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南海保健医生对往事的琐忆（下）

文/王凡

“我到陈琮英家看望她的时候，就叫她‘陈妈妈’”/丈夫的不幸去世，使陈琮英陷入深深哀思/陈琮英并不知道药已经被做了“手术”／让她的精力往这些赏心悦目的事物上转移

在由马苏高特别照顾的陈伯达、张际春、陈琮英三位保健对象中，马苏高打交道最多，也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陈琮英。她当时住在怀仁堂南边，西楼东边的锡福堂。她院子北边的永福堂，是个户主变换了几次的院子。开始住的是朱德朱老总，继后是彭德怀彭老总，再后来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马苏高回忆说：“我刚接受照顾陈琮英的工作时，正在20多岁的年纪，而陈琮英已经50出头了。因此我到陈琮英家看望她的时候，就叫她‘陈妈妈’。”在和陈琮英接触的过程中，他了解到陈琮英的革命经历，知道了她是走完了长征的女红军之一，对这位女首长肃然起敬。他还听说陈琮英年轻时在部队很活跃，因此得了个“小麻雀”的外号。

在任弼时刚刚去世的那些日子，陈琮英的情绪显然十分的沉郁。陈琮英与任弼时是“娃娃亲”，为了让任弼时能完成学业，陈琮英在14岁就到一家袜厂做织袜女工，以收入资助其读书。他们正式结婚不久，就逢大革命失败，他们处于“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任弼时两度被捕，陈琮英都竭力营救。后来一同到了中央苏区，一起参加红6军团的长征，陈琮英还在长征途中生下了女儿“远征”。他们相识近40年，结婚25年，夫妻间感情是无比深厚的。丈夫的突然去世，使她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哀思。

◆任弼时与陈琮英。

任弼时于 40 年代初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他们夫妻都是对于革命有着卓越贡献的老资格，但他们却始终过着清廉简朴的生活，没有丝毫个人的积蓄。当任弼时去世时，他们的四个孩子中，最大的远志才19岁，最小的远远才9岁。陈琮英独立养育他们，生活的负担也相当沉重。

党中央对陈琮英及其子女十分关怀，把他们的家从环境比较嘈杂的景山后街搬到了中南海，和许多早年一起革命的战友成为邻居。又安排中南海门诊部的大夫，兼顾陈琮英的医疗保健。

当马苏高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后，这照顾陈琮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身上。他接手这个任务时，陈琮英由于过分的悲痛和忧虑，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她的大孩子也受影响，有一些轻微的症候。因此，马苏高要经常地到陈琮英家，为她们做治疗。

那个时候，神经官能症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马苏高说当时的所谓治疗，主要就是陪陈琮英说话聊天，使她精神得到安慰，注意力分散，逐渐淡化由丈夫的去世及几个孩子要抚养的困难带来的精神上的悲伤和忧虑。

陈琮英那段时间睡眠很不好，每天都要服用安眠药。在兼顾她的保健工作后，马苏高感到这样长时间地吃药，对陈琮英的身体有害，得尽快地设法改变这种状况。

经过思考，马苏高认为可以通过暗示的方法，对陈琮英进行治疗。当时陈琮英吃的安眠药是Luminal,是一种用胶囊装着的粉状药。马苏高依然给她开这种药，但他对司药焦纪壬说：“你把胶囊里的药倒出来，换上葡萄糖，就把这种换了芯的Luminal给陈琮英服用。”

因为这种胶囊药是连囊整个吞服的，所以陈琮英并不知道她的药，是已经被做过手脚的。就这样服用了一个时期后，陈琮英渐渐地脱离了对安眠药的依赖。

◆1998年6月，陈琮英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马苏高(右)与曾任刘少奇、宋庆龄保健大夫的顾承敏(左)一起去看望她。

除了治病、聊天，马苏高还劝陈琮英在自己的庭院中种种花、种种草，让她的精力往这些赏心悦目的事物上转移。经过这样的治疗和调剂，陈琮英的神经官能症大有好转。

在笔者采访马苏高的时候，陈琮英已经进入她人生的第102个年头了。马苏高说到这里露出欣慰的神情，笔者想这其中也有他的一分心血啊，是他在陈琮英心境最不好的日子里，给了她精神上的悉心关照。

