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传奇特工卢志英的最后两年，被19岁儿子写出来，看哭一代人！

1954年3月，上海《青年报》编辑部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编辑罗洛从一摞来稿里抬起头，看着看着，忽然旁若无人地读出了声，把满办公室的同事都吸引住了。他念的稿子上有这么一段：“瘦猴开始打我，在我身上乱打一阵。我被打倒在地上，又被拉起来打手心。他越打越凶，痛得我小便都流在裤子里……”

七月派诗人出身的罗洛，念完这一段文字，浑身发抖。总编辑钟沛璋不知什么时候斜身靠在了门框上，一直听到第四章读完，这位1942年十九岁就办起《青年报》、1948年自己也曾在国民党特刑庭上受过审的老革命，紧绷的两腮淌下泪来。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卢大容，当时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团员。他写的不是小说，是纪实作品，原题《在狱中——我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他的父亲，是中共隐蔽战线上潜伏了二十多年的传奇特工卢志英。1954年的普通读者几乎没人听过这个名字——从事他这一行，保密就是生命，连亲儿子都不能多知道一句。所以这篇稿子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孩子的眼睛，记下的父亲生命中最后两年。

在卢大容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个”门一响就要压低声音”的人。家里人都知道爸爸”在做生意”，可他叫过的名字太多了，卢志英、卢涛、卢育生、王瑞昌，邻居干脆叫他”老王”。

孩子不懂什么叫潜伏，他长大以后，是从别人的回忆里一点一点拼出爸爸另一副样子的：1934年，爸爸奉组织之命打入江西德安，在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将领莫雄的赣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当上校主任参谋，把蒋介石”铁桶围剿”的绝密要点密写进四本学生字典，送往瑞金，红军因此得以提前突围长征；后来他又借莫雄的关系进了薛岳的司令部当副官，是长征时“龙云献图”的幕后英雄。

莫雄晚年回忆说：“卢志英给我的影响最深，他遇事冷静、思维缜密，而且点子多……他向我热情地讴歌苏联的十月革命……当他谈到这些时，总是眉飞色舞，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洋溢于眉宇之间。”

毕节的进步青年尹司农记得那个叫”卢育生”的山东人：身材高大结实，穿长衫，戴呢帽，说一口山东话，常跟着走乡串寨的山东绸缎商人们一去十天半月，回来时内衣口袋里揣着写满密信的药水纸。

1947年3月2日下午，卢志英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附近被中统特务逮捕。出卖他的，是叛徒张莲舫。

卢大容记得，第二天，特务就闯进了巨泼来斯路德安里12号的家，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撕破了爸爸西装上衣的背缝——这件上衣和爸爸的怀表，后来被妈妈张育民在1958年捐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如今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没过多久，妈妈也身陷囹圄，十二岁的卢大容和亲戚家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相继被抓，一家人被关进了亚尔培路2号的中统魔窟。

卢大容用这本书的章节名，给自己记了一份监狱档案：《被捕的一天》《饥饿和恐怖》《篱笆上的窟窿》《第一次的审问》《爸爸真是共产党吗》《汽车房》。

特务打他手心，逼他承认爸爸是坏人，这个孩子在书里写下了自己真实的困惑与倔强——《爸爸真是共产党吗》？他后来用一生回答了这个章节名：是，而且是顶好顶好的那种。

敌人想瓦解卢志英，便卑鄙地打起了孩子的主意。他们故意安排两个孩子与父亲见面。卢大容扑过去抱着爸爸的脚喊”爸爸、爸爸”，卢志英摸着孩子的头，怒骂出声：“国民党反动派真残暴！孩子犯了什么罪也来跟我一起坐牢！”

打那天起，这个硬汉把自己的饭菜省下来给两个孩子吃。孩子把被捕后挨打的情形讲给爸爸听，卢志英竟当着孩子的面掉了泪，把两个孩子”拥了又拥、亲了又亲”。

晚上的牢房成了他的课堂，他给孩子讲苏联英雄夏伯阳的故事，想法弄来英语读本和算术书，还请同监的难友帮着教。

后来，两个孩子成了整座监狱里唯一能男女监房来回走动的人——难友们都喊卢大容”小卢”。爸爸写好的纸条，孩子夹在衣缝里传递；看守手里的报纸，孩子瞅空子”偷”来给爸爸看，爸爸从报纸上分析战局，再把看法传给同案的难友们。

