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40亿包！四天一碗成常态，为什么韩国人这么爱吃泡面？

一个总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的国家，一年吃掉四十多亿份泡面，这样的胃口是怎么养成的？韩国人对泡面的偏爱，究竟只是口味使然，还是背后藏着一段更沉重的历史？

韩国人爱吃泡面，几乎已是常识。按照较常引用的数据，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75.1份泡面；台湾人吃得也不算少，人均每年约36份，但和韩国相比仍差了一大截。若把四十多亿包泡面一字排开，那是一个相当惊人的画面。

放到更大的范围看，这个数字的分量更明显。2023年，中国一年大约吃掉422亿份方便面，总量当然远超韩国，但韩国人口规模小得多，人均七十多包的消费量，足以说明泡面在韩国人日常饮食中的地位。

那么，韩国泡面是从何时开始的？它的起点，竟与战后人们排队购买的“猪食粥”有关。

要理解这段历史，得先从泡面的发源地日本说起。二战刚结束那几年，日本粮食紧张，美国把大量积压的小麦成船运往日本。

1958年，日本做出了“鸡汤拉面”，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开吃，省事、省钱，还顶饱。这种新食品后来跨过海峡，在朝鲜半岛找到了更迫切的需求。

把泡面从日本引进韩国的人，是三养食品的创办人全仲润。他1919年出生于江原道铁原，当时朝鲜半岛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江原道出身”这个细节看似不起眼，几十年后却会在三养最危急的时刻再次发挥作用，成为这家企业命运转折的关键一环。

江原道并不是富裕地区，但全仲润家境尚可，有机会读书，后来毕业于位于今天首尔的善邻商业学校，进入朝鲜总督府递信局保险科工作。递信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邮局。可以说，即使在日据时期，他也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人生起点并不算低。

韩国光复后，全仲润与他人创办了东方生命保险公司并担任副社长，后来又出任第一生命的社长。从履历看，他是一位在金融保险业颇有成就的人物，前途相当稳定。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偏偏要放下熟悉的行业，转身投入当时在韩国几乎无人知晓的泡面产业？

转折发生在1961年。那时韩战结束还不算太久，在首尔南大门市场，全仲润看到许多人排队吃一种叫“咕噜咕噜粥”的东西。

“咕噜咕噜”是韩国人对猪叫声比较可爱的说法，这种粥原本指的是喂猪的食物。厨余通常不会直接拿去喂猪，而是先煮过再喂，可当时不少韩国人吃的正是这种东西。

这些厨余来自美军部队。美军吃剩的食物被人捡回来，煮成一大锅粥，不是拿去喂猪，而是卖给普通人，大家付钱买来吃。

因为原料本就是厨余，粥里什么都可能有：口香糖、烟蒂、果皮，甚至更令人反胃的东西。但在当时的韩国，这样一碗粥已经算是难得的营养来源。

今天听来难以想象，可对不少韩国家庭来说，这是父母那一代真实的成长记忆，说起来不免令人鼻酸。全仲润看到民众排着长队，只为吃上一碗这样的粥，内心非常沉痛。他想起自己从事保险业时到日本出差，曾经吃过泡面，这种食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泡面原料便宜、成本低，又能填饱肚子，如果能让普通百姓吃上，或许可以改善这种令人心酸的状况。于是，全仲润毅然决定投入泡面产业。一位保险公司的社长转身做面，在旁人看来颇为意外，但他的出发点很朴素：让人们吃上比“猪食粥”体面得多的一餐。

问题在于，当时韩国完全没有相关技术，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泡面是什么。全仲润只好前往日本取经。他找到的是明星食品，创办人是奥井清澄。

他或许有些人脉，通过关系见到对方后便开始“死缠烂打”，据说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去拜访，不断恳求，最终打动了对方。

奥井清澄把制面技术传授给了全仲润。可学到技术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题紧接着出现：要建工厂，就必须从日本购入制面机器，而这些设备价格昂贵，全仲润手头的资金根本不够。当时的韩国百废待兴，民间几乎找不到可以支撑这样一笔投资的资金来源。