也是在照顾“陈妈妈”的日子里，马苏高和“陈妈妈”之间建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有一年，马苏高因病做了一个小手术，住了几天的院。陈琮英得知后，就从自己家拿了一些糖，叫人给马苏高送去。糖，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就算是营养品了。

办公室也不过多地干预保健大夫们的工作/中央领导们到北戴河办公或休假时的医疗保健和卫生工作，都由保健办公室安排负责/胡乔木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出当机立断，尽快解决公共食堂吃大锅饭问题

1958年2月，马苏高被安排到大连医学院，进修了一年。进修回来时，正赶上全国群英会召开，组织上委派他担任会议卫生处负责人，主管会议期间的饮食卫生。群英会结束后，他被留在中央保健局，出任办公室主任。

然而在中央保健局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没坐多久，他又回到了中南海，担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管的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有当时毛主席的保健大夫李志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卞志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的保健大夫所负责的保健对象，是中共中央的正、副主席，国务院正、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且住在中南海里的领导人。

当时在中南海内为领袖服务的保健大夫，业务上归属中南海保健办公室领导，但他们平时都在领袖身边工作，办公室也不过多地干预保健大夫们的工作。作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的马苏高，并不具体负责某位领袖的保健工作，但如果赶上什么活动，某位领导人的专职保健大夫临时有事，生病请假，或轮流替班等情况，他就要到某位领导人身边做替补。

马苏高说：“在中南海保健办公室，更多的是做统筹管理工作。每年夏天，中央领导们要到北戴河办公或休假，此时北戴河别墅区内的医疗保健和卫生工作，都由我们安排负责。每年的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招待会、国宴的饮食卫生和急救工作等等，在此期间天安门城楼上的医疗保健值班，也都是由我们办公室负责。”

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在门诊部的时候，马苏高主要还是为中南海内的大多数干部和工作人员服务。而此时，他主要是和中南海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工作的对象虽然少了，但责任却更重了，纪律约束也更严格了，但他为自己能够担起这个既光荣又艰巨的担子而感到高兴，一心想着如何把它干好。

在这段时间里，马苏高印象比较深的，是陪同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去湖南做调查。那是1961年春季，为草拟《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毛主席提出让他的三个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到南方农村搞调研。陈伯达去了广东，田家英去了浙江，胡乔木就去了湖南毛主席、刘少奇的故乡一带农村。

◆胡乔木主持召开座谈会（左一）。

马苏高说当时他们一行人中有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王力，有党内的经济学者于光远，有胡乔木的秘书商恺，还有人民日报一位姓魏的副总编辑。后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也去了，她的身体不太好，马苏高还陪她去医院做了一些检查。

在湖南，马苏高和几位同行的人员，到湘潭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在他的印象中，作为党内大秀才的胡乔木，很喜欢逛书店。一次，在书店里看书，胡乔木指着书架上的《红楼梦》问：“这部书你看过没有？”马苏高回答说：“没有。”

胡乔木又指着旁边的《三国演义》问：“这部书看过没有？”“没有”，马苏高回答。“那这一部呢？”胡乔木的手又指向了《水浒》，马苏高有点惭愧了，虽然自己是学医学的，似乎也不该与祖国的经典文学如此隔膜，但他依然老实地回答说：“我没有看过。”胡乔木微微摆了一下头说：“作为中国人，这三本书还是应该读一读的。”然后，胡乔木买了一套《红楼梦》，送给了马苏高。许多年过去了，马苏高还忘不掉胡乔木对他的这种特殊关怀。

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的，到地方上就更没什么油水，老有饥饿的感觉。胡乔木本来就体弱有病，胃也因穿孔做过手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身体状态更是每况愈下，有时不得不卧床休息。但他却依然忘我地工作，身体稍好就深入乡村调查，走不动时就约人到他的住处谈话。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胡乔木了解到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的实际情况，并发现湖南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和焦虑。这期间胡乔木曾亲自到湘乡县的一个大队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对县里领导的敷衍态度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县领导尽快设法，遏止再发生饿死人的事情。