难友们教孩子唱歌，《你是灯塔》《茶馆小调》《古怪歌》《傻大姐》，还有俄文的《三个坦克手》。书的第十三章叫《五一节》——1948年的劳动节，这个孩子是在牢房里过的。

见拿孩子打主意没有达到目的，敌人又打夫妻之情的主意，安排张育民”探监”。

囚门打开，卢志英看见来人，“啪”地双脚一并，立正，一只大手举到额前，端端正正行了个军礼，然后朗声说：“老太太，是你来瞧看我了。你还记得当年蒲城的事吗？”——蒲城，是他当年在杨虎城部队里做地下工作时夫妻接头的地方，这是一句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得懂的暗语：说话要小心，要按”当年”的规矩来。

随后他收了笑容，对妻子说出那句让后人流泪的话：“他们把你也抓来了，他们的用心好苦啊！他们想利用我们夫妻之情来软化我，但我卢志英不会为儿女之情而爱惜一颗头颅。”

妻子忍不住落泪，他低声嘱咐：“不要在敌人面前流泪。他们总有灭亡的一天！”

在妻儿一同被关押的那些日子里，卢志英坚持在狱中教儿子英语、算术，张育民看着心疼，说牢里何必这么苦，卢志英还是那句话：“将来的世界是孩子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只有学好本领，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孩子当时只觉得爸爸的发音真好听。他想不到的是，这句话真的成了他后半生的路标——若干年后，这个坐过国民党大狱的孩子留学苏联，回国后正赶上国家造原子弹，成了核材料专家。

1947年秋，敌人把卢志英从上海解往南京，先关铁管巷四号的监狱，再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母子二人被押回上海后获释——这"释放"本身就是阴谋，特务想放长线钓大鱼，跟踪他们去找党的关系。

母子俩没有上当，家已被占，东西被抢光，他们宁可流浪街头，也不去敲任何一扇亲戚朋友的门。

最难的时候，党的地下组织暗中找到了他们，妈妈张育民进纱厂托儿所做工，卢大容考进麦伦中学，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解放前夕跟着大孩子们调查工厂、仓库、兵营，为保护上海做准备。有一点卢大容当时不知道：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撤离上海时，周恩来曾指示卢志英转移，可接替他的同志还没到，他选择了再等一等——这一等，等来了叛徒的出卖。

这期间，孩子收到过爸爸辗转捎出的东西——其中最令人泣血的一件，是1948年12月17日那件皮大衣。

那天张育民从南京探监回来，敌人不许见面，只从狱中递出这件大衣。她回家拆开衣领，里面缝着几页揉皱的纸，纸上是丈夫用铅笔歪歪斜斜写下的三首诗。

一首写道："不期被难又同室，倾吐衷肠两相知。闻君伉俪已就义，长留肝胆照青史。"

一首写狱中惨状："铁镣锒铛恨倍增，狱卒狰狞肆凶残。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

还有一首从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写起，一直写到"中国的残暴者及其一群……你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纸的反面，是铅笔写的八个大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这八个字，是丈夫写给妻子的遗书，也是一个狱中人写给时代的确信。

而卢志英在南京狱中的最后日子，另一位见证人记了下来。

女大学生孙稚如在1948年”一一·二五”大逮捕中入狱，意外发现牢房床旁有个茶杯口大的墙洞，洞的那一头，关的就是难友们口中的”老卢”。

隔着这个洞，卢志英教她唱《国际歌》《青年近卫军歌》《跌倒算什么》，写小传单和诗由她传给各牢房，听见《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咳嗽，就把自己的鱼肝油送过去。

孙稚如生前一次次回忆，这个见惯了风浪的人跟他们说：“现在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时，总有一段黑暗，在黑暗中走路，跌倒了不算回事……”

