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多尔衮39岁死在狩猎途中，2个月后却突然掘墓鞭尸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也就是公元1650年12月31日，摄政王多尔衮死在喀喇城，年仅39岁。

这位曾经率领清军入关、决定清朝政权走向的亲王，去世时仍然拥有远超普通宗室的政治权力。顺治皇帝为他举行了帝王规格的丧礼，追尊皇帝，赐予庙号成宗。朝廷对他的身后安排，几乎把他放到了开国皇帝的位置上。

两个月后，局面突然逆转。

顺治八年二月，朝廷宣布多尔衮生前犯有谋逆等罪，削去爵位，撤销庙享，抄没家产，甚至掘开坟墓，将遗体鞭笞。

一个死者的待遇，为什么能在短短两个月内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多尔衮的死亡也因此留下了疑问。清朝官方记录只记载他死于喀喇城，没有详细说明病因。后来史料中出现了患病、膝部受伤、太医用药不当等细节，现代研究者也曾专门考证他是否遭人谋害。

其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发表的《多尔衮死因考》。这篇研究对各种记载进行了比较，明确指出，目前材料不足以证明有人谋害多尔衮，通常所说的病逝仍然是更有依据的判断。

不过，事情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地方。多尔衮的身体状况、死亡过程与死后清算，究竟有哪些可以相互印证的联系？他的死亡是否改变了清朝最高权力的归属？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把死亡记录、宫廷政治和后来的翻案分开考察。

一、从身体欠安到突然病逝

多尔衮去世前，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

《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因病在边外行猎。这个细节很重要。清廷留下的记录已经承认他当时患病，出猎发生在身体不适期间。

沈阳故宫博物院2019年刊载的《多尔衮死因考》，专门讨论了这一段经历。文章提出，过去的研究往往只记载多尔衮病逝，没有仔细追查他患病的过程。由于多尔衮死前处在权力斗争的中心，后来有人把他的死亡与宫廷谋害联系起来，因而有必要重新核对史料。

这项研究的核心结论很明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多尔衮遭人谋害，病逝说仍然具有更充分的史料依据。

这项判断值得重视。它把讨论重新拉回史料本身。

多尔衮出生于1612年11月17日，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年轻时，他长期跟随皇太极征战，参与征服蒙古、进攻明朝和松锦战役。1636年，皇太极建立清朝，多尔衮受封和硕睿亲王。

他在军事上的地位逐年提高。1638年，他与岳托率军深入明朝腹地，取得一系列战果。松锦大战期间，他又承担前线统帅任务。到皇太极去世时，多尔衮已经拥有相当强的军事资源和政治影响力。

1643年，皇太极突然去世，继承问题立即成为清廷内部最紧迫的事情。

当时，多尔衮拥有正白旗力量，皇太极长子豪格得到两黄旗支持。双方都有争夺皇位的实力。最终，各方接受折中方案，立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这个安排决定了清朝此后数年的权力格局。

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进入北京。清朝由关外政权转为统治中原的王朝，他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顺治元年，他被尊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称号进一步变成皇父摄政王。

从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称谓变化背后是实际权力的扩大。顺治皇帝年幼，朝廷政务由多尔衮主持，军队调动、官员任免和重大政策都离不开他的决定。

多尔衮掌握了清初政权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他的权力来自皇帝的名义授权，也来自八旗军队的支持和入关战争积累的威望。

这几项条件结合起来，使他成为清初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二、狩猎前，他已经患病

多尔衮死前的身体情况，是研究死亡原因必须考察的部分。

《清世祖实录》顺治七年十一月的记载只有简短几字，说明他有病，随后到边外打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他死于喀喇城。

故宫博物院的多尔衮人物资料也采用病卒的记载，并明确标注了日期和地点。

不过，清代官方记录没有详细说明疾病名称，也没有完整记载临终诊疗过程。研究者要进一步还原情况，只能借助其他材料。

其中一条重要线索来自谈迁的《北游录》。

谈迁是明末清初的史学家。他长期关注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化，留下了大量关于清初政局的记录。他在《北游录》中谈到多尔衮膝部受伤和用药的情况。

记载大意是，多尔衮膝部有创伤，曾涂凉膏，太医傅胤祖认为这种处理方法不妥。后来围猎遇虎，多尔衮勉强射出三箭，已经难以支撑，随后召见英亲王阿济格交代后事。

这段材料给出了三个重要信息。

第一，多尔衮在出猎前已经有膝部创伤。

第二，他在围猎时身体状态不佳，射箭之后无法继续坚持。

第三，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曾召见阿济格，谈及身后之事。

谈迁的记载补充了官方记录没有说明的细节。不过，《北游录》并非太医的诊疗记录，也不是多尔衮身边工作人员留下的完整病历。它能够证明清初存在这样的记载，不能单独证明他究竟患了什么疾病。

