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北京,熊复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摞普通稿件,而是一场正在改变思想氛围的重大讨论。
几天前,《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很快引起广泛反响。争论表面上围绕一句理论命题,实质上却牵动着人们如何认识历史经验、如何推动各项工作的根本问题。
当时的《红旗》,已经不再是十年前那个能够一锤定音的舆论阵地。陈伯达被审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离开工作岗位,杂志社长期受到冲击,内部秩序和社会影响力都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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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复接手的,是一份有过巨大声望、却正处在低谷中的刊物。对他而言,这既是一次任命,也是一次考验。倘若能够借助这场讨论重新发声,《红旗》或许有机会恢复理论刊物的地位。
遗憾的是,熊复没有这样选择。
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认为不能过分强调所谓创新,而应当维护既有的思想旗帜。在他看来,“两个凡是”体现的是对既定思想的坚持,不能轻易动摇。
这并非出于个人私心。熊复有自己的判断,也有维护政治原则的考虑。问题在于,他把坚持思想旗帜同拘守现成结论混为一谈,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成熟的理论,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在实践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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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劝《红旗》尽快表态,编辑部也准备过文章。一次座谈会上,面对杂志社内部的焦虑,熊复说:“不发表文章,不等于没有态度。”这句话反映出他的真实想法:先观察形势,等讨论有了结果再作决定。
这种谨慎,在一般情况下未必没有道理。但1978年的思想讨论,恰恰不是一场可以置身事外的普通争论。它关系到人们能否突破长期形成的僵化认识,也关系到今后工作究竟以什么作为判断依据。
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在这场讨论中连续刊发相关文章,声音越来越明确。《红旗》却保持沉默。几个月过去,读者等来的不是鲜明观点,而是一种刻意拉开的距离。社会舆论很快形成反差,有人形容为《人民日报》声势上升,《红旗》却沉到地面。
沉默本身也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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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份理论刊物来说,不说话并不意味着没有立场。特别是在思想方向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旗帜性的刊物如果只等待结论,实际上就失去了提出问题、推动讨论的主动权。
熊复后来谈到,自己在特殊年代受到的影响很深。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长期离开正常工作岗位,经历下放和干校生活。1975年恢复工作后,主要从事文字编辑,习惯于按照既定要求完成任务,很少直接面对复杂的社会实践。
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谨慎,也限制了他的判断方式。他擅长文字,熟悉编辑事务,却未必已经完成从执行者到主编的转变。普通编辑重在准确表达,理论刊物的负责人却要判断问题的方向,承担率先发声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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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过去之所以有影响,不只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更因为它常常能够把分散的思想问题集中起来,给出具有方向性的解释。这样的刊物,不能只等别人把路走通之后再跟上。
到了1978年11月,讨论的大势已相当清楚,《红旗》才开始发表相关文章。此时再介入,虽然算不上完全缺席,却已经错过了最能体现自身作用的阶段。对于一份曾经处在理论中心的刊物来说,迟到的声音很难重新取得原有分量。
这次选择并没有立刻让《红旗》消失。此后多年,它仍在出版,也仍然拥有一定影响。熊复直到1988年5月才离开总编辑岗位,随后《红旗》停刊,同年创办的《求是》接替了部分理论刊物功能。
但历史给出的判断已经很清楚:在关键转折处,刊物的命运往往不只取决于文章质量,还取决于能否识别时代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熊复没有抓住那次机会,《红旗》也因此失去了重新确立位置的一次重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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