1948年12月27日晚8点多，卢志英牢门上的镣铐声忽然响了。隔壁的孙稚如惊醒过来，听见看守恶狠狠说了句”等着”，她赶紧凑到洞口，听见卢志英理了理头发和衣服，轻声说：“今晚突然下镣铐，看来枪决的可能性很大。好在胜利在望，死也甘心。你们要坚持下去……你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妻子，告诉她我牺牲了，心里很坦然，用不着来为我收尸，因为这对她反而不利。”

孙稚如用棉被堵住自己的哭声。洞口递过来一条围巾和一支攒了许久的小铅笔头，孙稚如死活不收围巾，几番推让，卢志英把围巾收了回去：“那好，围上，我还要把衣服、鞋袜穿穿好，弄得整整齐齐地走出去，表示我们是有骨气的！”

当晚10时许，卢志英被带进审讯室，迎头一棒打昏，浸过药的棉花塞进嘴巴，毛巾勒紧脖颈，装进一口备好的木箱，运到雨花台宝林庵后的山坡，草草掩埋。

与他同夜遇难的，还有《文萃》主编陈子涛和印刷厂负责人骆何民。那一年卢志英四十三岁，距1949年4月23日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不到四个月。

此前他三次被捕、三次面对死境，老虎凳、火烙、电椅、往身体里打气，始终没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最后这一次，敌人连”枪决”都不敢公开。

父亲音讯全无的日子里，母子俩一直抱有一丝幻想。1951年6月，华东公安部通知：杀害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落网了，请他们母子赴雨花台辨认遗骸。

三口薄棺并排出土，尸身早已腐烂，无从辨认面容——张育民和卢大容围着三具忠骸，从牙齿上认出了自己的亲人，母子抱头痛哭。

三具忠骸被抬到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解放装。6月15日，《新华日报》在头版报道”卢志英、陈子涛、骆何民三烈士遗体已在雨花台寻获”，南京各界代表前往灵前祭悼，卢大容强压着悲痛，把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郑重放在了父亲的胸前。祭悼之后，任宗炳被押赴刑场枪决；不久，叛徒张莲舫也被公审后处决。

后来，母子告慰亲人的方式，是拿起笔。母子二人先后写下《记卢涛》《忆志英》《回忆卢志英烈士二三事》，卢大容在《记卢涛》里特别记下陈毅伯伯对爸爸的评语：“不可多得的人才”。1953年春天，他在报上读到叛徒张莲舫落网的消息，又愤恨又高兴，提笔给《文汇报》写了《我要求政府为我亲爱的爸爸报仇》。

次年，他把那段狱中岁月写成文章投给《青年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编辑听哭了，总编辑流泪，老编辑张朝杰翻出自己珍藏的剪报——上面正是当年”卢志英遗体已在雨花台寻获”的报道，照片上张育民和卢大容分立遗像两侧。

《在狱中——我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在《青年报》连载四天，轰动一时，同年8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单行本《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首印两万余册，后来译成多国文字；1957年，卢大容的《爸爸的道路》登上了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记者曹阳回访时，母亲张育民跟他讲了一段孩子当时不知道的事：1933年冬，卢志英第二次落入敌手，敌人竟用打气筒往他身体里打气，出狱时满脸浮肿，双脚肿得像冬瓜，鲜血把袜子粘在脚上脱都脱不下来。这位1927年就曾亲历刑场、被同志用身体挡过枪弹的老革命，平静地讲完，告诉记者，她心中的丈夫”朴实而英俊，老是带着开朗的笑容”。

这本书那一代中国孩子都读过，可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卢大容从苏联学成归国，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体重掉了二十多斤，就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为一个核材料攻关项目连续在实验室干了七十多个小时，攻克难关；为两弹研制，他与妻子孩子三地分居长达十多年，孩子刚出生时他住的是集体宿舍。

七十年代我国发展核电，他转入这一行，后来负责监督秦山核电站的建造质量——每周在上海与秦山之间奔波，尘土飞扬的土公路上颠簸，几十米高的脚手架爬上爬下。1992年12月，他病逝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

孙稚如老人把那支铅笔头和遗物保存多年，后来寄还了烈士家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清明，她都和他同去雨花台，在一座墓碑前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卢大容英年早逝后，孙稚如老人唱起这支歌时，仍会心弦震颤。

今天，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躺着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卢志英的怀表，和那件被特务撕破背缝的西装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