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是新中国军事家之一，为何长征站错了队？主要是感觉委屈

在新中国的36位军事家当中，罗炳辉情况非常特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最晚（1929年），是带着部队起义的。

但是上升速度又极快，仅用一年就从团长做到了军长、再用两年升到了军团长，成为中央红军的核心将领。

这一晚一快，是军事家里绝无仅有的存在。 并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草地分兵后站错了队、高呼过错误口号，却还能在抗战时期重新回到军队一线，这也是当初四位走错路的干部里的独一份。

话说回来，罗炳辉在中央红军备受信任，都已经到了军团级别，为何在关键时刻又站到了老张一边呢？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看看罗炳辉在长征中的一系列遭遇就能找到答案，那真是高光与委屈并存。

彼时罗炳辉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主要执行牵制、殿后任务，一路上伤亡很大。在减员严重的背景下，罗炳辉依然率部打出诸多耀眼战绩，尤其是四渡赤水里的最后一渡，红九军团几乎是配角打成了主角。

三渡赤水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主力继续南渡乌江，往云南方向而去，这是“四渡赤水”非常精彩的一部分，也是极为冒险的举动。

当时红军四周都是敌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一支部队伪装成主力，做出北渡长江之势，把国民党军调过去。中央思前想后，决定将重任交给红九军团。

1935年3月27日，红九军团收到中央电报：“我野战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红九军团需要脱离大部队自谋生路。

罗炳辉和军团政委何长工接到命令后没有怨言，大张旗鼓在乌江以北活动，就地修筑了许多工事，且故意让部队到处刷“突破乌江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标语，做出一副准备向北突破的姿态。

种种迹象，成功迷惑到了蒋介石，周边的国民党军很快被抽调朝着红九军团进攻。罗炳辉为完成掩护任务，给部队下令边打边撤，撤退还不能太快，必须要给国民党军一个“能追得上”的感觉。

红九军团出色的表现，给中央争取到了生路，主力部队于3月29日至4月1日顺利南渡乌江，一举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也正因为如此，红九军团被敌人咬得很死。

按照原定计划，红九军团完成任务后要迅速赶到乌江边上的沙土，然后渡江随主力前进，江边有同志接应掩护。可敌人跟得太紧，罗炳辉担心直插预定位置会暴露主力所在，所以他率部绕了很大圈子，耽误了不少时间。

等他们4月2日下午赶到沙土，已经超时6个钟头。而本该负责接应的干部团陈赓见红九军团迟迟不来，已将浮桥拆掉了。罗炳辉他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看到的却是光光的江面，那一刻心情可想而知。

自己搭桥需要点时间，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又在身后穷追不舍，罗炳辉只好下令撤离江岸，迅速向东北方向转移。十余公里后，又转道西北，待机而动。

他们成了一支彻彻底底的孤军，几乎陷入了绝境。好在罗炳辉临危不乱，到达打鼓新场后选择有利地形伏击追兵，成功击溃尾随的黔军7个团，俘敌18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

后来的中原突围之所以溃败，就是因为只会撤退，士气越来越低、队伍越来越不敢打。而罗炳辉这位名将很清楚越是困难就越要冒险的道理，虽然整体人数相差悬殊，但可以利用敌人脱节的机会，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打一个出其不意。这样敌人吃过亏后才会谨慎，我方才有喘息之机。

事实也正是如此，凭借打鼓新场的胜利，敌人有意识地收缩了阵营，红九军团则上下受到鼓舞，没有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

趁着安全的空隙，红九军团与中央恢复联络，上级传来新指示，要求罗炳辉率部向毕节、大定进军，但“走两三天择一地形复杂之处盘旋一天，以便迷惑敌人，利我前进”。也就是说，红九军团仍是单独行动做疑兵。

罗炳辉按照要求，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历时半个多月渡过北盘江，进入了云南东部，成功吸引到国民党的大将部队。蒋介石被这股红军搞得焦头烂额，织了一张包围网，准备将红九军团歼灭于滇东地区。

中央察觉到敌人的动向，又给红九军团下令往宣威、威宁地区进发。4月29日，红九军团攻占宣威，还在城内扩红400多人。

周围的国民党部队见红军都敢夺城了，认定这就是主力，便急忙向宣威围了过来。这一行动又给了红军主力机会，中央机关等顺利渡过金沙江。

随后中央准备集结主力进攻会理城，为保障无后顾之忧，又给红九军团下令：“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掩护主力行动”。但由于会理久攻不克，国民党援军又在赶来，红九军团的任务就变为坚决阻敌于金沙江东岸。

罗炳辉指挥部队歼灭滇军三个营，成功掩护主力北上。到5月21日时，红九军团才成功在礼州与主力会师。

历时近两个月，红九军团不断机动，每次都顺利完成中央的任务，并且一路上但凡有机会都会打击敌人、扩大红军，他们在礼州时的部队人数，竟比当初分别时还要多，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奇迹。

