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的课表上多了一门课,听名字就让人坐立不安。1985年9月,人大历史系开出全国第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还是本系本科生的必修课。
授课的青年教师叫潘绥铭,那年三十五岁。课程刚开,就被第一届学生骂“脸皮厚”,校内校外褒贬不一。讲了一个月,学校就劝他别讲了。
一、羞:一个人和五千张卡片
潘绥铭起步时两手空空,没有前辈,没有经费,也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写第一本专著《神秘的圣火》时,用过没用过的资料卡片有5100多张,都是读研时一笔一笔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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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个搜索框就能弹出几百万条结果,可那时候每一条都得靠眼睛找、靠手抄。我一直觉得,开路的人跟后来的人比,拼的不是聪明,是能不能扛住寂寞,还有别人的白眼。
头一届学生骂他脸皮厚,他想的办法也很实在:第一堂课就把人类性行为的细节一口气全讲出来,叫“强制脱敏”。这个法子很能看出他这个人。
他的对手从来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字:羞。在他看来,羞耻让人闭嘴,闭了嘴就没法认识自己。他前半辈子都在跟这个字较劲。
二、泪:红灯区里最危险的是什么
真正让潘绥铭跟别的书斋学者分开的,是他敢往外走。据他自己在采访里讲,1998年到2010年,他和团队定性研究过23个红灯区,访谈了1132位“小姐”,还有239位“妈咪”或老板、212位嫖客。
在外人眼里,那是离“爱”最远的地方,一切明码标价,钱货两清。可他讲课时总爱问学生一个问题:去那里做调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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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答被敲诈、被骗、被拉下水。只有一个男生答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
因为她们几乎没被男性平等对待过,你只要平等地坐下来聊聊天,她就会掉眼泪。这个细节我读了很多遍,越读越觉得心里堵。
在一个性最容易买到的地方,人最缺的反倒是被当成人看。身体能出租,尊重租不来;交易可以谈价钱,有人认真看你一眼却是无价的。
所谓“爱饥渴”,最早、最赤裸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不缺肉体接触,缺的是一个跟你平视的人。潘绥铭自己也承认,这个道理他是慢慢才想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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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共写了六本关于小姐的书,“把小姐当人看”这层认识,到第三或第四本时才悟出来。一个研究者能坦白自己开窍晚,这份诚实本身就很难得。
三、冷:一条往下走的曲线
他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人的私生活做了一套能前后对照的“体检”。2000年到2015年,他的团队做了四次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地点、问卷基本一致,有历史可比性。
四份体检单摆在一起,能看出两个方向。一头在变暖。50到61岁的男女里,每月不到一次的“乏性”者,从66%降到了47%。
上了年纪的人反倒放开了。另一头在变冷。
27到35岁人群里的“无性者”,2000年男性只有2.4%、女性0.7%,15年里男性涨了近5倍,女性涨了将近14倍。所谓“性萧条”,萧条就萧条在这里。
数据是拿来照镜子的,不是拿来吓唬人的。这一点放到今天照样管用。
四、累:接力者交出的2025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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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2014年退休以后,接棒的是北京大学的於嘉等人。2025年,北大和复旦联合做了第二次“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第一次是在2020年。
新报告把曲线又往下拉了一截。有伴侣的25岁及以下年轻人里,男性约13%、女性约17%没有性生活,比“80后”“90初”还高。
中年人也没好到哪去:有固定伴侣、45岁以上的女性,大约一半每月不到一次甚至全年没有;36到45岁这一档约有五分之一处在无性婚姻里,比2020年还要高。最出人意料的是另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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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到25岁的年轻人里,有过约炮经历的男性从20%降到了8%。这个数字把一个流行的说法给推翻了。
很多人以为年轻人“有性无爱”,满世界都是快餐关系。事实正好相反:快餐也懒得吃了。缩回去的不光是爱,连跟人打交道的那份兴致都在缩。
为什么会这样?於嘉的判断很到位:年轻人的性萧条更像一种“注意力的重新分配”,短视频、游戏占去了不少时间;而中年人的亲密生活则更像一种“被动剥夺”,本该属于自己的生活被工作、孩子、教育占去了大半。
我还想再往前说一步。亲密关系本来就是件费劲的事:得花时间,得把软肋露给别人,还得担心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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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里每样东西都在讲效率的时候,最没效率的东西最先被砍掉。手机里的刺激随手就有,用不着对谁负责;一个活生生的人却需要你去回应、去包容、去扛事。
这不是道德败坏,而是现实压力下的选择。可人心偏偏不能只按效率核算,账算得越精,关系越容易变冷。
五、暖:结婚证多了,亲密就回来了吗
当然,也有暖的消息。民政部9月30日公布,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5万对,比上年增长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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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结婚登记在2023年短暂回升、2024年再次下滑后,又一次明显回升。背后有制度的推力: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户籍地限制,结婚登记全国通办。
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我想泼一点冷静的水:结婚证是一次手续,亲密是每天的功课。
前面那份报告说得很清楚,“无性”大量出现在有伴侣、有婚姻的人身上。领证解决的是“有没有人”,解决不了“有没有爱”。
真正的难处在领证之后的几千个日夜里,在下班回家还愿不愿意多问对方一句“今天累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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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痕:一位老人的谢幕
学者也有自己的命运。2014年潘绥铭正式退休,差不多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2019年他写下学术自传《风痕》,2023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客观地说,他不是完人。
他也有无法绕开的污点。2012年,审计署发现5所大学7名教授涉及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的问题,其中包括潘绥铭承担的一项有关子课题,他也因此受到行政处分。开创之功和这处污点都应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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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他是个爱摄影的退休老人,因为一年里跑了北京112家公园拍鸟,拿过观鸟比赛的“最勤奋奖”。说起岁月,他说从70岁以后,已经不在乎今年是哪一年,只算自己今年几岁了。
如今他已年过七旬。新浪博客上的《影+诗》自选集已经编排到2000多号,像是给自己留了一份继续往前看的日历。
那个当年被骂“脸皮厚”的年轻人,老了以后给自己留了一份往后看的目录。
尾声:羞耻退场之后
把潘绥铭这一生连起来看,像一场没料到结局的接力。前半段他在破“羞”,让中国人敢正视自己的身体;后半段,羞真的退了,他和接班的人却撞上了“冷”和“累”。
我从这里看到的教训是:性的自由,社会能一点点争取来;爱的能力,别人送不了,只能自己一点点养。它不在网上的金句里,不在什么课程里,也不靠一纸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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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在红灯区那个女孩掉下的眼泪里,在你肯把手机扣在桌上、平视另一个人的那几分钟里。羞耻退场以后,留下的考题更难:我们还会不会好好地看一个人。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没人陪你睡,是半夜醒来,想不起一个能说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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