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律里的绞刑到了判词里变成了一百杖——杖政史谈之五十九

作者：蒋丰

宋代对于拐卖人口，法律上的态度其实相当严厉。翻开《宋刑统》卷二十《贼盗律》，里面有一句很重的话：“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所谓“略”，就是违背本人意愿而强行掠取。十岁以下的儿童，即使本人表示同意，也按照“略”来处理。至于略卖之后的去向，法律还分得很细：卖人为奴婢者绞，卖为部曲者流三千里，卖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如果属于“和诱”，则各减一等。南宋淳熙年间陈傅良所录当时行用法令，仍然保留着这一套规定。

也就是说，在宋代国家刑典的纸面上，严重的人口拐卖完全可以通向死刑。

可是，一旦从律典走进南宋地方官的实际判词，我们看到的景象就复杂起来了。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收有蔡久轩，也就是南宋官员蔡杭的一篇判词，题为《时官贩生口碍法》。案情并不复杂：一个叫黄友的人买了三个女子做“女使”，而且是通过官牙寻找、购买的。蔡杭在判词开头就说：“见任官买贩生口，尤法禁之所不许。”这里的“生口”，就是可以买卖、转移的人口；而黄友还是一个现任官员，参与这种人口交易，自然更加恶劣。

可是最后怎么判呢？判词写得很清楚：“黄友勘杖一百，押出本路界。”

参与交易的两个牙人——潘牙人、程牙婆，也被追到县里：“各从杖八十讫，申。”

于是，一桩涉及三个女子的人身交易，最后真正落到犯罪参与者身体上的刑罚，就是一百杖和八十杖。

这里当然不能简单说，《宋刑统》明明规定绞刑，蔡杭却擅自把绞刑改成了一百杖。那样写就把史料说过头了。因为《宋刑统》所规定的“为奴婢者绞”，有明确的犯罪构成；“略卖”“和诱”“雇卖”，以及卖为奴婢、部曲、妻妾、人力、女使，在宋代法律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尤其到了南宋，对“人力”“女使”的法律身份和处罚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不能把所有人口交易都直接套进“略卖人为奴婢者绞”这一条。

但是，对一部“杖政史”来说，真正值得注意的恰恰不是“为什么没有判绞”这么简单，而是杖刑怎样成为地方司法处理这类案件时极为方便而又极具威慑力的现实出口。

《清明集》卷十二还有一桩《诱人婢妾雇卖》的案件，更能说明这一点。梁自然诱走卓清夫家的女使碧云，藏在家里五天，他的妻子阿陈又剪掉碧云的头发，准备将她雇卖出去。事情败露之后，梁自然还反过来控告县吏，企图掩盖自己诱人的行为。

当地县令在拟判时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依照髡发之罪比附，判徒一年；另一个则是“或从轻，勘杖一百”。也就是说，一项本来可能落实为徒刑的犯罪，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已经可以直接折转为一百杖。

这就让我们看见了宋代杖刑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律典里，笞、杖只是五刑体系中的较轻刑种；可是到了州县衙门的实际司法中，杖刑却拥有极强的伸缩性。徒罪可以折杖，某些违反禁令的行为可以直接“勘杖”，情节复杂、法条不易严丝合缝套用的案件，也常常能够通过几十杖、一百杖迅速落实到人的身体上。法律的抽象等级，于是变成了皮肉可以感知的疼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时官贩生口碍法》里的三名女子，并没有像有些二手叙述所说的那样“下落不明”。蔡杭反而明确要求：“其女子三名押下县，请知县唤上亲属分付，逐一取领状申。”

也就是由知县通知亲属，将三个女子逐一领回，而且还必须取得领状上报。

这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它说明南宋地方司法处理这种案件时，并不只是“把人贩打一顿就完事”。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处理链条：买卖关系被打断，女子交还亲属，买卖人口者受到刑罚，参与其中的牙人一并追究。

而在这一整套司法动作中，最具视觉冲击力、也最便于立即执行的，仍然是板子——黄友一百杖，两个牙人各八十杖。

从国家刑典上看，宋代对略卖人口的处罚可以严厉到绞刑；从《清明集》保存下来的地方司法实践看，我们却一次次看到“勘杖一百”“杖八十”这样的字眼。两者并不矛盾，因为适用的具体法条可能不同；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却恰好揭示了宋代司法的一种真实面貌：写在律典里的刑罚，是国家设计的刑罚秩序；打在屁股上的板子，却往往是地方官最现实、最直接的治理工具。

这也是研究“杖政”时不能只读法典的原因。

只读《宋刑统》，我们会看到绞、流、徒、杖层次分明的刑罚体系；再读《名公书判清明集》，才会发现到了县衙、州府，一百杖有时竟承担着远远超过“一等刑罚”的现实作用。它既可以惩治违法官员，又可以打击牙人，还可以成为徒罪减等后的执行方式。

所以，从“绞”到“一百杖”，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减刑，而是中国古代法律从纸面条文进入基层衙门之后发生的变化。

板子，就在这个变化的缝隙里，获得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