走投无路之际，他把目光投向了政府。当时韩国总统是朴正熙，而朴正熙身边有一位极受信任的心腹金钟泌，有点像朴正熙身边“诸葛亮”式的军师人物。

全仲润找的正是他。事后看来，这一步找对了人，也为韩国泡面的起步打开了最关键的一道门。

金钟泌当时担任中央情报部长。韩国电影《南山的部长们》讲的就是中央情报部的故事，它的角色有点类似台湾的国安局。

那时的金钟泌在韩国地位极为崇高，连总统都未必能完全压制他。能得到这样一位人物的支持，事情就有了很大的转机。

全仲润见到金钟泌后，没有长篇大论，而是亲手煮了一碗泡面请他品尝。金钟泌吃完大为惊艳，认为这东西一定要做。

他判断这件事大有可为，便出面牵线，让全仲润得以向政府贷款5万美元。这个数字今天听来或许不算多，但对当时的韩国来说，堪称一笔天文数字。

拿到这笔款项后，全仲润开始建厂生产。1963年，三养推出了韩国第一包方便面。

新事物起初未必立刻被接受，但很多人尝过之后发现味道不错，三养拉面这才真正卖开。从此，这种用热水一泡就能吃的食物，迅速走进了韩国普通家庭的餐桌。

整个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三养拉面稳坐韩国泡面市场第一。据说在鼎盛时期，三养的泡面产量相当于韩国忠清道全境的稻米产量。

这个对比说明，当时许多韩国人基本上把泡面当成了主食。它不只是方便食品，更在粮食紧张的年代承担了填饱肚子的重任。

市场这么大，自然有很多企业想来分一杯羹。到了七十年代，竞争对手陆续登场，但据说它们一直赢不了三养，直到农心出现。

农心接连推出海鲜面、炸酱面等重口味产品，1986年又推出辛拉面，火候终于到了。如今很多人对韩国泡面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辛拉面。

除了辛拉面，安城汤面也是农心的产品；那款面条很粗、台湾似乎译作“乌龙面”的产品，以及韩国炸酱泡面的开创品牌，同样出自农心。如今在便利店货架上第一眼看到的那一抹红色，其实是几十年积累出来的品牌符号。韩国泡面市场如今排名第二的则是不倒翁。

随着明星产品接连出现，农心成为第一，三养退居第二。到1980年代，两者差距已经相当悬殊：农心市占率达到58%，三养只有19.9%。曾经独霸市场的开创者，在短短十几年里被后来者全面超越，而对三养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989年，“工业用牛脂事件”爆发。据说一名匿名举报者爆料，称三养食品和其他几家公司使用的牛油并非食用级，而是工业用牛油。韩国民众听闻后十分错愕，无法接受工业用原料被拿来制作人吃的食物，泡面销量随之大幅下滑，整个行业都受到了冲击。

在这场风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正是三养。原因在于，并非所有泡面公司都使用牛油，有些用棕榈油，有些用牛油，三养恰好用的是牛油，而农心用的是棕榈油。

事件持续发酵，三养一度濒临倒闭。官司拖了整整8年，韩国最高法院，也就是韩国所称的“大法院”，最终判定三养无罪。

然而，判决来得太晚。消费者早已听过相关指控，印象难以扭转；与此同时，韩国社会逐渐富裕，人们开始重视健康，“动物油似乎不太健康”的观念也慢慢形成。

即使最终无罪，许多人仍不敢再吃三养的泡面。从那以后，三养一蹶不振，元气大伤。

就在三养快撑不下去时，全仲润的江原道出身再次发挥了作用。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同样出身江原道，虽然与全仲润并非同一地区，却有同乡渊源；而全仲润又与郑周永的弟弟郑世永是好友。

最终，现代集团出资救下了三养。人脉与乡谊，有时就在关键时刻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

回头看，韩国人爱吃泡面，并不只是因为它方便好吃。从南大门市场排队吃“咕噜咕噜粥”的人群，到靠泡面缓解粮食压力，再到农心崛起、牛脂风波与企业救援，三养的起落折射出韩国从战后贫困走向富裕的历程。

一年四十多亿包的消费量背后，是一代人的饥饿记忆，也是一个国家几十年的饮食变迁。