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年,一份几乎没人惦记的旧条约,忽然把中国送到了北极门口。
一九九一年夏天,斯瓦尔巴群岛附近的海面上,科考船在浮冰间慢慢挪动。高登义裹着厚衣服,手里翻着一本英文、挪威文对照的《北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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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到一处,他的手停住了。
那页纸上写着《斯瓦尔巴条约》,成员国名单里,有一个名字——
中国
这不是一行普通文字。那时中国想在北极长期开展科学考察,最缺的,正是一个稳定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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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账要从一九二〇年说起。
巴黎,战后会议的桌边,几个国家把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行政地位写进条约。挪威拥有主权,缔约国国民可以在当地从事居留、航行、工商、科研等活动。
这块地方离北极点不远,冰川、矿藏、海洋、大气,全摆在眼前。可当时的中国,顾不上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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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中国加入了这份条约。
北洋政府的档案里,多了一纸文件。可纸是纸,船是船,科研是科研。那时中国没有极地破冰船,也没有北极基地,这个名字就像被压进箱底的一枚印章。
箱子一压,就是
六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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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七八月,高登义应邀参加挪威、苏联、中国、冰岛四国科学家的北极考察。船舱里光线不亮,他把那本《北极指南》摊在桌上,一页一页看。
中国二字出现时,冷海风还在舷窗外拍打。
他把书合上,又打开,再看一遍。这个发现太反常了:中国早就是成员国,为什么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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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把这件事当成闲谈。
回国后,高登义开始推动相关研究和合作。往后几年,中国科学家陆续到斯瓦尔巴群岛开展大气、地质、冰川、生物等考察。
那份旧条约,不再只是纸面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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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二年,中国有关方面同挪威方面沟通建站事宜。二〇〇四年一月,北极科考站站名开始面向全国征集。
最后定下两个字:黄河。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奥尔松,北纬七十八度五十五分,东经十一度五十六分。中国北极
黄河站
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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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仪式上,国旗在寒风里展开。周围没有城市喧闹,只有科考建筑、雪地、海湾和远处的山。
从一九二五年加入条约,到一九九一年重新发现,再到二〇〇四年建站,中国在北极终于有了长期观测的支点。
这不是捡来一块地,而是捡回一项被遗忘太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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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松的雪地上,科考人员推门走进站房,靴底带着冰碴,桌上摆着观测记录本。六十六年前那一笔签名,终于在北极风里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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