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遵义换龙安，都说四川亏大了，历史账不该这样算

四川人大概听过这句顺口溜：四川人生得憨，遵义换龙安。

尤其是川南泸州一带的人，提起它说是亏大了，这不是把一块肥肉拱手送人，换回来一块骨头吗？直到今天，还有人拿叙永、古蔺的口音、口味、风俗说事，觉得这地方本来就该是贵州的。听着挺有理，可行政区划这东西，从来不是按口音来划的。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有读者问江阳沽酒客（笔者本人）：好奇叙永无论口音、口味和风俗习惯更偏贵州，为啥没划给贵州？这倒是有必要好好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我在写四川人身世密码系列文章的时候，就曾经翻了不少材料，越翻越觉得，这句顺口溜背后藏着的，不是哪个亏了，哪个赚了，而是一场持续了几百年的边疆治理大棋。

虽然，至今有人耿耿于怀道：要是当年没换，遵义一直留在四川，今天茅台镇那瓶酒，恐怕就得写成 “川酒” 了。可话说回来，一个地方的兴衰，哪里能只押在一张招牌上头。在白酒还没起势的年代，这瓶酒恐怕也不会太被看重。

唐宋那会儿，这块地根本没划清楚

把时间倒回唐代。元和元年，朝廷在今天的叙永、古蔺一带设了个羁縻蔺州，归剑南道泸州管。什么叫羁縻？说白了就是朝廷不硬插进去管，承认本地部族首领的权力，用怀柔的办法稳住这片边地。

到了宋代，这个羁縻蔺州一度被裁撤，这片地方就散在泸州属县和罗氏鬼国之间。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罗氏鬼国”，还以为是什么神话故事里的国度。这里得专门说清楚：罗氏鬼国，也写作罗施鬼国，是汉文史籍对黔西北乌蛮阿哲部的称呼，彝人自己叫慕俄格，核心地盘在今天大方、毕节一带。所谓 “鬼主”，是中原史官对部族首领的叫法，不是说他们信奉什么邪祟。

《宋史》里还记了一笔：南宋末年，罗氏鬼国专门派人送信，提醒南宋蒙古人打算从大理出兵偷袭，愿意联手防备。等到元朝平定西南，罗氏鬼国被纳入亦奚不薛宣慰司，也就是后世说的水西，这个名号就慢慢不用了。

所以你就明白，唐宋时期这一片，根本不是什么干干净净划得清楚的州县，而是土司、部族、羁縻州搅在一起，山是连通的，势力边界年年在变。这也是后来几百年扯不清地界的根子。

一座城，两个省

真正让局面复杂起来的，是明朝。

洪武四年，朝廷设永宁宣抚司，土司和民政归四川管；同时又设永宁卫，后来划给贵州都司。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管老百姓、管土司的衙门，和带兵驻防的卫所，同在一座城里。民政归四川，兵防归贵州，一座城，分属两省。

朝廷打的算盘，就是两边互相牵制，不让哪一股势力做大。明廷吃过播州杨氏的亏，知道赤水两岸的山地一旦被一个大土司全部拿稳，官军进山围剿，代价极大。这套 “犬牙相制” 的设计，不是随便划着玩的。

可这套安排最后还是出了大乱子。

天启年间，永宁宣抚使奢崇明起兵，联合水西安邦彦，爆发了震动整个西南的奢安之乱。《明史・四川土司二》写得明白，奢、安两家本来就有姻亲，山水相连，一旦起事，川黔两省的衙门互相推诿，调兵、协防处处掣肘。

战乱平定之后，永宁宣抚司被裁撤，改设叙永同知，归四川叙州府。土司世袭的统治到此画上句号，可地界纠缠的麻烦并没有跟着了结。赤水卫、普市守御千户所依旧隶属贵州，地盘你搭着我、我挨着你，抓强盗、勘地界、收钱粮，两省常常互相推诿，办起事来格外拗手。

入清之后，局面还是没有理顺。

康熙二十六年，永宁卫裁掉，永宁县划给贵州。可这块地方深深嵌在四川里面，离府城山高路远，官府想管，实在鞭长莫及。治安、粮饷、驻防，很多时候反倒要靠四川这边的永宁协来撑着。

永宁协副将张瑛后来上疏，说得很实在：县衙和叙永同知同城，但是属贵州；没有贵州的汛兵，全靠四川绿营维持地方，文书、征粮、拿人，两头来回扯皮。

这份奏折刚好撞上鄂尔泰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全盘计划。很多人以为鄂尔泰只是想要遵义的田赋，其实他的布局更大。清廷有奢安之乱、三藩起事长久留下的教训，看得清清楚楚：乌蒙、镇雄、永宁、水西、播州，这一整片乌蒙山、赤水河谷，如果完整连在一个行政区里面，土司和地方势力很容易串成一片，一旦生乱，群山就是天然屏障，很难根除。

这笔账，清廷算得精

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 1727 年，调整正式落地。

《清世宗实录》载：以赤水为界互换地盘，四川把遵义府连同遵义、桐梓、绥阳、仁怀、正安州一起划给贵州；原本归贵州的永宁县，划归四川。民间那句 “四川人生得憨，遵义换龙安”，就是从这件事来的。

