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直言：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便是当年下令除掉了杨宇霆！

张学良晚年直言：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便是当年下令除掉了杨宇霆！那么当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学良又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

老帅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东北这副担子，一下全砸在了张学良的肩上。那个时候的张学良年龄还不到三十，也就二十七、二十八的样子。换成现在，差不多就是研究生刚出校门没两年，就被家里人，安排到董事长的那个位子上。

摊子看着挺大，实则里外漏风。往内看，老资格将领一堆，留洋回来的、士官学校出身的、跟老帅一起打天下的，各有一拨人马，各有一套心思。往外看，日本人在旁边一直没闲着，铁路、驻军、商务、交涉，步步往前拱。

最难啃的其实不是刀枪，是谈判桌。跟日本人打交道，得懂他们的套路，知道哪句话能接、哪一步退了就再也回不了头。这活儿又脏又累还容易挨骂，能干的人凤毛麟角。

杨宇霆恰好就是能干的那个人！老帅一手带出来的人，手里管着东北兵工厂，那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家底。对外那些最烫手的交涉，多半也是他出面去周旋。日本人几回想往深里咬，都被他给顶了回去。用现在的话说，这人是既能管供应链、又能跟对手谈合同的硬核老将，基本上可以独挡一面。

那么这两个人又是怎么走到那一步了？往简单了说，就是三层矛盾叠一块儿了。

第一层，路子不一样。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奉系里算士官出身派系，张学良拍板要改旗易帜、跟着南京那边走，这俩人心里一直拒绝合作，说白了就是不太服气。易帜那天，俩人干脆拒绝合影，等于当着全场的面把"我不赞成"写脸上了，你说说，如果你是主事人，你会怎么做？这搁职场里，相当于公司战略发布会你缺席，还发条朋友圈暗示不认同。

第二层，说话方式太扎人。杨宇霆老资格摆惯了，张口就叫张学良的小名，很多军政上的事自己就拍板了，事先不打招呼，完全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他辅佐老帅多年，习惯了那个位置上的语气，一时改不过来。可听在新掌门耳朵里，每个字都是刺。

第三层，也是最要命的，权在谁手上。常荫槐当时一头挑着黑龙江省长，一头挑着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手里资源不少，还琢磨着拉一支山林警备队。枪呢？杨宇霆直接从兵工厂调，这事没跟张学良报备。

到这儿性质就变了，观念不合能聊，态度冲能忍，可一支队伍、一批枪，绕开最高负责人就办完了，这已经不是脾气问题，是主权问题。打个比方，公司副总给分公司批了预算、还调了安保队伍，CEO是第二天听秘书说的，你品品这滋味，如果换成是你，你能忍受吗？

1929年1月10日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俩人一起，到了大帅府。

他们带着一份现成的人事安排：说白了就是想让张学良点头落笔，把中东铁路督办这个位置交给常荫槐来坐。中东铁路是什么位置？那是东北的命脉之一，这条线上随便一个岗位，都牵着日本人的神经。两个人一起来，方案都写好了，就等签字。

气氛到这里已经没法缓和了，张学良当时根本没签。随后下令，二人就在府里那间厅堂被处决，后来那间屋子被叫作老虎厅，这事被写进史书，叫"杨常事件"。

办完之后，他转头就对外把俩人的罪名摆到明面上，同时给两家人抚恤照发，家属该安抚的也安抚了。一手立威，一手收心，两步走得都挺快。

在多年以后，张学良成了白发老人，接受唐德刚等人采访时，反复提到这一夜，显然这一夜对于张学良来说，虽然过去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真正放下。他说，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杀了杨宇霆，他真的非常后悔！

他悔的理由特别具体，不是简单的忏悔。

杨宇霆跋扈，这没得洗。但他懂对日交涉，摸清东北的每一条脉络，是能帮着把局面按住的人。杨宇霆在世时，跟日本人来回过招，不少图谋被他挡了回去。他一死，关东军等于少了个最难缠的对手。

这个事件之后，张学良在东北的权威确实稳了。可另一面也跟着来了：老臣们心里都留了疙瘩，很多人不敢再当面讲真话。杨宇霆一手搭起来的交涉、军工那套体系，没人能完整接住。

等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他身边已经找不到一个既能跟日本人周旋、又通盘懂东北的人。很多决定，只能他自己拍脑袋，就和没头的苍蝇一样。你想想那种孤独，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做判断，身边连个能吵一架的明白人都没有！

1928年，年底那个节点，局面是真复杂。杨、常持续揽权，一次次试探底线！日本人又不断放风挑拨，暗示杨宇霆要取而代之。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坐在还没坐稳的位子上，手里是一副随时可能散架的摊子，他很难冷静算清风险。信息本身就是被对手搅浑过的，这锅不能完全扣他头上。

他当时真正怕的是：不用狠招，自己会被一点点架空，东北的局面会慢慢失控，到时候想收场都没办法控制。这个担心，在当时不是瞎想。

他后来想通的其实是另一件事：矛盾本可以用软禁、调走这类办法处理，不一定非要走到那一步。

手段选错了，不等于问题不存在，这才是那句"最悔"里最真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