那天回到韶山招待所，已经是深夜11点了，可当胡乔木得知毛主席也到湖南视察的消息，立即伏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听到的问题来说，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并提出了当机立断，尽快解决公共食堂吃大锅饭问题的意见。

毛主席看了胡乔木的信，于翌日就将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让他阅后将信及相关附文“印发给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毛主席还在当天下午，听了湖南省档案局局长毛华初关于农村真实情况的汇报，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试点解散食堂。在胡乔木还在湖南期间，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后来，胡乔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甚至在后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他参与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都因为神经衰弱症状加剧，而没能参加完会议。这一年8月，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提出长期养病的请求。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

毛主席随即复信给胡乔木，同意他的请求：“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数月打算……”

除了那次陪同胡乔木在湖南住了较长的时间外，马苏高说他还曾多次陪同董必武外出，相继去过河北、内蒙古、宁夏和东北三省。他担任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那一时期，董必武的身体不太好，到哪里都必须有保健大夫跟随，马苏高临时在他身边做了一段保健工作。

邓颖超怕马苏高夫妇推脱，就叮嘱了几遍/马苏高听了邓颖超的话一愣，此前他真的没考虑过这些问题/老中医到了北戴河后，有好几天都没有洗上澡/邓颖超说，你办了件好事

在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工作期间，给马苏高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领导人，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为人方面，邓大姐都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教。我们是做保健工作的，是照顾首长的，但却得到了来自首长的许多关怀。”马苏高这样说道。

有一年，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送给马苏高两张话剧票。演出的地点在东单的青年剧场，演的剧目是《沙恭达拉》。《沙恭达拉》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利陀娑最杰出的作品，描写了国王豆扇陀和净修林女郎沙恭达拉的爱情故事。第一个把这部作品从梵文翻译成中文的，是中国的著名学者季羡林。

那天晚上，马苏高和妻子徐淑琴一起去看演出。到了剧场入座后，他们发现坐在前面的，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她的护士王星明。邓颖超回头时也看见了他们，说：“呦，马主任也来了。”

演出中间休息时，邓颖超去休息厅，一定要请马苏高夫妇跟她一起去。马苏高想那是首长休息的地方，就说：“我们在这里休息就行了。”没有随邓颖超去。休息回来，邓颖超对马苏高夫妇说：“剧演完了，你们不要走，坐我的车一起回去。”她怕马苏高夫妇推脱，就叮嘱了几遍。

剧演完了，马苏高和妻子随邓颖超一起来到轿车前。邓颖超对马苏高说：“你是男同志，坐前边吧，我们三个女同志坐后边。”车子顺着长安街，开到中南海东南小门前时，邓颖超叫停车，对马苏高说：“夜深了，不值班的警卫们都睡了，车子要是从这里开过去，会影响他们休息。我就不能把你们送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得自己走一段，对不起。”

从东南门去马苏高他们住的南船坞，要从警卫团的营房穿过，所以邓颖超怕轿车行驶的声音惊动警卫们。马苏高夫妇下车后，轿车继续从中南海外面绕道回西花厅。他们下了车一边走一边想，邓颖超在这些小事上都为他人考虑得这么细致，实在令人感动。

1962年，邓颖超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一个手术，马苏高作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的负责人，参与了手术的组织等事宜。邓颖超出院后不久，就提出由他们夫妇掏钱，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参与手术的专家、护理人员以及卫生部的部分领导。

◆1962年，邓颖超手术后设宴招待参与手术的医疗专家、护理人员以及卫生部的部分领导，饭后周恩来、邓颖超与他们在紫光阁合影。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紫光阁的午宴精美而不奢侈。那天被邀请的名单是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定的，共有60余人，包括蒲辅周、赵炳南、张孝骞、林巧稚、虞颂庭、方圻、黄宛、邓家栋、罗宗贤、徐荫祥、曹松年、严仁英、俞霭峰等著名中西医专家。卫生部的领导有崔义田、徐运北、黄树则等，还有北京医院的领导齐涛、计苏华等。