这里还涉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多尔衮为什么身体已经不舒服，还要在十一月出塞狩猎？

后世有人认为，摄政王每天处理大量政务，南明政权尚未完全消灭，朝廷仍然有很多军事任务，此时出猎不符合一个最高决策者的身份。

这种评价有一定道理，但也要考虑清初满洲贵族的生活习惯。

骑射和狩猎在满洲贵族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既是军事训练，也是贵族展示身份、维持传统的重要活动。清朝入关以后，皇室仍然保留狩猎习惯，顺治皇帝本人也经常出猎。

多尔衮出猎并不属于反常的政治行为。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猎时已经患病。故宫博物院所载编年材料明确记录了这一点。出猎本身不能证明他身体健康，也不能据此推断有人安排了他的死亡。

另有《皇父多尔衮外出围猎日记》的相关记载，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用。该日记记下了多尔衮身体欠安、居家烦闷以及随后出行的情况。这为理解他的出猎提供了更具体的背景。

从现有材料看，他的出行与身体状况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一个已经患病的人，仍然参加长距离的边外活动，身体承受的负担自然增加。

这可以解释病情为什么可能恶化，却不能单独解释死亡的全部医学原因。

三、膝部受伤，太医是否真的误治？

多尔衮死亡过程中，争议最大的一环就是太医傅胤祖。

谈迁记载，傅胤祖曾认为多尔衮膝部创伤的处理方法不合适。后人据此提出一种解释，认为多尔衮原本身体就不好，膝部受伤后又没有得到妥善治疗，最终病情迅速恶化。

这套解释有一定依据，但必须把医学推测与历史事实分开。

17世纪的清廷已经有专门的太医院，也有负责皇室和宗室医疗的医官。不过，当时的医学知识还无法提供现代意义上的感染诊断和有效治疗。伤口处理、药物使用和病情判断都受到时代条件限制。

膝部创伤确实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伤口感染、持续炎症以及身体原有疾病，都可能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

但现在有人把这件事进一步解释成重金属药物中毒，甚至推断有人故意让太医使用有害药物。这就超出了现有材料能够证明的范围。

谈迁提到凉膏，却没有给出足以确认药物成分的完整配方。后来的文章有时将凉膏、金疮药混为一谈，还把铅、汞等成分直接安到多尔衮使用的药物上。这样的写法缺少可靠依据。

同样，现代医学也无法仅凭多尔衮的头晕、膝伤和突然死亡，确定他患有某一种心脑血管疾病。

后世研究者常用风疾解释他的长期健康问题。风疾是古代医学中的病名，具体对应什么现代疾病，仍需谨慎判断。将它直接等同于脑卒中或心绞痛，都不够严谨。

因此，多尔衮的死亡过程可以作出有限判断。

他在出猎前身体欠安，膝部存在创伤，围猎期间身体进一步不支，十二月初九在喀喇城去世。谈迁留下的记录补充了伤情和用药争议，官方记录确认了死亡日期。

这些材料能够支持病情恶化的解释。

它们没有提供毒药来源，也没有出现太医受人指使的直接证据。

那么，宫廷谋害的说法从哪里来？

答案与多尔衮死后的政治变化密切相关。

四、真正激烈的争斗发生在他死后

多尔衮活着的时候，清廷内部已经存在明显的权力矛盾。

最直接的对手之一，就是顺治皇帝。

福临六岁登基，直到多尔衮去世，才逐渐获得亲自处理朝政的机会。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皇帝的实际决策空间受到限制。

多尔衮在世时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待遇。

他先后使用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的称号，主持朝廷事务。许多重要决定由他直接作出，顺治皇帝很难形成独立的政治班底。

这套制度安排带有明显的临时性。

皇帝年幼时，摄政王替皇帝处理政务，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皇帝逐渐成年后，摄政王又必须面对权力交还的问题。

多尔衮没有在生前完成这一交接。

1648年，豪格从四川平定张献忠余部后回京，随后遭到拘禁，不久死于狱中。清廷对豪格的处置与多尔衮有直接关系。多尔衮后来又纳了豪格的妻子，这进一步加深了宗室内部的矛盾。

豪格的遭遇，使原本支持他的两黄旗贵族失去重要政治依靠。

济尔哈朗同样曾经受到多尔衮压制。他在1643年与多尔衮共同辅政，后来逐渐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之外。

这意味着，多尔衮去世时，朝廷内部已经存在一批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人。

但这只能说明他死后有人具备清算他的条件，不能说明这些人提前策划了他的死亡。

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

消息传到北京后，顺治皇帝按照极高规格安排丧礼。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份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诏书，记录了当时的决定。

