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至暗时刻，却是杜甫走向伟大历程的时刻

就个体生命史而言，爆发于公元755年深冬的安史之乱宣告了杜甫后半生的开启。此后十五年的杜甫，才是那个千百年来真正为人们所熟识的“诗圣”。经历山河破碎之后，杜甫的诗歌艺术也真正走向了顶峰。安史之乱粉碎了他的盛世情结，南方藩镇岁月则颠覆了他心中的政治秩序，是为杜甫后半生的“战乱”生命史。

《杜甫的历史图景：战乱》聚焦杜甫的后半生（四十四岁至五十九岁），从安史乱起、不幸陷贼，到投奔朝廷、回到长安，再到寓居成都，漂泊湖湘，跟随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由诗入史，以历史学的研究方式，细密考证、还原一个大唐的普通官员身处的世界，回到历史现场，褪去“证圣”的滤镜，以平视的眼光，重新勾勒杜甫的生命历程。

《杜甫的历史图景：战乱》，王炳文 著，岳麓书社出版

>>内文选读：

成都草堂

乾元三年（760）正月初三的黄昏，当最后一抹夕阳洒下，杜甫一家终于看到了成都府高大的外郭墙，始于同谷县的三十三天跋涉宣告结束。这座南国的都市与他青年时代到过的江东并不一样，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街边楼台栉立，酒肆客邸随处可见，笙箫弹唱不绝于耳。唐代之名都大邑，首推扬州与益州，人称“扬益”。但对于排在前面的扬州，蜀人颇不以为然。晚唐文士卢求为《成都记》所撰之序有言：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在蜀人看来，扬州居前实乃声势使然，论起实质，成都当居首位。还有六七天就到立春，冬末的成都不算太冷。杜甫掸落外套上的征尘，赋诗道：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成都府》

夕阳很快沉了下去，夜幕降临。初三的新月如同蛾眉，低挂在西边的天空，仿佛要与众星争辉。这弯初月不久便会落下，杜甫一家也将卸下一身疲惫，在成都静谧的冬夜里沉沉睡去。

杜甫最初安身的地方，是西郊浣花溪边的草堂寺，寺中辟出几间空房供他居住。这座寺院在当地相当有名，位于成都府以西七里地，距浣花亭三里路。草堂寺里张列着历任益州长史的画像，与真人非常接近，“代称绝笔”。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差人送来钱粮，寺院周边的农户则不时接济一些菜蔬。正月里节令尤其多，在寺院里，可每日讲经听法，颇为安逸。不过杜甫没法闲下来，将息一二日后，他便着手觅地置宅的大事。杜甫相中的宅基地就在草堂寺旁不远。他给蜀县县令萧实写信，求觅一百株桃树秧，“春前为送浣花村”（《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春前”指立春之前，本年立春在正月十日，这批树苗要得很急。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又陆续向县令韦续要绵竹，向县尉何邕要桤树苗，向邛州大邑县的县尉韦班要松树苗和瓷碗。杜甫的表弟王十五时任成都府司马，是四品的高官。杜家与王家有久远的姻亲渊源，杜甫的曾姑嫁给了唐初宰相王珪，他与王家的重表侄王砅一直有往来。这里的王十五表弟，很可能正是这一支亲戚。营造新居之初，王司马还带着钱过了野桥，来看望杜甫。草堂，就这样如火如荼地营造起来了。

千百年来，人们似乎从未想过，杜甫建自家新宅，凭什么向好几个县令和县尉张口要物资，而且要得理直气壮，急如律令。一百株桃树苗、整片栽种的修竹、成套的上好瓷器，哪一种都价值不菲。更有甚者，连成都府的王司马也主动带着钱送上门来。事实上，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它是杜甫能够下定决心定居成都的关键因素。当时的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裴冕，与杜甫的好友高适是哥舒翰河西幕府中的同僚，裴冕当初任行军司马，高适是掌书记。叛乱爆发后，高适先行入关赴难，裴冕于次年六月奉诏入援。裴冕先遇肃宗，高适随后自成都北上，二人在彭原朝廷再度相见。后来裴冕一直在朝廷，高适则节制淮南又分司东都。相州溃败后，高适因弃东都而逃，被外放为彭州刺史，随后的六月，裴冕被任命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而在裴冕到任前一二十天，李岘也从相位上离开，来到蜀州担任刺史。李岘在凤翔朝廷时担任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杜甫投奔肃宗时可能起过作用，后来又主导了六等定罪，从轻发落贰臣群体，因此，杜甫对李岘心存好感。彭州和蜀州分别紧邻成都的西北和西南，也就是说，剑南道的最高长官和紧邻两州的刺史，对携家而来的杜甫都颇为关照。