周恩来入座后，就问道：“郑淑云来了没有？”郑淑云连忙回答说来了，她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周恩来随即提议让她为大家唱个歌，她唱了首周恩来最喜欢的《洪湖水浪打浪》。郑淑云唱罢，邓颖超做了个极为简短的致辞，感谢到场的医务工作者。

吃罢饭，邓颖超又提议大家一起合影。合影之后，马苏高觉得至此该没有什么事情了，就请大家离开了。当他自己也准备离开的时候，邓颖超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叫了去。

邓颖超见到马苏高时说：“你是否了解专家们的情况？他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给他们一些帮助？”马苏高听了一愣，因为此前他真的没考虑过这些问题。

见马苏高愣在那里，邓颖超又说道：“刚才吃饭，本来是个不错的机会。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应该顺便让他们把各自的情况和问题聊一聊。以后，对这些老专家和医务工作者们，你们要多给予关心呀。”

这次当面听了邓颖超的嘱咐，使马苏高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有那么多的重要事情要考虑，但当他们和医务工作者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即想到要了解医务工作者们会有些什么问题和困难，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改善。而自己身在医务工作之中，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从这件事上，马苏高学到了如何关心周围的人，如何热心地帮助他人排忧解难。

马苏高还向笔者讲述了一件他先挨邓颖超批评，后又受到邓颖超表扬的事情。那是有一年的夏季，中央的领导同志到北戴河办公休假，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组成医务组去服务。为了对几位领导人进行按摩治疗，医务组里带去了一位做按摩非常有经验的老中医。

随医务组去北戴河的这位老中医姓祝，当时已经70多岁了。这样的年纪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属于高龄了，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事，也需要有人照顾，马苏高就为他安排了一位护士。

让马苏高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中医到了北戴河以后，有好几天都没有洗上澡。此事被邓颖超知道了，就把医务组带队的马苏高叫了去。在讲了老中医没能洗澡的事情后，她批评马苏高对医务组同来的人员照顾不够周到。

听了邓颖超的批评，马苏高这才意识到，负责照顾这位老中医的护士是位女同志，别的事情能照顾，但洗澡的事她就帮不上什么忙了。于是，当天晚上，马苏高就到了老中医的住处，亲自帮老中医洗澡，还为他搓背。

第二天，邓颖超得知马苏高给老中医洗澡的事，找来马苏高，对他说：“你办了件好事啊。”马苏高说：“这是应该的，我本来应该在事先就想到做好这件事。现在由您提了出来，我怎能不尽快去做呢。”邓颖超说：“这件事你办得好，对上了年纪的人的照顾，我们要多考虑，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一些造反派跑到医疗处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历档案/李富春了解情况后，马上派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干部去贴封条/郑淑云把马苏高被抓走的消息报告了周恩来/材料交了，造反派后来也没再找马苏高闹事/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办好北京医院。”/他态度坚决，言语婉转地向组织表示，自己不能胜任这样的安排

1965年，马苏高被调到卫生部防疫司卫生处当处长。在这期间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是曾跟防疫司长到农村搞粪便罐发酵。这项工作就是把大粪堆积在一起，通过高温发酵，提高粪肥的效能，同时也杀灭了大粪中的病菌，达到减少疾病传染的效果。

为了推广粪便罐发酵，马苏高长期在农村跑，当他们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当年中央保健局撤销后，为了继续进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就在卫生部内设置了一个医疗处，曾和马苏高几度共事的郑学文，担任这个处的领导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郑学文受到了冲击，无法正常工作。但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还必须保障，于是马苏高就被从防疫司调去接替郑学文，负责医疗处的工作。

没过多久，一些卫生部的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不知从何种途径得知马苏高曾在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工作过，又酝酿抓他，以便从他口里搜集到一些炮打中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材料。

