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两次选入政治局，一次比一次高，却想让两位上级跟中央反映一下

1969年，李德生在一份候选名单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接着去找了两位老上级。他想请人替自己向中央说句话：这个位置太高，自己的水平和经历恐怕接不住。

让他不安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提名。当时他还是第十二军军长，虽已主持安徽的工作，放到全国军队高级干部中，前面仍有许多资历更深、职务更高的人。

事情落到自己头上，他首先想到的，是请中央另作考虑。结果，这次没有推掉。四年后的1973年，他又进入新一届政治局，而且成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从候补委员到常委、副主席，两次跃升之间只隔了四年。这段经历里最让人想问的，恰恰是他最初为何往后退，又为何还是被一步步推到了前面。

先说他找的那两个人。一位是陈锡联，一位是许世友。陈锡联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老上级；许世友当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第十二军就在南京军区的建制内。

陈锡联是李德生战争年代的老领导，许世友则是他所在军区的司令员。一个有早年的上下级情谊，一个有现实的军队隶属关系，两人当时又都处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之列，李德生才会想到向他们表达自己的顾虑。

原秘书祝庭勋在《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记下了这段往事。九届一中全会还没召开，李德生分别向两人说了自己的顾虑，希望他们把水平有限、难以胜任的意思转达上去。

名单还在候选阶段，他想趁这时请中央重新考虑自己的人选。两人的回答都没有给他留下退路。

陈锡联认为这是中央慎重研究过的安排，自己不便代他提出更换；许世友也没有答应替他提出反对意见。他求了两位熟悉自己的上级，两位都劝他接受。

后来，1969年4月的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李德生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理解中央为什么看中了他，得往安徽回头看。李德生原来的本行，是带部队打仗。他长期在作战部队任职，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第十二军军长。

到了1968年，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出任主任。同年10月，他列席八届十二中全会。此前中央已经通过安徽的工作报告了解他，这次又有了当面的接触。

一个原本主要在部队工作的军长，就这样进入了更高层的视野。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后，1969年他又被调到中央工作。对李德生来说，变化不只是开会时坐到了哪里。

过去熟悉的是一个军的官兵、训练和作战，如今需要面对全国性的事务，也开始进入更复杂的军队高层工作。1970年，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个岗位涉及全军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面对的范围远远超过一个野战军。

原秘书后来谈到他，记得更多的是低调办事、逐项处理工作。1971年，李德生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总政治部和北京军区两副担子都落在身上，说明他承担的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安徽那一阶段。

此时再看他第一次被提名时的犹豫，就更能感到这种变化的速度：才过了两年，接手的事情又扩大了许多。

第二次跃升发生在1973年8月。十大召开后，8月30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李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1969年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到这里已经进入最高层领导班子，职务上的变化非常清楚。升到副主席后，他也没有一直留在原来的工作位置。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同陈锡联交换职务，由北京军区赴沈阳军区。几年前他找陈锡联商量自己的提名，几年后两人又在这次调动中交换岗位，两段经历在这里交到了一起。

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但保留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此后，他继续在沈阳军区任职，1977年和1982年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他漫长的任职经历中，1969年和1973年这两次跃升，始终是格外醒目的一段。看这类升迁，旁人容易先注意到名次和头衔，当事人要面对的却是新岗位上每天送来的事情。

过去熟悉的办法，到了更大的范围里还管不管用；自己知道哪些，又有哪些得从头熟悉，这些都得一点点过。李德生把顾虑向老上级说出来，是这段往事里很有人情味的一笔。

职位越往上走，人越需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难处，也需要有人肯听这番实话。接受任用以后，怎样把新接的工作做起来，终究还得靠本人在日常事务里一件件应对，头衔替代不了这份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