诏书明确规定，多尔衮的丧仪合依帝礼。

朝廷追尊他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还亲自到郊外迎接灵柩，并举行祭奠。

这件事有明确的官方档案支持。

多尔衮去世以后，朝廷仍然给予他极高的政治待遇，说明当时顺治还需要顾及多尔衮留下的政治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尔衮死后，他的兄长阿济格也试图接掌原有的政治资源。

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曾经长期参与军事行动。他与多尔衮关系密切，也有自己的亲信和军事实力。

多尔衮去世后，阿济格的行动引起朝廷警惕。清廷很快对他采取措施，最终将其定罪，赐令自尽。

这里反映出一个实际问题。

多尔衮去世后，原本集中在摄政王手中的政治资源出现了重新分配的可能。阿济格试图利用兄长留下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地位，其他宗室和朝廷大臣也在寻找新的位置。

顺治皇帝必须尽快控制局面。

对一个刚刚摆脱摄政王控制的少年皇帝来说，任何可能形成第二个摄政中心的力量，都具有现实威胁。

这也是多尔衮死后政治清算迅速展开的重要背景。

五、两个月后，14条罪状改变了他的身后评价

顺治八年二月，多尔衮生前的政治行为遭到集中追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相关诏书介绍，苏克萨哈、詹岱等人首先告发多尔衮谋逆，随后济尔哈朗等宗室王公和大臣也参与揭发。

朝廷对多尔衮的指控涉及独断威权、排斥异己、僭越礼制和谋逆等内容。

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有意谋取皇位。

关于这一罪名，清廷曾公布多项所谓证据。

例如，多尔衮曾经制作带有八团龙纹的黄袍，要求近侍将有关衣物放入棺中。还有人指控他曾计划前往永平，召集人员另行安排驻地。

这些内容出现在多尔衮死后的告发和审查材料中。

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也有明显的证据局限。相关指控发生在多尔衮无法亲自回应的情况下，参与告发的人又与当时的权力调整存在利益关系。研究者不能把所有指控直接当成已经得到独立证明的事实。

尤其是黄袍一事，后来成为乾隆为多尔衮平反时重点讨论的证据。

顺治帝最终下令削去多尔衮的睿亲王爵位，撤销庙享，籍没家产，并追夺其母亲和妻子的封典。

多尔衮的坟墓也遭到破坏，遗体被掘出鞭笞。

这一惩罚非常严厉。

清廷还追究了多尔衮身边官员的责任。刚林、祁充格等人受到重罚，部分亲信被处死或囚禁。多尔衮原有的政治网络由此遭到瓦解。

顺治八年的这次清算，实际上完成了清初一次重要的权力重组。

两黄旗贵族重新获得影响力，济尔哈朗等宗室王公的政治地位上升，顺治皇帝也逐渐摆脱了摄政王留下的制度束缚。

对顺治来说，这场清算有明确的政治收益。

他可以借助谋逆罪名否定多尔衮的政治合法性，再以维护皇权的名义处置原有亲信。这样一来，原来依附摄政王的官员便失去了保护，朝廷也能重新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秩序。

不过，顺治的行动也有其限制。

多尔衮率军入关、定都北京的功绩无法抹去。清朝统治中原的过程中，他确实承担了极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责任。

朝廷可以剥夺他的封号，毁坏他的坟墓，却很难让满洲贵族忘记他的功劳。

这就为一百多年后的平反留下了空间。

六、1778年，乾隆为什么重新恢复多尔衮的名誉？

多尔衮被削爵、掘墓以后，这个案子并没有随着顺治朝结束而彻底定论。

康熙、雍正时期，清廷对多尔衮的评价仍然受到顺治朝定罪结果的影响。到了乾隆时期，情况发生变化。

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1778年，乾隆皇帝正式下令为多尔衮恢复名誉，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为忠，并允许其配享太庙。

这次平反的诏书留下了一段很有价值的历史判断。

乾隆认为，多尔衮率军入关、平定中原，功劳非常突出。他还对当年谋逆案件的证据提出质疑。

乾隆特别指出，多尔衮生前掌握兵权，如果真有谋反之意，完全可以在顺治年幼、自己权势最盛的时候采取行动。清廷却在他死后才以棺中藏有龙袍等事情认定他谋逆，这样的证据并不充分。

乾隆的这番话，实际上抓住了顺治八年案件的一个关键问题。

多尔衮在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确实拥有争夺皇位的机会。当时两黄旗和正白旗的力量都很重要，双方僵持之下，他最终接受了立福临为帝的方案。