在最混乱的时候，一些造反派甚至跑到医疗处来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历档案。在马苏高的意念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历档案，属于国家级的机密，任何人都不许泄露，必须全力加以保护。

考虑到当时情况已经非常紧急，马苏高立即通过红机子向中央领导报告，当时接电话的是李富春副总理。李富春了解情况后，马上就派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干部徐新城赶去医疗处，把这里保存的病历档案都贴上了封条，及时避免了一次重大机密泄露的事故。马苏高说，当时和他一起保护档案的，有从50年代初就做周恩来总理护士的郑淑云同志，还有张元元同志。

◆马苏高（左）和同事在一起。

造反派们没有得到档案，就对马苏高下了手。有一天，卫生部后门传达室的老师傅通知马苏高去取一封信。他到传达室后，来了一帮造反派，抓住马苏高就把他推上了车。车子开到马苏高的家，但他坚决不开自家的门。结果造反派就把他家的门锁给撬了，在他家中翻箱倒柜乱搜一气。

但最终造反派们也没有找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又追问马苏高有什么材料，但他什么也不说。无计可施的造反派们，把马苏高关到北京医科大学宿舍的一间房子里，并派人看管他。失去人身自由的马苏高，以绝食同造反派们抗争，一昼夜水米未进。

这时，周恩来总理的老护士郑淑云，把马苏高被抓走的消息报告了周恩来。马苏高回忆说：“第二天，周总理为了救我，就接见了造反派。总理带了卫生部的领导、保健事务的负责人、军管会的领导，并指名让我参加，接见了北京医院造反派的头头、北京医大造反派的头头。接见谈话过程中，提到了一些造反派编造的我的所谓罪行，我说这些纯粹是诬陷。”

接见后，周恩来没让造反派们把马苏高带走。有关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他安排在国务院宿舍住下，还派了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保护他，让他在那里学习。当时造反派的人诬陷马苏高是“三反分子”（即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让他写交代材料。马苏高与他们针锋相对地抗争，使他们十分恼火，所以揪住他不放。

马苏高住在国务院宿舍时，负责他生活的是警卫干部万金昌，他们原来就相识。万金昌安慰他说：“我们都了解你，你绝不是‘三反分子’。”他让马苏高安心，并劝他不要同造反派尖锐对立，材料还是要写，但要实事求是地写。

听万金昌这么说，马苏高觉得有道理，就按事实简单地写了情况，其中说：“我紧着跟党跟主席还跟不上，怎么会反呢？”材料交了，造反派后来也没再找他闹事。大约两星期后，万金昌对马苏高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可以回去工作了，如有人问起，你就说总理让回来的。”

由于有了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也就不再找马苏高的麻烦。继而马苏高还被安排了工作，搞接待，安排外地来北京串联的人员吃住等事。后来，卫生部搞中草药展览，又分派他管展览的后勤。

1971年，老领导谢华成为卫生部的军管会主任，他安排马苏高去北京医院工作，到了北京医院不久，马苏高被任命为医院革委会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马苏高担任了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有关方面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一直是中南海里的保健大夫们负责的，因此原中南海里的老保健们对邓小平的情况比较了解，邓小平和这些大夫们也熟，就准备调一位原中南海的老保健到301医院负责和主持保健方面的工作。

在这期间，马苏高相继被叫到邓小平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家，谈工作调动之事。马苏高说他当时心里毫无准备，一方面很感谢组织上对他如此信任；一方面他觉得医院担当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疾病救治工作，应该由医术高超且有威望的人来担任领导。

马苏高认为自己多年脱离临床实践，医术上没能得到提高，水平不够，放在那样的位置上不合适，可能贻误工作，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首先要从党的利益、党的工作出发来思考问题，要正确地认识自己，而绝不能让个人升迁及名利杂念模糊了头脑。因此他态度坚决，言语婉转地向组织表示，自己不能胜任这样的安排。

马苏高医疗生涯的最后时光，都奉献给了北京医院。1989年12月31日，马苏高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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