这里说的龙安，不是平武那个龙安府，一说就是当时驻扎于此的龙安营，老百姓顺口拿营名代指这一片地方，念起来押韵，就一直传到今天。顺带说一句，这个叫法是换地之后几十年才坐实的，那句顺口溜也是事后慢慢传开的调侃，不是当时就有的定论。

站在清廷的角度，这笔账确实算得精。

把赤水两岸两大块潜在的土司势力在行政上强行切开，削弱奢、安一脉跨省联动的便利，完成明代就想做但一直没做完的 “分而治之”。再配合乌蒙、镇雄、东川划归云南，等于把整片川滇黔交界的山地势力拆成三块，降低大规模联合反叛的风险。

同时，遵义是川南粮仓，划入贵州之后，田赋直接撑起贵州北部的财政。时人整理方志常说，遵义一府的田赋关税，抵得上全黔之半，让贵州才有财力持续推进改土归流、修筑驿路、安置流官。

再加上永宁一地 “同城两属” 的乱象终于得到解决，行政、驻军、民政统一归到一套体系，基层治理顺畅不少。

界线画死了，人没断

可落到川南头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次调整优先服务的是 “控扼边地、防范起事”，而不是顺着水系、商贸、河谷的自然经济单元来划界。赤水河谷本是一条完整的通道，人为切开之后，跨岸的集市、航道、山林资源从此分属两省，民间往来照旧，但官府层面的审批、征税、管控就要跨两套体系，天然增加交易成本。乾嘉两朝，川黔交界一带，私盐、山木开采、矿务常常生出跨界纠纷，不少地方志书都留下了记录。

短期来看，四川损失了遵义这块富庶的府地，川南的粮赋、水运商贸重心少了一大块；而划回来的永宁，当时山高土薄，开发程度低，治理成本很高，短期看不到经济收益。这也是民间会传出那句 “四川人生得憨” 的根本来由。

但行政界线画得再硬，山、河、通婚、赶场不会跟着一刀切断。这条边界，管得住官府，管不住民间。

到民国的时候，这条分界早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行政上一刀分开，官府的政令、收税、人事安排各走各的路子。可山是连通的，河是连通的，挡得住衙门的区划，挡不住山里的老百姓。赤水河谷两岸照样互相走亲戚、赶场、通婚、做生意。只是归属不一样，慢慢两边顺着各自省里的规划，走上了不一样的路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边界又经过好几轮微调。一九八三年泸州升省辖市，本来要把叙永、古蔺一起划进来，上面担心两个老少边穷县拖人均产值，又给退回了宜宾地区；到了一九八五年才正式划归泸州。这条我们现在看到的省界，才算彻底稳下来。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次微调的考量，早就从防范地方势力滋生事端，转向统筹区域发展的经济考量。

当年为了制衡划下的这条线，传到今天，早就不再是清廷当初算计的那个用处了。它能够一直留下来，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行政区划是一地治理的底子，读书看病、国土管控、应急救灾、修路布局，全都靠着这套框架在转。省界要是随便改动，财政、人事、统计跟着一起动荡，带给地方的麻烦远比想象当中那点好处多。

叙永、古蔺归到川南，跟着泸州、跟着成渝这盘大局找自己的路子；遵义则成了贵州北边最重要的一块增长极，带着整个黔北往前跑。站在各自的角度，这条边界撑起了两套完整独立的发展格局。

但话说回来，当年为了拆分势力刻意划开的界限，放到现在搞经济，天生就带着局限。乌蒙山、赤水河谷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圈子，山水、物产、文脉、红色遗迹本来就连成一块，被这条省线一切，就变成两套规划、两本财政账、两套考核。这边的公路修到头，对岸接不上；同一条旅游环线，跨了省就很难打包一起做；招商引资的时候，挨着的两地还容易互相比拼，而不是一起把产业链做大。

好在现在用不着靠重新划省来解决这些事情。云贵川，再加上后来分设的重庆，大家有时候戏称西南 F4，本来就是缠在一起、互相补台的一盘棋。赤水河流域一起保护生态，打通那些断头的省际公路，一起打造旅游环线，跨省办事不用来回跑，产业错开布局，都是在不动大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把人为的壁垒慢慢拆掉，让人、货、资源顺畅流动。

两百多年前，为防备地方生乱而划定的这条界限，今天早已不再是用来隔绝、互相牵制的藩篱。它清清楚楚印在地图之上，藏着西南数百年边疆治理的旧事。界线两边的土地，也从当年互相提防的分割格局，慢慢走向共生互补。

边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线，它的作用，跟着时代需求在转变。当年朝廷优先求的是统治安稳；放到今天，我们更期盼，大山两边各有风光，又彼此成全。

你们老家有没有类似这种区划调换的老顺口溜？叙永、古蔺的朋友，在你听来本地口音更偏向川音还是黔音？欢迎在评论区摆谈。

附：史料清单

1. 《宋史・卷四百九十六・南蛮传》（罗氏鬼国、南宋末年求援）
2. 《明史・卷三百十二・四川土司二》（永宁宣抚司、奢安之乱、司卫分隶）
3. 《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八月条（遵义、永宁互换谕旨）
4. 鄂尔泰《奏请划分川黔疆界疏》（见《清经世文编》）
5. 《大定府志》（水西、罗氏鬼国沿革）
6. 《贵州通志・前事志》（遵义入黔后田赋记载）
7. 永宁协副将张瑛上疏（永宁县寄居叙永、治理困境）
8. 《叙永县志》《古蔺县志》（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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