杜甫备受照拂的内中曲妙还不止于此。看上去，成都府上下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即杜甫是一个潜在的贵人。这种想法应当和高适的仕宦前景有关。裴冕担任剑南节度使，是朝廷的权宜之计，因为裴冕此前已经任过宰相，后来又在右仆射的高位上停留多时。他入蜀节制剑南，与几年后的杜鸿渐情况相似，是朝廷派前宰相或现任宰相入蜀整顿政局。也正因此，裴冕在成都不会久留。去年秋天在秦州时，杜甫同时写信联络六位故人，分别是司议郎薛据、监察御史毕曜、彭州刺史高适、虢州长史岑参、岳州司马贾至、巴州刺史严武。其中，薛据、毕曜在京师任职，贾至远在岳州，岑参在虢州任上，都只能算是修旧日之好。写给高适和严武的信则不同。两人都高居刺史之位，掌一州之政。杜甫写信给二人，有着很强的目的性。杜甫初到成都就有寺院入住，对于暂无职任的他来说，是非常优厚的待遇，说明在他抵达成都之前，就已经有人向寺院打过招呼。而他入住伊始，高适的钱粮就非常及时地送到。种种迹象表明，高适对于杜甫的入蜀，起到了关键作用。

草堂于三月建成。由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巨大影响，杜甫草堂在世人心中一直是简陋贫寒的模样。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草堂本是佛家用语，代指寺庙。梁简文帝在《草堂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汝南人周颙曾在蜀地生活，后来“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在著名的《北山移文》中，孔稚珪引用了草堂寺的典故，遂使草堂逐渐成为佛寺的一种代称。王维“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其实就是京师外的一处别业，但被他称为“草堂精舍”；颜真卿将湖州妙喜寺的前堂称为“草堂”；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早年间“始以处士诣草堂禅师无相修桑门之法”，皆是其例。唐朝立国之初，名士傅奕曾向高祖上《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事十一条》，提出“寺作草堂土舍”的建议，较好地解释了草堂其实就是土坯建筑。

草堂是相对于祖宅而言的，是在故乡本贯之外所筑的房子。杜甫在成都的身份终归是客户。但对于他这样出身大族的官员来说，是不愿被荫庇于富户之下的。因此，很多士人在他乡置地建房时，往往都会选择较为偏远的城郊，既避免了与土著居民的田土冲突，也符合士大夫的隐逸追求。实际生活中，草堂也往往被称为茅屋，这样的称呼非但谈不上自谦，甚至还有些许标榜。比如杜甫的诗《题郪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就将郭县令的房产称为“茅屋”。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曾自述其茅屋生活：

都卢弃家，独坐河渚，结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黍秫而已。春秋岁时，以酒相续，兼多养凫雁，广牧鸡豚，黄精白术，枸杞薯蓣，朝夕采掇，以供服饵。床头素书数帙，庄老及易而已。

唐后期的李翱讲述了一个叫“王野人”的隐士王体静，他“始游浮山观，原未有室居”，后来“积十年，乃构草堂，植茶成园，犁田三十亩以供食，不畜妻子”，自己缫丝与周边百姓交易。戏剧性的是，他筑草堂的地方以前无人居住，因为他的开发，到他死时居然发展成一座三百户的聚落。王野人的传奇经历说明，草堂大都建在欠开发的荒地。

与城中或乡里的老宅相比，草堂或茅屋显而易见的外在特点，便是它在建筑上的开放性和随意性。茅屋的修建一般无须在土工地基上耗费太多精力，房屋主要以椽柱搭建而成，木料不做抛光油漆。名士张志和生前在会稽县东郭外建有草堂，后来颜真卿为他作墓志时说草堂“椽柱皮节皆存，而无斤斧之迹”。草堂的外墙也普遍较简单，或为不加粉饰的土坯墙，或为竹木插就的篱笆墙。比如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的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这样的居落，自然是没有院额题匾的，寻访起来多有不易，符合了士人既想归隐又希望被人记起的心理。晚唐曾有人探访高僧茅屋，问：“师之所住，院额何无？”僧人答曰：“茅屋草庵，逐时难拟。”与城中规制宏大的甲第或乡里同居共活的祖宅相比，草堂周边的人居密度要低很多，置地成本随之下降，这就使得草堂的占地面积可以更大。比如白居易的草堂“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而身处相对空旷的山间林下，房主人有充分的自由去建设园林景观。白居易的草堂“前有乔松十余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

所有这些特点，都在杜甫的成都草堂体现得淋漓尽致。成都府治就在成都县，县城南边八里坐落着万里桥，横跨于大江之上，唐人称为“沧海朝宗，岷山发迹”，“东土为扬，西邦曰益”。出了成都府往西三里有浣花亭，是具备驿站功能的交通标志。再往西四里地，便到了草堂寺。草堂寺旁边不远是杜甫的草堂，位于万里桥西，南临浣花溪。浣花溪向东流入大江水，再随江水奔流向海。草堂北边也有溪水环绕，所以杜甫说“舍南舍北皆春水”（《客至》）。草堂北边住着一位前县令，不时携酒拜访杜甫。南边的邻居姓朱，头上常戴的乌角巾告诉杜甫，朱先生是一位志在闲逸的士人。从这两家邻居来看，杜甫草堂的选址颇有些“物以类聚”的意思。再往南是一个村子，杜甫称之为“南村”，那么由此看来，杜甫所在的很可能是“北村”，或者南村北边的欠开发地带。

草堂建成后，杜甫赋诗道：“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清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堂成》）他将大门称为“蓬门”，通往堂屋的庭前小路称为“花径”。草堂的墙不高，他自称为“野老墙低还是家”（《绝句漫兴九首·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