此后多年，他逐渐扩大权力，甚至获得皇父摄政王的称号。

假如他确实想当皇帝，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通过棺中藏衣来证明自己的意图？

当然，乾隆的反问也不能直接证明多尔衮绝无谋逆之心。政治人物的真实打算很难仅凭一次选择判断。多尔衮当年的让位，既可能有避免内战的考虑，也可能是当时力量制衡下的现实选择。

乾隆平反的依据，还包括多尔衮在入关和统一战争中的贡献，以及顺治八年定罪时存在的政治背景。

这次平反同样服务于乾隆时代的政治需要。

乾隆时期，清朝统治已经稳定，皇帝没有必要继续借惩治多尔衮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恢复这位开国功臣的名誉，可以体现朝廷对历史功绩的承认，也有利于维护满洲宗室的整体荣誉。

从这个角度看，多尔衮死后的评价变化，实际上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

顺治时期，朝廷需要消除摄政王留下的政治影响，于是把他作为僭越皇权的典型加以惩处。

乾隆时期，清朝需要重新整理开国历史，承认多尔衮在入关和定鼎过程中的贡献，于是恢复他的爵位和祭祀待遇。

同一个人，在不同皇帝手中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也说明，清初关于多尔衮的定罪材料，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研究。

七、多尔衮之死，究竟有没有谋害？

回到最初的问题。

多尔衮39岁去世，究竟是正常病死、狩猎意外，还是有人趁机下手？

现有史料可以支持几个层次的判断。

首先，他死前已经患病。

《清世祖实录》明确记载他十一月有病而出猎。相关围猎日记也留下身体欠安的记录。这些材料能够说明，他在死亡之前已经出现健康问题。

其次，他的膝部确实有过创伤的记载。

谈迁《北游录》提到了凉膏和太医傅胤祖的意见。多尔衮围猎时勉强射出三箭，随后无法继续支撑。这段记载为他的死亡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再次，他去世时正处于清初权力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

顺治皇帝希望亲政，济尔哈朗等宗室贵族也有重新获得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多尔衮的突然去世，使原有的权力格局迅速瓦解。

这三个方面都能在史料中找到依据。

但它们之间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政敌希望多尔衮失势，不能证明政敌制造了他的死亡。太医的治疗受到后人质疑，也不能证明他接受了故意安排的错误治疗。多尔衮死后迅速遭到清算，更不能反过来证明他生前已经被人暗杀。

沈阳故宫博物院2019年刊载的《多尔衮死因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考证。文章比较了有关记载，最终认为谋害说不能成立。

这个判断比那些把坠马、用药和宫廷斗争直接拼接成暗杀故事的说法更有史料基础。

至于多尔衮具体患了什么疾病，现有材料还不足以给出确定答案。有人从头晕、风疾等记载推测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也有人关注膝部创伤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些都属于医学解释，不能冒充已经确认的诊断。

多尔衮去世时只有39岁，确实令人意外。

但他的生命并非在一个完全健康的状态下突然终止。长期征战、繁重政务、已有疾病以及最后一次出猎，都是理解死亡过程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至于有人暗中谋害，目前缺少足以成立的证据。

他的死亡给清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化。顺治皇帝得以亲政，原先依附多尔衮的政治集团遭到清洗，八旗贵族之间的力量也重新调整。

这场变化有明确的历史后果。

多尔衮一生最重要的政治选择，是在皇太极死后接受福临即位，自己以摄政王身份掌握国家大权。这个选择让他避免了当时可能发生的宗室内战，也让他在1644年入关后拥有了极大的施展空间。

后来，他的权力不断扩大，皇帝与摄政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处置豪格，又不断提高自己的名号和礼遇，给自己树立了更多对手。

这些政治行为决定了他死后缺乏稳定的保护力量。

1778年乾隆为他恢复名誉，说明清廷最终承认了他在开国过程中的贡献，也说明顺治年间的定罪并不能成为评价他一生的唯一依据。

多尔衮的死亡之谜，今天仍然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可以继续考证他的疾病、膝部创伤、临终记录和太医诊疗情况，但不能把史料没有记载的事情补成暗杀经过。

他在39岁时结束了生命。清廷随后用两个月改变了对他的评价，又在一百多年后恢复了他的爵位。

这两次变化都有明确的政治背景。

至于他的死因，现有证据更支持病逝，尚不足以证明谋害。历史研究需要保留这个边界。

参考资料

1. 《清世祖实录》，顺治七年、顺治八年相关记载。

2. 谈迁《北游录》，有关多尔衮膝部创伤及围猎的记载。

3. 沈阳故宫博物院学术文章《多尔衮死因考》，2019年6月。

4.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丧仪合依帝礼诏》。

5.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多尔衮传》。

6. 故宫博物院多尔衮人物资料及顺治朝大事年表。

1. 乾隆四十三年恢复睿亲王封号相关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