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彝族女子与丈夫签订离婚协议后再嫁，丈夫却起诉其构成重婚罪

“少数民族风俗大于法？”四川凉山，女子与丈夫结婚7年后感情破裂，在族人见证下签订“离婚协议”，女子支付10万元后按照彝族风俗再嫁他人，原配丈夫却以重婚罪为由将她告上法庭，女子辩称双方已经约定“婚姻自由、互不干涉”，法院最终这么判！

（案例来源：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

7年前，彝族青年邱瑞与胡婷在冕宁县大桥镇人民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夫妻，婚后，两人育有一子，但这段婚姻并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因感情不和及家庭纠纷不断，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在彝族传统中，婚姻的缔结与解除往往不仅是个人的事，更是家族、家支之间的事务。按照彝族习惯法，离婚可以通过德古（调解人）调解，双方家族协商解决，并举行相应的仪式。

在中间人王某（同时是邱瑞的叔叔、胡婷的爷爷，这种亲属关系在彝族调解中常见）等人的见证下，邱瑞与胡婷达成了一份书面的“解除婚约协议”。

协议核心内容为：胡婷一次性支付邱瑞人民币10万元，从此二人婚姻自由，互不干涉。 此外，双方还口头约定，待胡婷再嫁人时，需再支付邱瑞4万元。

在胡婷及部分见证人看来，这份“一手交钱、一手两清”的协议，已经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胡婷按约支付了10万元，她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自由身。

然而，在国家法律层面，婚姻关系的解除只有两种途径：协议离婚（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或诉讼离婚（法院判决/调解）。这份民间协议，无论有多少人见证，都无法产生法律上解除婚姻关系的效力。

支付10万元后，胡婷开始筹备自己的新生活，2个月后正值农历除夕，她与皮特按照隆重的彝族传统风俗，在冕宁县哈哈乡举办了婚礼，并入住皮特家中，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与此同时，邱瑞也并未闲着，根据证人王某的证言，邱瑞在收到10万元后，也曾“找了一个对象准备订婚”。看似双方都已按照民间协议，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意外情况影响，胡婷与邱瑞“耽搁了办理离婚证”。

此后，又因一些经济纠纷，特别是邱瑞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双方家庭产生重大分歧，关系再度恶化，去民政局办理离婚证一事，便被无限期搁置了。

3个月后，邱瑞一纸诉状将胡婷告上法庭，指控其犯重婚罪，同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胡婷赔偿共计30万元，包括孩子抚养费、口头约定未付的4万元，以及精神损失费。

胡婷在法庭上倍感委屈，她辩称：

1.双方已按民族习惯“离婚”，并支付了10万元；

2.自己是在“离婚”后才与皮特举办婚礼，不存在“通奸”；

3.结婚证可能是为了办移民卡领补助而办理的，自己对法律登记结婚一事记忆模糊；

4.曾多次应约去办离婚证，但都被邱瑞以“出车祸”等理由搪塞、欺骗而未果。

然而，案件的证据链条清晰而残酷地指向了法律事实：

1.结婚证铁证如山，证明二人法律婚姻关系自7年前起持续存在。

2.多位证人证明胡婷于年初与皮特举办婚礼、出嫁。

3.“离婚协议” 本身，恰恰证明了双方试图解除关系但未走法律程序。

4.“抖音”视频等电子证据，显示了双方家庭的后续冲突。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首先，胡婷构成重婚罪。

法院明确指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是“有配偶而重婚”，胡婷与邱瑞的婚姻关系，因从未经过法定程序解除，在法律上一直有效存续。

在此情况下，胡婷与皮特公开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其行为完全符合重婚罪的犯罪构成，民间离婚协议和口头约定，不能对抗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考虑到本案特殊情况，对胡婷免予刑事处罚。

胡婷并非恶意、公然挑战法律，而是基于对民族习俗的遵循和对民间协议效力的错误认识，她已按约支付了10万元“离婚”费用，且在原家庭中承担了较多抚养责任（带孩子3年）。

其犯罪动机、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法院依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判决其构成重婚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这是一种“定罪免刑”的判决，意味着胡婷有罪，但不需要坐牢或受其他刑罚，留下犯罪记录但人身自由不受限制。

最后，对于邱瑞提出的30万元赔偿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孩子抚养费、4万元约定款属于离婚纠纷、合同纠纷范畴，是单纯的民事争议，并非因“重婚”这一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法院告知其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关于精神损失费，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诉求于法无据，故予以驳回。

此案是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的一次典型碰撞，胡婷的遭遇令人同情，她遵循了族规，支付了对价，却意外触犯了国法，法院的判决既捍卫了法律关于婚姻制度的刚性底线（认定有罪），也体现了司法对民族习俗和具体情节的温情考量（免予刑罚）。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