肅傳》自注曰：『臣松之案：劉備與權并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曰：「亮以連横之略説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判定此謀出於魯肅，諸葛亮也參與其中。裴松之對《三國志》中多處『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的叙述做了辨析，使讀者能够做出符合實際的判斷。

通過鋪排史料，引導讀者對歷史真相做出判斷。《武帝紀》：『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陳壽正文十分簡單，裴松之通過三段引文的排比，引導讀者判斷事件真相。裴注先引王沈《魏書》曰：『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依據王沈等所著《魏書》記載，曹操面對搶劫，手刃賊人，完全是自保行爲，即便殺的是故人之子，也毫無道德瑕疵。裴松之再引郭頒所著《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這段文字，因爲没有『共劫』情節，凸顯曹操多疑、警惕，是一個『殺人滅口』的形象。裴松之三引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引文使讀者産生『恩將仇報』這一道德體驗，『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將曹操的性格推向極致。裴松之并未作出判斷，衹排比了三段注文，讓讀者自己做出判斷。《三國演義》的作者相信了最後一個引文的叙述，使這一情節成爲刻畫曹操形象的經典橋段。

裴松之注《三國志》，重在補充史料，消除《三國志》叙事過於簡略的缺憾，至於字義詮釋、制度變遷、地理沿革這些常見的注釋史學，在裴注之中變得可有可無，以致裴松之注史與其他正史注大不相同。儘管如此，其注引書名仍多達二百四五十種。與三國史有關的引書，錢大昕《廿二史考异》判定有一百四十餘種，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判定有一百六十餘種。其餘書籍皆爲三國之前撰成的著作，用來詮釋音韵、地理、職官等，且所引文獻大部分已亡佚，全賴《三國志》的徵引，後世得以窺其一斑，《三國志注》在保存古代文獻上，亦有其貢獻。

四、《三國志》的流傳與版本

《三國志》和裴注成書之後，在千年的流傳過程中經歷了抄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等，形成了複雜的版本系統。例如抄本，除國家内府收藏的抄本外，民間也有抄本流傳，在新疆地區亦發現東晋時期的《吴志》殘卷，可見其流傳之廣。現存最早的刻本爲北宋咸平六年（一〇〇三）國子監刻本，存《吴志》二十卷。清人顧廣圻《百宋一廛賦》有『孤行《吴志》，數册仍六。舉承祚之一隅，反少期之全局』。黄丕烈爲注曰：『單行本《吴志》二十卷，每半葉十四行，每行廿五字，冠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於首，其下即接《吴書》一云云，乃當日專刻，即《汲古閣秘本目》所載宋版《吴志》六本者也。』

宋刻《三國志》流傳甚少，傅增湘曾感嘆：『各史中惟《三國志》未見宋刊完帙，生平所閲非殘即入南監補版者。』南宋刊刻的《三國志》，主要有『衢州本』和『建刻本』兩種版本，也成爲明清各種版本的基本來源。此兩者都源於北宋監本，『衢州本』爲官刻，『建刻本』爲坊刻。『衢州本』刊於南宋紹興，故又稱『紹興本』。《中華再造善本》《三國志》著録爲『宋衢州州學刻宋元明遞修本』，即宋刻，宋、元、明不斷修補形成的刊本。『建刻本』是《三國志》早期的私人刻本，也是現存宋刻《三國志》之一，爲福建建陽書坊所刻，書中宋諱至『惇』字，當是南宋中葉所刻。『建刻本』流傳極少，著録也不多見。本次仿真影印選用的底本，即南宋中期的『建刻本』。此本半葉十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四周雙邊。卷二、四十至四十一配清影宋抄本，楮墨精良，即便是抄配，字體亦工緻。就所知見，今存兩部殘本。一藏日本宫内廳書陵部，即日本宫内省圖書寮藏本；一爲楊氏海源閣舊藏，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九三一年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三國志》，書名頁出版牌記爲：『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藏宋紹熙刊本，原闕《魏志》三卷，以涵芬樓藏宋紹興刊本配補』，與此應爲一版。此書原藏楊氏海源閣，爲楊以增重金購得『四經四史』之一，鈐有『平陽汪氏藏書印』『四經四史之齋』『東郡楊氏海源閣珍藏』等印。此本『較他本尤多所是正，彌足珍貴』，以至於『楮墨之精古，猶餘事也』。

此後，元、明、清三代亦有《三國志》刻本問世，諸如元大德十年（一三〇六）池州路儒學刻本；明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南監本《三國志》；明萬曆二十八年以南監本爲底本、北京國子監刊刻，稱爲『北監本』，精校勝於南監本；明末清初，作爲汲古閣『十七史』之一，《三國志》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刊刻出版，流傳較廣；清代刊刻的版本更多，但以武英殿（『殿本』『殿版』『官本』）刊刻的《三國志》影響最大，該書以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爲底本，版心刻『乾隆四年校刊』六字。

《三國志》是三國文化之源，也是戰爭史、軍事地理研究者關注度很高的文獻。坊間流行的《三國志》雖多，但代表《三國志》歷史形態的版本却又很難看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精選海源閣舊藏南宋中期建陽刻本《三國志》予以影印出版，會爲讀者閲讀、瞭解三國史提供全新的體驗，有正本清源之效。

張 功

二〇二四年六月於江夏藏龍島

《三国志》（四函三十二册）

（晋）陈寿 撰 （南朝宋）裴松之 注

海德堡四色机高精全彩胶印

定价：22800元

ISBN：978-7-5013-8144-9

印数：200套，编号发行

特惠售价：6840元（3折）

限时发售：2026年10月30日——2026年11月30日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献出版中心

供稿 | 黄鑫 刘静怡 编辑 | 刘思宇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

点击"阅读原文"，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官方微店购买相关图书，或联系发行部：010-8800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