长征前后，上级为了大的战略目标，曾给红七军团、红三十四师、红九军团这三支队伍下发过近乎“壮士扼腕”式的掩护任务，其余两支都被打散了，唯有红九军团越打越强，这就是罗炳辉军事水平的最好体现。

可惜的是，这么强的罗炳辉，却在草地分兵时做出了错误。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为了团结同志，红一方面军下的军团通通改编为军，红1军团改为红1军，红3军团改为红3军，红5军团改为红5军，红9军团改为红32军。罗炳辉跟何长工依然是32军的军长、政委。

此时的红一方面军无论人数士气、武器装备还是粮食物资等方面都要弱于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就生了野心，妄图凭借武力掌控中央。

不过政治局还是以一方面军的人居多，老张没办法通过高层路线获取想要的结果，于是他便假装同意北上，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中央也没想到他所图那么大，便决定将两大主力混编成左路军右路军，本意是为了约束张国焘，但两路军里，红四方面军的力量都占据优势，这反倒让张国焘有了下手的机会。

后来张国焘迟迟不愿意北上，甚至发去了一封语气严厉的草地密电，让中央被迫连夜北上。随即张国焘强行带领部队南下，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宣布“另立”。

当然，老张也知道有些事情光靠自己亲信来讲是没有说服力的，便拉拢了几名一方面军的干部来“控诉”中央，以此来表示南下是“正确的”。

徐帅在回忆录里有记述：“当时气氛很沉闷，谁也不想出头。于是张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几位干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说出“闻所未闻”话语的四方面军干部有四个人：原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原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他们不仅进行一番添油加醋的宣传，还喊出了打倒XXX的口号，影响非常恶劣。

罗炳辉当时还做了一件事，让开国上将彭绍辉记了一辈子，即彭绍辉知道老张的错误想法后，写了封信想交给朱老总，希望朱老总带着一方面军的人北上寻找中央。

只不过此时一方面军的干部都受到监视，彭绍辉没机会见到朱老总，他想到罗炳辉职务比较高，应该能帮上忙，就把信给了罗，希望罗转交。

结果罗炳辉交是交了，但交给的是老张，这让彭绍辉被人用手枪顶着，差点遇害。多亏了朱老总及时劝住，才保留住一位开国上将。不过彭绍辉认为罗炳辉做得不地道，一直耿耿于怀。

最后，历史证明了谁才是正确，南下部队在百丈关伤亡惨重，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选择北上寻找中央，这才有了三大主力会师。

而在之后，卓木碉会议上支持老张的人都进行了调动。何长工、李卓然、邵式平离开军队，罗炳辉也是先学习了一段时间。抗战初期那么缺干部，罗炳辉这位著名战将的工作安排却是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做统战工作，你要说完全没影响，你信吗。

不过呢，罗炳辉跟何、李等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就是纯粹的军事干部，没有那么多路线啊思想啊之类的因素。这对于中央来说，又属于可控的。

且罗炳辉在一线部队去的确能发挥作用，一来他很能打，二来他跟滇籍的国民党高官关系都不错，组织都是通过他跟60军军长卢汉、副军长兼184师师长张冲、184师政治部主任张致中等人搭上线的。

所以在1938年，中央让他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做陈毅的副手。此后几年他也多次率部重创日军，立下功劳。

只可惜罗炳辉身体不好，1946年6月指挥部队获取解放枣庄的胜利不久，就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年仅49岁。他军事能力得到一致认可，加上有统战的因素在内，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评为了军事家。

不过话说回来，罗炳辉明明深受中央信任，为何要走出那样错误的一步呢？为何不像另一位军事干部董振堂那样坚决支持中央？

这些问题罗炳辉本人没有回答过，但仔细想来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就是委屈，在长征中他们多次率部执行向死而生的任务，虽然光荣，可难免会有想法。

即便心里明白总有人要牺牲，可每次被牺牲的都是同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会不会有些怨言？结合草地分兵后的表现来看，罗炳辉必然是有的。

他们委屈的点还有一个，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说道：“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一致表示愤慨”。就是原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的一些干部，觉得中央北上只带了一、三军团，没带也没通知自己，心里感觉不受重视、被抛弃了。

除了委屈外，还有承受了巨大压力，眼光又有局限性。张国焘心狠手辣，不配合的人要面临的情况非常危险。

而且当初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有八万余人，一方面军非常虚弱只有万余人。如果不从后世看，仅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大概率会认为实力强的更有希望，所以才稀里糊涂就那样做了。

只能说大浪淘沙方得真金，原本几位备受重用的干部，后来都没能延续以往的耀眼，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